这都说明，在成帝以后的西汉时期，原始道经的信奉者们已逐渐干政，希望通过汉朝的“更受命”来解决他们认为即将发生的终末危机。这种思想，到东汉时期不仅更为流行，而且成为原始道教形成的主要思想动力。当力图通过干政而解决终末危机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以后，原始道教信徒们开始了取而代之的努力。
　　《后汉书·方术列传》中列举的几十位重要人物中，明显与原始道教思想有关或者本身就是道教高士的人物，所占比例最大。其中与皇帝有较深往来关系或被重用、有较大成就者如许杨（注：许杨是一位通晓水利地质学的方士。《后汉书·方术列传》：“汝南旧有鸿＠①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奏毁败之。
　　建武（光武帝刘秀开国年号，25～56年）中，太守邓晨欲修复其功。闻杨晓水脉，召与议之。……署杨为都水掾，使典其事。杨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樊英、许曼、董扶（注：其事迹见下文。）、左慈、解奴辜、张貂，有著名医学家如郭玉（注：《后汉书·方术列传·郭玉》：“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华佗（注：《后汉书·方术列传·华佗》：“精于方药”，“针灸不过数处”，发明“麻沸散”作为麻醉剂进行外科手术，发明“肠吻合”手术、蛔虫驱除术、“五禽戏”导引术等等。这些发明均是对世界医学史的重大贡献。），养生家泠寿光、唐虞、鲁女生、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气功家徐登、王真、郝孟节等等。这些高士无论对东汉社会还是皇帝均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侍中董扶、太常刘焉于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出离京师、 同赴益州一事，亦颇耐人寻味。按《后汉书·方术列传·董扶传》：“灵帝时，大将军何进荐扶，征拜侍中，甚见器重。扶私谓太常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信之，遂求出为益州牧，扶亦为蜀郡属国都尉，相与入蜀。去后一岁，帝崩，天下大乱，乃去官还家。”董扶或与中常侍封＠⑦、徐奉、张让等人一样，均属灵帝时名臣刘陶上疏中所谓“鸟声兽心，私共鸣呼”的一类人物，他们最知汉祚之将尽。《刘陶传》说：“时，巨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陶与奉车都尉松、议郎袁贡另名上疏言之，曰：‘……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觇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鸣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


　　当初董扶向刘焉示以“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实即劝其尽快离开朝廷，谋求自存自立。这就使刘焉与各地道教起义势力一起在客观上形成与朝廷对峙的格局，从而在事实上使道教在偏远的益州拥有地方势力。再进一步地说，则刘焉亦颇有可能信道，仔细分析其政治行为和有关史料，可见其蛛丝马迹。《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五十二》：“初平二年（公元191年）。 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客居於蜀。鲁母以鬼道常往来焉家，焉乃以鲁为督义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与合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杀害汉使。”可见曾在朝廷任太常的刘焉，出任益州牧之后，对已经与皇帝形成敌对关系的道教，不但没有任何抵制态度，反而与其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综观这一时期的汉代社会和政治历史，不难发现，从民间到宫廷，道教活动已具相当规模。“天灾生，人杰出。”（注：东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八月十三日砖铭文字。见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卷一，12页，北京，中国书店1991。）这块汉砖铭文，虽仅六字，却淋漓尽致地向我们揭示出当时社会强烈的危机意识。汉朝皇帝不能按照原始道教的要求进行应天改元，使道教徒自己产生更强烈的使命意识。他们一改过去宣扬的“洪水将出”的末世论预言，而进一步提出了蕴涵强烈救世意义的“黄天”预言，为民众获得拯救提供了系统的宗教化政治思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注：《后汉书·皇甫嵩传》。）这一谶语的提出，就是明证。


　　黄巾起义正式爆发前，太平道用这种神学思想一直在民众中潜行传播，大造“黄”德将兴、太平将至的舆论，而以“甲子”年为期。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灵帝时期，太平道的活动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除了宫廷里的内应人物（如封＠⑦、徐奉、张让等人）、分化朝官并使其与道教建立密切关系（如董扶劝出刘焉而与张鲁、张修等密切合作）外，在各地已形成了主要是以张氏为首的尚黄的道教系统（注：关于原始道教多以“张”姓为首的现象，参见拙文《原始道教三题》，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6）。）：
　　（1）熹平二年（173年）三月一日，天卒（注：按所谓“天卒”即“鬼卒”，为蜀地早期天师道中初学道者之称。《三国志》卷八《张鲁传》：“鲁遂居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鬼兵胡九□□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盟）生（注：按所谓“萌（盟）生”，即后来的“ｌù＠⑧生”，为张陵一系“正一盟威之道”的信徒。下文出现的赵广等“萌（盟）生”皆“（诣）受《微经》十二卷”之说，证明当时的“萌（盟）生”，乃是以正式受《微经》十二卷为标志。考《正一法文天师教诫科经·大道家令戒》：“汉世既定，末嗣纵横，民人趣利，强弱忿争，道伤民命，一去难还。故使天授气治民，曰‘新出老君’。言鬼者何人？但畏鬼，不信道。故老授与张道陵为天师，至尊至神，而乃为人之师。汝曹辈足可知之，为尊于天地也。……道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于蜀郡临邛县渠停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与《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分布玄、元、始气治民。”）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诣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注：洪适：《米巫祭酒张普题字》，载《隶续》，卷三。此题字的发现地，在今四川省洪雅县境。）
　　（2）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 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于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注：《后汉书·五行志》。）


　　（3）熹平（172～177年）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
　　（4）光和（178～183年）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 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注：以上见《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
　　（5）光和中，国皇星东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状，十余日不见。占曰：“国皇星为内乱，外内有兵丧。”其后黄巾贼张角烧州郡，朝廷遣将讨平，斩首十余万级。（注：《后汉书·天文志》下。）
　　（6）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注：《后汉书·灵帝纪》。）
　　这些史料都表明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前，经历了在民间进行长期的（至少十余年）隐伏传道的过程，许多人为其所化。并且，张角发动民众的传道活动，“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注：《资治通鉴》，卷五八，《汉纪五十·孝灵皇帝中》。）。


　　实际上，张角及其信徒们，确如《后汉书·杨赐列传》中刘陶所言，是“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四方安静”的状态，只能表明他们鉴于当时的形势而改变了策略，转入了潜伏发展状态，在从民间到皇宫的各阶层中进行更为深广的传教活动。这种长期的民间传教活动，终于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为黄巾起义积累了力量。
　　综上所述，基于其终末论思想，东汉道教经历了从试图影响帝政到谋求取而代之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整个过程之中，原始道教以灾异论为基础的“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以及“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注：《汉书·李寻传》。）之类的末世信仰，始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