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德国的真正目的是学习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但最初由于语言和经济的问题，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投入哲学研究。随着那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我便能安心地走向思想之途了。
在国内数年，我学习了哲学和文学，尤其是西方的哲学和文学。但我始终感到，国内的哲学研究始终是隔靴搔痒，抓不住要害。说得更明白一点，在中国很难学到地道的西方哲学。这曾使我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危机。
在德国的最初的日子里，思想的危机不仅没有被克服，反到加剧了。这是因为语言世界的转换所形成的。我们在中国还可以用汉语思考西方哲学问题，因此这种危机仍然被汉语表达的惯常性和自明性所遮盖。但是德语的陌生性和它所独特具有的西方的思维却敞开了一个为汉语所不能覆盖的维度。不仅语词是它样的（有些语词在汉语中根本找不出对等的），而且语法也是根本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一些看起来同样或者近似的语词在汉语和德语中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于是思想的危机便到达了一个极限，它迫使人自身改变自身的思想。例如，我们所说的“哲学”，“理性”和“思想”这些字眼都必须使用新的意义，也就是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后现代所形成的历史意义。
当然最根本的不是语词的意义问题，而是思维自身的问题，亦即如何思考。我们中国传统的思维是自然思维和历史思维，现代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进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一传统，相反中国人对于西学的介绍和阐释始终基于自身的解释学先见。但是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先见的自身边界的划分，并指出哪些它是可以看到的，哪些是不可以看到的，最后促成中国先见的改变和视野的扩大。所以问题必须回到中国思维的自然性和历史性。中国思维始终设定了思想之外的自然的优先性。它表现为三个方面：1，存在。在天地人的结构中，天地亦即自然对于人具有绝对的规定性。2，思想。人首先从自然中思索出尺度，然后将此尺度给予人。3，语言。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给汉语的文本表达的自然性一现实的基础。在具体的文本表达中，人们先描写自然，再描写人，如同诗歌中的先写景再抒情。基于这种思维的自然性，中国思想也发展了其历史性特征。所谓思想的历史成为了注经的历史，而注经自身则演变为历史的叙述。
人们必须追问思想的自然性和历史性特征。黑格尔曾直接地指出，中国的思想是沉醉于自然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并没有达到思想自身。另外他强调哲学不是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叙述并不关涉于思想自身的展开。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自然和历史思维实际上遗忘了思想本身，这通过它将思想移交给了自然。但是自然为何具有其规定性？对此中国思想从来没有追问过。人们只是假定了自然的自明性。然而这种所谓的自明性却具有无限的幽暗性。因此中国思想必须追问自然。这又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思想必须追问思想自身。对于思想自身的追问已经由西方哲学的传统提出，因为西方意义的哲学就是理性的事业，而所谓理性就是纯粹思想。因此第一哲学亦即形而上学成为了纯粹思想的表达。如果哲学作为纯粹思想的话，那么它便区分于自然和历史的思想。它成为概念，并实现于逻辑。
因此对于一个在西方学习哲学的中国人来说，所谓思想的改变就是从中国的自然和历史思维走向思想本身。当然这种改变是痛苦的，因为思想要与自身相分离并成为它所尚未是的。
那么思想的改变如何发生呢？这只能通过对于思想的学习。当然学习思想唯有学习那已思想的。这已思想的正是哲学史。西方已思想的就是西方哲学史。
在德国的六年半时间，我系统地学习了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西方哲学。对于德国大学的哲学学习而言，所谓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点不同于英美大学的惯例，也不同于中国大学的做法。我们中国大学的哲学课程有太多的概论，太多的原理，它们实际上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玄谈，与真正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人们读完哲学课程，仍然不知道什么是思想自身和如何进入思想自身。与之相反，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哲学原理或概论之类的课程，它引导学生学习哲学就是将学生引导到哲学史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