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大臣汲黯曾经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武帝的品格，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场品格。盖国家的政策与所尊崇的理论发生矛盾，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官场风气在所难免。西汉政权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则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执政之前，西汉的政治渐趋稳定。而经过大约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社会生产力也已完全恢复。然而，富者恃财骄横而无顾忌，宗室、贵戚和官僚也争相奢侈，日甚一日。故汉武帝虽承盛世，却也处于由盛而衰的当口。武帝初即位，即接受了儒生们向他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议。
　　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武帝奉行的却是法家的学说。他下令实行一种叫“告缗”的财产税，把那些为逃避征税而隐瞒财产的人搞得倾家荡产。他对盐、铁等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和商业实行官营，使工商业利润都流入国库。这种治国政策和治国理论上的矛盾，终于在西汉的官僚阶层中，产生了一批将儒学作为嘴边装饰的人物，张口闭口都是空话、套话、假话。


　　说一套做一套的风气从何而来
　　大臣汲黯曾经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武帝的品格，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场品格。公孙弘和张汤的为人处世，正是当时官场品格的写照。盖国家的政策与所尊崇的理论发生矛盾，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官场风气在所难免。
　　武帝时的公孙弘，因以儒学“对策”而受到武帝的欣赏，从此平步青云。公孙弘是吏员出身，对于如何处理公务，是非常在行的，但明明是按通常的程序和原则处理公务，他总是要引用儒家经典为依据，以迎合武帝空谈儒学的嗜好。公孙弘对武帝穷奢极欲的性格看得很透。他宣称做皇帝最怕“不广大”，以迎合武帝的好大喜功。他有时也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却绝不坚持，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敢于讲真话。
　　他还很会为同僚设陷阱，明明与大臣约好了一起向武帝进谏，到时候却一切迎合武帝旨意。有一次汲黯当场揭露并斥责他的这种行为。武帝追问怎么回事，公孙弘委屈地对武帝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这是出于忠心，不了解我的人才会觉得我不忠。”
　　身为宰相，公孙弘自奉俭节，吃得很一般，盖的是布被，俸禄都分给朋友，家无余财。汲黯指责他的这种节俭是沽名钓誉，公孙弘也不否认。武帝不但不追究，反而很欣赏他面对指责时所表现出来的儒者谦让之风。其实，公孙弘是个“外宽内忌”的人物。凡是与他有过节的人，他表面上对人家很和气，暗地里却寻机加害。董仲舒对公孙弘阿谀逢迎的腔调很鄙视。武帝的兄长胶西王性格暴戾，朝廷任命的几任胶西相都被他杀害了。公孙弘就建议武帝任命董仲舒为胶西相，想借胶西王之手把董仲舒杀掉。
　　酷吏张汤由于善于迎合，从一个刀笔吏，一直做到廷尉。他判案，总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重判轻判都事先窥得武帝的心思。因为武帝提倡儒学，张汤审理重大案件时，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的判决符合儒家的教义。他甚至请来研习儒学的博士，为他的判决引经据典。他多用凶狠之辈为爪牙，却又喜欢结交儒生。廷尉府判决的案子，武帝认为好的，张汤总是说手下某某人建议如何，才使案子这样判了。如果案子判得有问题，武帝不满意，张汤就说是自己没有采用手下某某人的建议，把案子办坏了。他这样推功于人，诿过于己，就是要让武帝觉得他为人宽大忠厚，有儒者气象。


　　披着儒学这张“羊皮”的狼
　　元帝的时候，有位叫诸葛丰的人说：“如今天下之大，却已找不到能够为了气节、正义而献身的臣子，大家都是在相互讨好，以利益相迎合，心中只有一家一姓的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兴亡。”他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早就出现了。武帝“独尊儒术”数十年，用了多少儒生！但是，临终时像托孤这样的绝顶大事，武帝却一个儒生都不用。可见他最后已经认识到儒生的虚伪面目，他们身披着儒学这张“羊皮”，暗地里却嘶嘶地呼出狼的气息。
　　元帝时的匡衡，以研习《诗经》而为大儒。元帝即位后，匡衡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丞相。匡衡正面的话讲得很多，只要论及治国的大道理，他都依据儒家经义而高谈阔论。但是，对于权势，匡衡是极其谄媚的。宦官中书令石显，深得元帝宠幸，匡衡对他从来都是惟命是从，“不敢失其意”。


　　元帝死，成帝即位。成帝为太子时，石显护佑有功，但成帝并不领情，还是将他调任他职。匡衡做过成帝的老师，颇得成帝宠幸，见石显大势已去，遂与大臣一起上书，历数石显及其党羽的“旧恶”。但一个叫王尊的大臣，却上书弹劾匡衡等人，说他们身为大臣，之前明知石显等人的罪行，却一味地曲意迎合；现在不仅不能检讨自己的不忠，还要宣扬先帝任用那些倾覆小人的过错，有失做臣子的基本操守。匡衡见状，则以退为进，交还相侯印绶，再三请求回乡养老。成帝对匡衡则始终慰留，连他的两个儿子犯法，也仍让他稳坐相位。后来法司又揭露匡衡曾唆使亲信篡改计簿，将四百余顷田亩划入自己的封地。
　　想当初，元帝即位，匡衡即上书，说贪财贱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已成为天下风气；人们为利益所驱使，连最基本的纲纪人伦都不顾了。他建议元帝以身作则，弘扬道德于京师，使天下起而效法，“大变其俗”。他说得是那样的振振有辞，背地里却干出这种“专地盗土”的勾当，可见他自己就是那种“贪财贱义”之人。


　　王莽：谄媚天下的“道德楷模”
　　汉朝的问题很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再就是地方官普遍作奸犯科，与豪强勾结，为霸一方。而朝廷之上，则是外戚专权。但是，对这些问题，以儒学为官者，绝大多数都不敢正视，而为虎作伥者更不在少数。汉宣帝曾就此说道：“俗儒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实际，而一味地是古非今，满口经义，不懂得什么才是必须遵循的根本，哪里能派得上用场。”然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毕竟使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从那时起，西汉的读书人，便于儒学的“禄利之路”上，一路狂奔不止，说一套做一套成为时代风气。
　　宣帝时的陈万年，为人谦让平和，表面上私德不错，却不惜倾家贿赂外戚，而且很懂得怎样讨好人和讨好谁。他官至御史大夫，临死前把他的儿子叫到跟前，大加“教戒”。他的儿子听得不耐烦，说：“您说的我都听懂了，主要就是要我知道怎样献媚奉承。”这样的官场风气让后来篡夺了西汉皇位的王莽如鱼得水。王莽是媚天下之人，是那种把天下公认的美德都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他的孝悌忠信、勤谨恭敬、廉洁节俭和乐善好施，都是切切实实地做出来的。更何况他还博学好儒，举手投足俨然儒者风范。他官做得越大，对自己的约束越严，待人也越谦卑。而深厚的家族背景和难得的“孤贫”身世，更使他得天独厚。在一个讲究势力的时代，他恰恰来自最有势力的家族。在一个讲究道德的时代，他个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以及“孤贫”的身世，都使他区别于家族中的那些纨绔子弟，因而备受道德上的赞扬。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王莽的确很虚伪。他为自己买了侍婢，被人知道了，即说这个侍婢能生儿子，他是为尚无子嗣的后将军朱子元买的。身为大司马，王莽的妻子穿的长裙只遮到膝盖，被人误认为是他家的僮仆。而当时一般人家，妇女都是长裙曳地的。遥想当年公孙弘，身为丞相封侯，却盖着布被，就被汲黯指斥为沽名钓誉，自己也不敢否认。
　　如今，却不再有人用同样的言辞来指斥王莽。在一路由“安汉公”而“假皇帝”，由“假皇帝”而“真皇帝”的过程中，王莽的一切，都被赋予一种道德色彩。在终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王莽亲自搀着汉朝最后一位皇太子唏嘘流泪，说周公辅政，最终把天子的权力归还给成王；而自己却迫于“天命”，不敢不取而代之。他哀叹了很久，才让人将皇太子抱下殿，向自己称臣，封为定安公。满朝公卿大臣，没有人对王莽这种虚伪的表演表示厌恶。
　　在这种情况下，虚伪以及对于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反而成为那个时代官场道德的一部分。西汉之所以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悲剧的酿成，则由空言教化所造成的虚伪以及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