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里，儒、道两家最盛，对后世影响也大。儒家是入世的哲学，道家讲究出世，表现出的是绝然不同的两种世界观。而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上向来不那么单纯，不爱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天生般的包容性使中国人的人格构成变得复杂有趣。就拿儒道两家来说，虽则迥异，却能够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比如，诸葛亮积极入世的态度是儒家的，他的军事、政治作为体现最多的也是儒家思想。但这个人却喜欢标榜自己的道家风范，喜欢峨冠鹤裳，借东风时更是身披道衣，跣足散发，一副道家打扮，手法也是道家那一套。这属于在儒家方面成功后有意表现一些道家的出世态度，显得格调清奇，少些世俗，骨子里却是儒家的东西；陶渊明又是一个特例，他同时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年轻时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却没有诸葛亮那么幸运，辗转流离做了不少的小官吏，这哪里能满足他的志向？所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仍以怀才不得志的心境弃官回家种豆了，过起道家的生活来。陶渊明以儒家失败，而以道家名世。  

于丹说“儒家思想传承下来，使我们历史上又出现了很多内心富足的君子”，以她最擅长的讲故事的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方法上无所谓对错，但她举了一个极其不恰当的例子。她拉出了陶渊明，给陶渊明戴了一顶儒家思想的传承者的帽子，并封为“内心富足的君子”。  

但陶渊明是这样一个人吗？  

于丹推崇的是弃官后“躬耕自资”时陶渊明，我们就先看陶渊明的弃官。陶渊明自以为具有“大济苍生”之才，却屡屡以小官加身，起郁闷心情可知，尤其看到比自己才学能力小的人都有比自己官做得大的，心里自然很不平衡。他最后的弃官，就是这种不平衡心理的一次爆发。当时的陶渊明正做着他根本看不上的彭泽令的小官，偏偏上级来视察，属吏提醒他“当束带迎之”。他留了句“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就授印而去。  

从这一作为来看，这时候的陶渊明身上已经没有了儒家的影子。如果孔子处理这件事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论语》记载，孔子“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见了当官的就会表现出庄重的表情以表示尊重；还记载孔子“式负版者”，“式”通“轼”，这里是动词，就是做在车上手扶扶手正立以表示敬重。对谁敬重呢？“负版者”，背着文书的人，不过是个一般的公务员罢了。孔子平时遇见国家工作人员还要表示出敬重，更不要说上级来视察了，他肯定不用秘书提醒就“束带迎之”去了。而陶渊明的表现恰恰是对儒家这一思想的放弃和颠覆。  

而“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这句话至少隐含着两种情绪。“乡里小儿”的说法，显然是看不起这个来视察的官员，这与讲究等级观念的孔子大相异趣；“五十斗米”，流露出对自己官职微小的不满。而孔子是不会在意官职大小的，孔子说：“苟富且贵，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能够得到符合道义的富贵，即便做个“执鞭之士”，我也是可以的。“执鞭之士”通常有两种说法， 一是下等的管理者，犹如今天的城管，一是赶车的人。而陶渊明追求的是大有作为，根本看不上这些下等官吏的，还哪里有儒家的影子呢？  

陶渊明被后世推崇的是弃官后“性本爱丘山”式的境界，这时候的陶渊明内心已经完成了从入世的儒家向出世的道家的彻底转变。孟浩然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赏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后世推崇的是成为十足的隐士的陶渊明。《论语》中记载了很多孔子遭遇隐士的故事，几乎所有隐士都对孔子持否定甚至讽刺的态度。  

《论语•微子篇第十八》：“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避）之，不得与之言。”这位隐士从孔子车子旁边经过的时候高声唱起来：“凤鸟啊，凤鸟！为何德性如此衰颓？你过去做过的事不能改变，将来的事你还来得及改正啊。算了吧，算了吧，如今从政者都是岌岌可危啊！”这个隐士讽刺孔子不识时务，并且有所劝慰。孔子想下车聊几句，人家疾步走开，理都不理了；这一篇里还记载孔子让子路向长沮、桀溺打听津口所在，长沮讽刺说：“孔先生连‘大道’都知道，应该很清楚小小的码头在哪里吧！”桀溺也不正经回答，还劝子路别跟孔子这样的人瞎混；而还有一位隐士则直接讽刺孔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  

可见这些与陶渊明志趣相投的隐士们对孔子本人和他的学说的态度，而孔子则对这些人很尊重，甚至也表露过隐居的心思，但他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假若天下有道，我孔丘怎么会费心来改变它！”这正是儒家的社会使命感。孔子理解隐士，但隐士很不认可孔子，这是历史事实。如果孔子遇见陶渊明，估计还不会得到什么好脸色。拿道家人物来证明儒家思想，如果不是于丹不了解陶渊明，那就是不了解孔子。而于丹生硬地把陶渊明拉来，本意是想让陶渊明对孔子表示声援的，没想到陶渊明却狠狠地打了孔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尽管孔子和陶渊明在人生哲学观点和实践上大不相同，但两个人却是难兄难弟，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前半生，陶渊明和孔子一样追求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但都以失败、失望乃至绝望而告终；后半生，孔子则回到鲁国做学问教学生，还在鲁国“中央顾问委员会”挂了个虚职，实际上已经远离政治，也算是一种隐居的方式吧。所不同的是陶渊明选择的隐居田园，而孔子则是“大隐隐于市”。  

或许是于丹看到了这一点，才为《论语》选择了陶渊明这个极其不恰当甚至具有副作用的代言人。更为莫名其妙的是，于丹牵手陶渊明，竟然是用他来解说“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陶渊明后半生的生计都成问题，贫则贫矣，何乐之有？陶渊明最终还是在贫困的煎熬及郁郁不得志中忧愤而死；富未曾富过，如果当小官吏时算做“富”，那他拂袖而去的做派也谈不上“好礼”。于丹所谓的“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陶渊明是一点也搭不上茬儿的。或许“我们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内心富足的君子”。但即便让孔子来验证，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肯定也不是其中之一。  

有一次，我十岁的儿子在看《百家讲坛》，忽然以讥讽的口吻问我：“爸爸，这个女的讲的这个故事跟她要说的道理有什么关系啊？”我当时是笑了一下，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不禁又笑了一下。而这样的笑料在《于丹<论语>心得》里并非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