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温州一位老板因超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101万元，首次突破百万纪录。之后，这个纪录屡屡被刷新。近日，瑞安市塘下镇有对陈姓夫妇，因非法生育第二胎，被瑞安市计生局罚了130万元，创下了温州征收社会抚养费之最。(5月30日《都市时报》)
　　超生，以前是越穷越生，现在已然成了富人能玩得起的游戏。赵大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中的情节，早已作古。本来，违法超生，剔除不可抗原因，防止出生为第一追求。但是，如今违法所生，有哪一个是在无法查证的情况下超生的？甚至，只要手握票子，就可以在执法者眼皮底下堂堂正正地生！既然收取社会抚养费是明文规定，又最经济最简单，当然首选！但这正是普通公众的愤怒所在。
　　其一，贫富惩罚不公。对于普通人的超生，几万元的超生成本，可能就使得一个家庭陷入生存窘境而“自愿守法”，但对像陈姓夫妇这样的富人而言，即便罚款130万元，或许根本不算什么。财富占有无法求取公平，但用钱就可以很轻松地打通生死界限，有钱就能享受法外开恩，用钱赎购法律尊严。以法律之名亵渎法律，以公平之名损毁公平，这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公平？其二，罚款去向不明。既然是社会抚养费，就理当被严格管理，既要收得有依据，还要花得看得见，更要花得是地方。有报道说，去年我国31个内陆省市总征收社会抚养费为279亿元。当然富人“贡献最大”。如此巨额费用，在许多地方却“去向成谜”。社会上还有那么多学习生活条件艰苦的儿童亟待救助；那么多孩子吃不上一只鸡蛋，乃至嗷嗷待哺；校车安全问题依然牵动着国人的心……如果这笔抚养费直接让全国儿童受益，人们的质疑之声还会如此强烈吗？人们当然更想弄清真相：这些钱到底“抚养”了谁？是被随意花掉了？是被当做“三公消费”的资金挥霍掉了？还是进了某些人家的小金库，抑或直接进了个人腰包？其三，执行政策走偏。理论上说，收取社会抚养费之目的，一为惩戒，二为警示，但如今，你超生我罚款，乃至干脆坐等收钱。以执行政策之名，行为部门谋利之实。当“罚款经济”成为一种“创收”手段，违法超生的不合法就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也便为人们尤其是富人超生洞开了方便之门。“瑞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现象较为严重”，答案正在这里。而罚款数额一旦成了橡皮泥，也必然为腐败留下了空间。
　　然，这一顽疾并非不治之症。药方有三。其一，切断财路。将社会抚养费一律纳入国家金库，让相关部门没有丝毫支配权限。没了利益可图，就失去了“为罚而罚”的滋生土壤。其二，强化考核。对相关部门的考核，不看罚款收多少，而是问少生几个。如果再有足够力度的惩处措施，富人超生不会绝迹，但至少会少生许多。如此罚了生、生了罚的恶性循环就会根本扭转。怕的是，这或许正是某些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其三，修缮政策。对于罚款数额等不适应时代的条例，需要重新界定，超生漏洞不塞，制度就很难不在部门利益的绑架下委曲求全。而正本清源的关键，最终还得看决心到底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