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描写是文学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也是“小说中最困难的一部分。”(马卡珂坷语。)《红楼梦》中的肖像描写极富特色,绘形传神,富有创新意义。中学课本所选《林黛玉进贾府》一回,是众多主要人物亮相登场的重头戏。作者调动多种手段,进行大量精彩纷呈的肖像描写,或工笔雕琢,或虚笔写意,浓妆淡抹,各具佳妙,给文学画廊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群芳谱”。
王熙凤出场时的肖像描写,可谓工笔,作者浓墨重彩,为大管家琏二奶奶画“行乐图”:
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场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头土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镂金百碟穿花大红洋缎银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替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这是透过黛玉之目,让王熙凤第一次与读者照面。对其服饰、姿容进行了静态写生式描绘,从头到脚,精细入微,直至“最后的钮扣”(易卜生语)。传统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肖像描写,是以“白描”擅长,不事渲染雕琢,用笔简练传神,是有别于西方文学的一大传统艺术特色。譬如《诗经》中对美女的描写“蜂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三言两语;《聊斋》中对美女的描写,甚至简练得只须一字-一美。《红楼梦》继承这一传统,但义不囿于这一传统,更多的是创新。对王熙凤这等穷形尽象至谨至细的肖像描写,此之前实为罕见,无怪乎脂砚斋也慨叹道:“试问诸公,从来小说中可有写形迫象至此者?”可以说,这是曹雪芹的创举,是对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丰富和发展。何其芳说:“《红楼梦》与其他古典小说不同,具有一种近于油画的色彩。”鲁迅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我想这“打破”之中,也该含有对王熙风肖像描写的赞叹吧!
此处作者不惜重墨,淋漓地铺陈王熙凤的装束衣饰,决非泛笔闲文,而是寓意颇深。作者写贾氏姊妹,只简笔勾勒,而林黛玉这样的主角,却用了“虚笔”(当然,黛玉之虚笔与次要人物减笔,手法用意皆不同)。按说,像黛玉这样的萃曹公毕生心血凝铸而成的主角,本应不惜笔墨详写精绘,可果真那样,不仪与写凤姐的肖像(包括后文的宝玉)之手法雷同单调,也不会起到理想效果。写黛玉这样,“与众各别”的人物,须有与众不同的手法。作者抓住其最生动典型的气韵神情:“罥烟眉”,清、淡、秀;“合情目”,性灵之光;“愁、娇、泪”,暗示其悲剧命运,并寄寓深切的同情,使人顿生爱怜。全书都很少写其服饰,对黛玉的肖像是“虚多实少,绝去形摹”,此处更是“穿戴竟无一字提及”,这是为什么呢?想黛玉身为大家闺秀,义是出门在外,去“钟鸣鼎食”“与别家不同”的贾府,以她自尊的性格,行动言语尚恐被人耻笑了去,其衣着肯定也不凡。但真要像写王熙风那样,重彩详绘其服饰,势必喧宾夺主,减少人物寄人篱下的辛酸感,削弱其凄凉的悲剧色彩。因此,写黛玉衣饰不仅是次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与然,人们可以根据作者对具形象的塑造,想象着给黛玉着装,那须也是类似“翠竹临风的潇湘馆”的环境之于林黛玉,应是淡而不俗,清丽高雅,合其“潇湘纪子”自然洒脱的“风流态度”,而决非王熙凤式的珠光宝气。再者,作者用虚笔写意展示黛玉的肖像,还为突出其才情女子超尘拔俗的宝灵感:那种脉脉之情袅娜之态,那种欲说还休的柔媚,“娇羞默默同谁诉”的眉目,那聪明灵慧的谈吐,都从这独具匠心的肖像描写中显示出来。黛玉是集中国三千年文化于一身的理想化身,她的美不仅在外貌,更在精神气质-一书卷气、灵秀气、孤傲气。她有的是才,而绝少世俗的所谓“德”;她是一位“才女”,而非“淑女”。显其神而略其形,正是为免落俗臼,使这一形象更加美好理想,更浪漫富有魅力。谁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呢?在曹氏笔下,林黛胜的形象不是呼之欲出吗?另外,如此笔法写黛玉不仅是表现人物独具特色的美,也是情理的需要。因为此处的黛玉是宝玉眼中的黛玉,作为锦衣玉食的贵家公子,且“最喜在内闱厮混”,见惯了腻红肥绿,华衣艳饰,兼其与生具来的“怪癖”,他怎会去留意黛玉的穿戴而不被其“与众各别”的“形容”所吸引呢?在宝玉眼里,她那“弱柳扶风”的身姿就显得脱俗飘逸,“风露清愁”的眉目就显得崇高深刻,通身的“灵淑之气”能使他的灵魂清爽、净化,难怪他要发出“女儿是水做成的骨肉”之类的奇论。此处的肖像描写,在表现黛玉性格的同时,不忘展示宝玉的性情。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林黛玉进贾府》一回中,黛玉的肖像实际上是分三次描写来完成的:一次通过众人之目,客观地介绍黛玉的不俗气质和病弱身体;二次借熙凤之目,用对贾母的奉承心理去发现、感受黛玉的自然美;而第三次是通过与黛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宝玉之日,方是最全面真切深刻的感受。还是脂砚斋见得透僻:“不写衣裙装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黛玉之举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评。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终是何等品貌。
王熙凤出场时的肖像描写,可谓工笔,作者浓墨重彩,为大管家琏二奶奶画“行乐图”:
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场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头土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镂金百碟穿花大红洋缎银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替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这是透过黛玉之目,让王熙凤第一次与读者照面。对其服饰、姿容进行了静态写生式描绘,从头到脚,精细入微,直至“最后的钮扣”(易卜生语)。传统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肖像描写,是以“白描”擅长,不事渲染雕琢,用笔简练传神,是有别于西方文学的一大传统艺术特色。譬如《诗经》中对美女的描写“蜂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三言两语;《聊斋》中对美女的描写,甚至简练得只须一字-一美。《红楼梦》继承这一传统,但义不囿于这一传统,更多的是创新。对王熙凤这等穷形尽象至谨至细的肖像描写,此之前实为罕见,无怪乎脂砚斋也慨叹道:“试问诸公,从来小说中可有写形迫象至此者?”可以说,这是曹雪芹的创举,是对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丰富和发展。何其芳说:“《红楼梦》与其他古典小说不同,具有一种近于油画的色彩。”鲁迅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我想这“打破”之中,也该含有对王熙风肖像描写的赞叹吧!
此处作者不惜重墨,淋漓地铺陈王熙凤的装束衣饰,决非泛笔闲文,而是寓意颇深。作者写贾氏姊妹,只简笔勾勒,而林黛玉这样的主角,却用了“虚笔”(当然,黛玉之虚笔与次要人物减笔,手法用意皆不同)。按说,像黛玉这样的萃曹公毕生心血凝铸而成的主角,本应不惜笔墨详写精绘,可果真那样,不仪与写凤姐的肖像(包括后文的宝玉)之手法雷同单调,也不会起到理想效果。写黛玉这样,“与众各别”的人物,须有与众不同的手法。作者抓住其最生动典型的气韵神情:“罥烟眉”,清、淡、秀;“合情目”,性灵之光;“愁、娇、泪”,暗示其悲剧命运,并寄寓深切的同情,使人顿生爱怜。全书都很少写其服饰,对黛玉的肖像是“虚多实少,绝去形摹”,此处更是“穿戴竟无一字提及”,这是为什么呢?想黛玉身为大家闺秀,义是出门在外,去“钟鸣鼎食”“与别家不同”的贾府,以她自尊的性格,行动言语尚恐被人耻笑了去,其衣着肯定也不凡。但真要像写王熙风那样,重彩详绘其服饰,势必喧宾夺主,减少人物寄人篱下的辛酸感,削弱其凄凉的悲剧色彩。因此,写黛玉衣饰不仅是次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与然,人们可以根据作者对具形象的塑造,想象着给黛玉着装,那须也是类似“翠竹临风的潇湘馆”的环境之于林黛玉,应是淡而不俗,清丽高雅,合其“潇湘纪子”自然洒脱的“风流态度”,而决非王熙凤式的珠光宝气。再者,作者用虚笔写意展示黛玉的肖像,还为突出其才情女子超尘拔俗的宝灵感:那种脉脉之情袅娜之态,那种欲说还休的柔媚,“娇羞默默同谁诉”的眉目,那聪明灵慧的谈吐,都从这独具匠心的肖像描写中显示出来。黛玉是集中国三千年文化于一身的理想化身,她的美不仅在外貌,更在精神气质-一书卷气、灵秀气、孤傲气。她有的是才,而绝少世俗的所谓“德”;她是一位“才女”,而非“淑女”。显其神而略其形,正是为免落俗臼,使这一形象更加美好理想,更浪漫富有魅力。谁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呢?在曹氏笔下,林黛胜的形象不是呼之欲出吗?另外,如此笔法写黛玉不仅是表现人物独具特色的美,也是情理的需要。因为此处的黛玉是宝玉眼中的黛玉,作为锦衣玉食的贵家公子,且“最喜在内闱厮混”,见惯了腻红肥绿,华衣艳饰,兼其与生具来的“怪癖”,他怎会去留意黛玉的穿戴而不被其“与众各别”的“形容”所吸引呢?在宝玉眼里,她那“弱柳扶风”的身姿就显得脱俗飘逸,“风露清愁”的眉目就显得崇高深刻,通身的“灵淑之气”能使他的灵魂清爽、净化,难怪他要发出“女儿是水做成的骨肉”之类的奇论。此处的肖像描写,在表现黛玉性格的同时,不忘展示宝玉的性情。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林黛玉进贾府》一回中,黛玉的肖像实际上是分三次描写来完成的:一次通过众人之目,客观地介绍黛玉的不俗气质和病弱身体;二次借熙凤之目,用对贾母的奉承心理去发现、感受黛玉的自然美;而第三次是通过与黛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宝玉之日,方是最全面真切深刻的感受。还是脂砚斋见得透僻:“不写衣裙装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黛玉之举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评。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终是何等品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