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
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仑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后裔的光荣！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会，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为什么？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生存谋略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帝”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


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
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
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那时侯，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然而，就在内部**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是中国上古话语——汤武**)，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争霸的**，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侯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的土地没有什么伸展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次危机虽然不是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西部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战争。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实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魏特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从大禹立国开始，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从夏开始，至今大约四千一百多年。让我们先来宏观的看看在这漫长的四个千年中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线条：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济观念的典型例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象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用小玩意儿交换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至少会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d。从条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可是，中国的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趋赶异族ru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力征服他国有着特殊深刻的认识。蒙古人征服中国将近一百年，最后还是在土崩瓦解，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万里，征服掠d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稳定的壮大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了有什么好？统一有什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洲统一？何况还在当代社会？再去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现在的大中国（尽管还是残缺的）对谁不好？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对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沼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丝的脱离临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唯一的选择。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hui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