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到她家的时候，天色已晚，门廊的灯还没点上，所以门牌号码看不见。我不想打扰别人来问门牌，于是在黑暗中蹑手蹑脚地爬上去，摸摸索索地探到了那确实是154号。
　　艾莲正在为她的哲学课家庭作业发愁。“我们正学到笛卡尔。”她说，“他以‘我思故我在’开始，不知怎么最后能证明上帝的存在。”
　　“压根儿不可能！”我说，一点也没想到我是在向伟人笛卡尔挑战。（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种反应：对任何权威都不俯首贴耳，甭管是谁的言论，先看他的起点，再看他的结论，然后问自己，“有没有道理？”）我问，“他怎么可能从第一点推演到结论的？”
　　“我也弄不清。”艾莲说。
　　“那咱们来瞧瞧，”我说，“他怎么陈述的？”
　　于是我们查下去，原来笛卡尔说的是世界上只有一样是确定的——那就是不确定，“他干吗不直话直说呢！”我大为不满，“他不过是想说只有这样东西是他确信的罢了！”
　　然后笛卡尔又讲什么，“我的所有思维都是不完美的，但不完美一定是相对于完美而言的，因此完美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狡猾地开始引出上帝了。）
　　“没那么回事！”我说，“科学上讲，没有—个完美的理论，照样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趋进。我不明门他究竟怎么回事，看来只是大言欺人罢了！”
　　艾莲理解我。她明白，在看这些貌似严谨伟大的哲学命题时，完全可以轻松自如地去看它们说的是什么，是否对，而不必去理会它们是哪位伟大的论断。
　　“嗯，我想反面的观点也成立。”她说，“我们老师说，任何事物都像纸张一样有两面。”
　　“就这个论断也有对错两面呢！”我说。
　　“你指的什么？”
　　我从百科全书上念到的墨比纸条（哦，我那美妙的大百科全书哟！）就是一例。那时代，墨比纸条还不是尽人皆知的，可谁都可以理解它，就像现在一样。墨比纸条平面的存在是直观可见的，不像那些油滑模棱两可的政治问题，也不像那些需要很多历史知识才能理解的东西。大百科全书里有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在阅读它的时候，不仅学知识令人兴奋，而且有一种使你具有独特性格的感觉。
　　我拿来一张纸，扭了半圈，接成一个环形，做一个墨比环。艾莲也兴奋起来。
　　第二天在课堂，她故意等到老师举着一张纸，说， “任何事物都像纸一样，有两面……”。艾莲举起墨比环说，“老师，您所说的也有两面呢！我这儿有个只有一面的纸！”于是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惊奇不已。艾莲自然很得意。我觉得自那以后，她对我留意多了。
　　在吉隆姆之后，却又有了个新的竞争者，也就是我的“好朋友”赫罗·卡斯特。艾莲总是在我俩之间游移。毕业舞会她和赫罗去，而毕业典礼却和我父母在一起。
　　我毕业时理科总成绩第一，数学第一，物理第一，化学第一。因此我在毕业典礼上上了好几次台去领奖。赫罗则是英语第一，历史第一，而且执笔写了校庆剧本，所以很令人佩服。
　　我的英语糟透了，从来没真正领悟到它的根本。对我而言，担心单词拼对拼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拼法仅仅是人为的一种规定，它和自然真实一点也不相干。一个单词换一种拼法又怎么样呢？因此我对英语没什么兴趣。
　　纽约州的中学生都要通过州教育局制定的一系列考试。在毕业前的几个月，正好我们要考英语这门课。赫罗和另一个长于文科的朋友、校刊编辑大卫·利夫问我选什么书来写书评。大卫选了具有很大影响的辛克列·路易斯的作品，赫罗则选了一些戏剧的剧本。我说我选了《珍宝岛》，因为在一年级英文课时念过。我告诉他们我预备写些什么评论。
　　他们哈哈大笑，“哥们儿，要是你对这么一本简浅的书做这些简浅的评论，你不考个不及格才怪呢！”
　　考试中还有—串问题来写短文。我选的是“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我想，“这真是个笨透笨透的问题，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还用问吗？！”


　　艾莲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也找了份工作，那地方离我大约二十英里，她的工作是照顾小孩。我父亲担心我会花太多的时间和艾莲在—起，以致于影响学业，所以劝说她放弃了她的工作机会（或者是劝我说服了艾莲，我有点记不清了。）那时代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年轻人要先把事业发展到相当程度才能结婚娶亲。
　　那个夏天，我和艾莲只会了几次面。我们约定我毕业后马上就结婚。那时我已经认识艾莲有六年了。直到现在谈起当时我们是多么相爱，我还是有些哽咽。我们确信无疑我们是不能再默契合配的一对了。
　　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每逢假期我都回家去看望艾莲。有一回，艾莲的颈部隆起一个鼓包，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自然觉得有点不自在。可那鼓包并不疼，她也没太在意。她去找她当医生的叔叔，得到的处方是用油擦擦便可。
　　过了一阵，鼓包开始变大变小，她开始发烧，而且越来越糟糕。她的家庭医生觉得该送她去医院了。诊断说她有伤寒热。我得知后立刻找出医学文献，把有关的内容全念了一遍，就像我现在一直做的那样。
　　我去看艾莲的时候，她正处在隔离期，我们都要穿上特别的消毒大褂才能进去。正好她的医生在场，我问他威德实验结果怎么样，（威德实验是诊断伤寒热的最准确的方法，它探查的是粪便中的伤寒菌。）医生说，“结果是阴性的。”
　　“什么？这怎么可能？！”我说，“这煞有介事的消毒隔离什么的，可你们压根都没能查到伤寒菌？没准儿她患的根本就不是伤寒热！”
　　结果是医生找艾莲的父母去谈话，他们又告诉我不要干扰医生的工作，“说到底，毕竟他是医生，而你只是她的未婚夫。”
　　从那以后，我发现那种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而且当别人提出建议或批评时，还认为那是一种侮厚。现在我明白了，可当时还没有。我真后悔，当初我应该强硬些，应该告诉艾莲父母那个医生是个笨瓜——他确确实实是——他根本不真懂他的本行。可在当时，她的父母说了算。
　　过了一阵，艾莲明显地好转了，肿块变小了，热度也没了。可过了几周，肿块又复出。这次艾莲换了个医生，他在艾莲腋下和腹股沟也查到了肿块，他说病症似乎出在淋巴系统，他还不能确诊是什么病，因此要和其他医生会诊。
　　我立刻又跑到大学图书馆，查到了“淋巴系统疾病”，一章：“淋巴结肿大一般表明⑴结核菌疾病，诊断很简单……”我想这肯定不是艾莲患的病，因为医生们在诊断时遇上了这么多麻烦。
　　于是我接着念其他病的章节：淋巴水肿，淋巴肿瘤，等等，似乎都是奇怪的不同形式的肿瘤。在我仔细阅读之后，才知道淋巴水肿和淋巴肿瘤的惟一区别是前者的患者能活下来或至少活一段时期，而后者的患者则很快死亡。
　　我尽速地读完了所有淋巴系统疾病的章节，结论是艾莲大概是患了不治之症。然后我又有点自嘲，“大概阅读了医书的人有一半都会觉得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吧！”于是我又仔仔细细念了—遍，还是未能找到任何其他解释。问题严重了。
　　接着我去参加每周在帕美楼的茶会，和平时一样地与物理学家交谈，尽管我刚刚发现艾莲十有八九是患了绝症。那种感觉非常奇怪，好像我有两个完全不同、互不干扰的心思。
　　我去医院看艾莲的时候，告诉了她那个笑话——不懂医学的人看医书以后都觉得自己快完蛋了。然后我说我觉得面临的是非常大的困难，从我所阅读的，她很可能是患了某种绝症。然后我给她讲了每一种可能的病的情况。其中也有何杰金氏病。
　　她下一次见到医生时，问道，“会不会是何杰金氏病呢？”
　　然后她到下一家医院，病历上有了医生的手笔，“何杰金氏病？”从那儿我得知那医生也不比我多懂几分。
　　医院又给艾莲做了无数的检查，都围绕着这”何杰金氏病？”，还有专门的会诊。我记得坐在外边的走廊里等结果，一个护士推着坐在轮奇上的艾莲出来了。突然，从会诊室里冲出了个医生，奔到我们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告诉我，你有没有吐过血？有没有咳过血？”


　　护士嚷嚷着，“走开！走开！这样的问题怎么能问病人啊！”边说边把她推开了，护士转过来对我们说，“他是旁边医院的医生，参加会议总是找麻烦。这种问题不该来问病人的！”
　　我当时脑子没转过来。那医生其实是在探讨某一种病的可能性。我要是聪明些的话，应该去问他怀疑的是什么病。
　　最后，在经过了反反复复的讨论之后，医生告诉我最大的可能是何杰金氏病。他说，“病人会时好时坏，慢慢越变越糟。现在还没有任何办法治疗它。过两年后病就致命了。”
　　“这真是个不好的消息，”我说， “我会告诉她这些情况。”
　　“不！不！”医生说， “我们不想引起病人的不安，我们会告诉她患的是腺热。”
　　“不！不！”我回答道，“我和她已经讨论过了何杰金氏病的可能性，她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
　　“她父母不想让她知道，你最好先和他们谈谈。”
　　回到家，所有的人都对我人加劝说，包括我父母，我的两个阿姨，家庭医生。他们都拚命坚持，如果我告诉艾莲这个好姑娘她患了绝症，那将足无法理解的最大的蠢事。他们惊恐地问，“难道你要做这么一件天理不容的事吗？”
　　我说，“因为我们早有约定，一辈子彻底开诚布公、直面任何困难。躲躲闪闪有什么用？她要问我她生的什么病，我不会撒谎的！”
　　“天哪！多孩子气！”他们惊呼——哇啦，哇啦，哇啦。他们都对我施加压力，说我大错特错。我相信自己是对的，因为我和艾莲谈起过这种绝症，而她毫无问题去面对它。我明白最好的做法就是把真实情况告诉她。
　　可最后，我的11岁的小妹妹跑了过来。满脸泪水，边哭边打着我的胸脯，说艾莲是多么可爱的姑娘，而我是个多么愚蠢又固执的哥哥。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屈从了。
　　我写了一封分手的情书给艾莲，一直随身带着。万一艾莲发现我撒了谎而不再理我，我可以给她这封信。
　　上帝从不让事情顺利，总是把它弄得充满波折。我去医院看望艾莲，她坐在病床上，周围是她的父母，都显得心神不宁。她看见我，脸上的阴云一下子飞散了，说，“现在我可知道互相彻底坦率是多么可贵了！”她对她父母点了点头，说，“父母告诉我病症是腺热，我不知该不该相信他们。理查德，现在你告诉我，我患的是腺热还是何杰金氏病？”
　　“你得的是腺热，”我说，内心如死去了一般。这太糟了——实在太糟了！
　　她的反应特别简单，“噢，好，这下我相信他们了。”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她就完全释然了。看上去一切都解决了，都顺理成章了。
　　她的状况好了一些，医生允许她回家。大约一周后，我接到了她的一个电话，“理查德，我有事要和你说，你赶快来。”
　　“行。”我确认了那封信还在衣袋里。我预感到什么事要发生了。
　　我走进她的房间，她说，“坐下。”我坐在她的床沿。“好，现在告诉我，”她说，“我患的是腺热还是何杰金氏病？”
　　“是何杰金氏病。”我伸手去衣袋里摸那封信。
　　“天哪！”她说，“他们一定把你逼苦了！”
　　我刚刚告诉她患的是绝症，而且承认说了谎，可她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她全想的是我。我无地自容，把那封信给了她。
　　“你理应坚持的，”她说，“我们是对的！”
　　“真对不起，我难过极了。”
　　“我能理解你，理查德，只是以后再也别那样了。”
　　原来，她在二楼她自己的房间里，偶尔，她会像小孩一样蹑手蹑脚溜到楼梯口，听下边大人们在说什么。她听到她母亲哭过好几次。她回到床上琢磨着，“要是我患的是一般的腺热，母亲干吗那么伤心地哭呢？可理查德也说是腺热，那一定没错。”
　　过了一会儿她又想，“会不会理查德也说慌了呢？”她又琢磨这怎么可能。非常令人惊奇地，她很快想到一定是她父母强拧着我说谎了。


　　一次她寄来一本做炊具广告的书，里边的炊具全硕大无比——大概是供监狱这种人口众多的地方使用的吧。从风扇、炉钩、到大盆大盘，应有尽有。我暗想，“见鬼，这有什么用？”
　　这使我想起早先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她寄给我一本大船的广告，上边是战舰、远洋轮之类。我去信说，“你打什么主意呢？”
　　她回信说，“我在想，等我们结婚时，可以买条船。”
　　我写道，“你疯了？！也太不着边际了吧！”
　　不几天，又有一本广告寄到我这儿。这回是富人们用的那些十几米长的游艇、帆船。她的夹条上写，“既然你无意买上次广告书里的大船，或许我们可以买这样的。”
　　我去信，“听着，你还是不切实际！”
　　不久，另一本广告又来了，是卖各种小汽艇的。
　　我写道，“太贵啦！”
　　最后，我接到她的条子，“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理查德，你一直在说不。”原来，她的一位朋友有一条旧的手摇木船出卖，标价15美元，艾莲想买下来，以便夏天时我俩可以泛舟。
　　唉，经过这么多折腾，谁还能说“不”呢？
　　正当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广告的用意时，第二本又到了——做的广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几天之后，又来了一本，是家庭炊具。
　　当我周六去看她时，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她邮购了一个十八英寸的小烤炉。
　　“我想咱们可以烤牛排呢！”她说。
　　“胡扯！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屋里烤牛肉？烟啊、火啊的……”
　　“噢，不，”她说， “你只要把炉子支在外边的草地上，每周日就可以烤牛排了！”
　　那医院正对着贯穿美国的66号公路！ “不行！”我说，“我是说，那么多的汽车、卡车来来往往，行人走来走去，我怎么可能大模大样在草地上烤牛排？”
　　“你干吗在乎别人人怎么想？”（她开始用这来折磨我了！）“好吧，”她说，一边拉开了桌屉，”我们可以互相让步，你不必戴大厨师的帽子和手套好了吧？”
　　她晃着那种真正职业大厨师用的帽子、手套，然后她说，“把围裙穿上试试！”围裙打开，上面赫然印着“烤肉大王”之类傻乎乎的字样。
　　“行了，行了！”我吓慌了，“我去草地上烤肉好了！”于是那以后的周六、周日，我就只好到66号公路边去烤牛排了。
　　另一件事是关于圣诞卡。在我刚到洛斯阿拉摩斯才几星期后的一天，艾莲说， “我想应该给你的同事们送圣诞卡，你想不想看看我挑的卡片？”
　　那些卡片都很精致，可里边写的是“圣诞快乐！”，署名是“理查德和波丝猫”。我抗议说，“这怎么能送给费米和贝特？我都不认识他们呢！”
　　“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结果自然是，卡片都送出去了。
　　第二年圣诞又来了，那时我和费米、贝特都熟了，还去过他们家，和他们的孩子玩，关系很友好。
　　一天，艾莲用很正经的语调对我说，“理查德，你尚未问及有关今年圣诞卡的安排……”
　　我可着慌了，说，“哎，让我瞧瞧……”
　　卡片写着“圣诞、新年快乐，理查德和艾莲·费曼”。“很好，”我说，“很好，这对每个人都合适。”
　　“哦，不，”她说，“这对费米、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适。”果然，她拿出另一个盒子。
　　她取出其中一个，上面的祝辞是一样的，可署名变成了“费曼博士及费曼太太”。
　　我又只好把卡片送出去了。
　　“这回怎么这么正儿八经的，狄克？”他们都大笑起来，觉得很开心，因为艾莲捣了这么多鬼，我却毫无办法。
　　艾莲除了琢磨游戏之外，还买了一本叫做《中文字的音与形》的书。那是本很可爱的书，我一直保存到现在。书里有五十来个字，都以极漂亮的书法写出，旁边注着什么“三女成灾”之类的东西。艾莲买了专用的宣纸、毛笔和墨，开始练习书法。她还买了本中文字典，以便知道更多的汉字。


　　我出去走了一会儿。我觉得很奇怪，面对这样的情况，自己的感觉并不像平时人们讲的那样悲痛欲绝。也许我在骗自己？当时我自然不会心情很好，可也并没有特别地悲伤，大概是我们很久以来早巳明白，这一天终会来到。
　　这一切很难解释。假如有长生不老的火星人来地球，看见我们这些叫做人类的动物，明知死亡不可避免，却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大概火星人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心理问题——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况下活着。可是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活着，我们在死的预期下欢笑、玩乐、生活。
　　对于我和艾莲来说，和一般人的区别不过在于他们有五十年，而我们只有五年。这只是一个量的不同——根本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觉得“别人能有五十年，比我们更幸福”，那倒是会有区别。可我们并不这么想。人实在没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无比，去抱怨“为什么我这么背运？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究竟我做了什么会招来这报应？”——如此种种。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理解现实，理解整个现实，那么上述的抱怨便毫无意义。所有发生的，存在的都是无法预期无法改变的，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罢了。
　　我和艾莲有过多么快乐的几年！
　　我回到她病房，心里想象着此时她身体里发生的那些生理变化：肺功能衰竭导致氧气不能充分进入血液，脑缺氧便会神志迷糊，心脏微弱，反过来又让呼吸更困难。我一直预计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时候会有突然间的总崩溃。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她只是越来越神志不清，呼吸愈弱，直至停止——不过在那以前，还有一次很微弱的呼吸。
　　值班护士证实艾莲确实亡故了，然后就走了，因为我想单独和艾莲在一起。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然后俯身在她额头上吻了最后一次。
　　我惊奇地发现，她的头发的气味还是和以前一样！过了一阵想想，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头发的气味没有理由会改变。可在当时，这对我是个小小的惊诧：在我想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了，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第二天我去丧葬场。一个工作人员递给我几个从艾莲手上摘下的戒指，问我，“你要不要再看你妻子一眼？”
　　“这是什么……不，不用再看了！”我嚷道，“我刚才看过她！”
　　“是的，可现在她被化妆过了。”
　　丧葬场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彻底陌生的。为什么要去给一个已经空却的躯壳涂脂抹粉呢？我不想再见艾莲，那会让我更难受。
　　我打电话从拖车公司那儿要回了车，把艾莲的遗物收拾好放在后座上，让一个人搭上车，往洛斯阿拉摩斯开。
　　还没到10 公里，啪，又一个车胎爆了。我开始破口诅咒起来。
　　搭车的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光瞧了我一眼，“只不过是一个车胎爆了，是吧？”
　　“没错，可是一只，一只，又一只！”
　　我们换上备用胎，以很慢的速度开回了洛斯阿拉摩斯，也没去修那只坏胎。
　　我不知该怎么面对在洛斯阿拉摩斯的朋友们。我不想让别人都阴沉着脸，问我艾莲的故去。有一个人问我情况如何。
　　我说，“她死了。你的工作进展怎样？”
　　他们一下就明白过来我不想把悲伤传染开来。只有一个人来表示哀悼，我后来才知他在我回去的时候并不在工作地。
　　一天晚上，我梦见艾莲，我马上说，“不，不，你不能到梦里来！你已经不再活着了！”
　　过了些天，我又梦见艾莲。我又说，“你不能到梦里来！”
　　“呵，不，”她说，“我骗你了。其实我是对你厌烦了，才策划了这一切，以便我可以脱身。可现在我又喜欢你了，所以就回来了。”我的意识和自己在闹别扭。总有一天我们会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妈的在梦里她会依然活着！
　　那时，我准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我一颗眼泪也没掉。直到一个多月后，我在橡树城的一家商店里看见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我想，“艾莲一定会喜欢的，”顿时不能自己，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