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借鉴编年史学家的判断,同时将焦点放在约翰的道德与人格上。例如,凯特·诺盖特(Kate Norgate)认为约翰的垮台并非是由于他在战争或战略上的失败,而是因为他“近乎超人的邪恶”,而詹姆斯·拉姆齐(James Ramsay)则将约翰的垮台归咎于约翰的家庭背景和残忍的性格。辉格党传统的历史学家则着眼于《末日审判书》和《大宪章》等文件,将中世纪英国政治和经济视为一个的往进步和普遍主义渐进发展的进程。这些历史学家往往倾向于将约翰的统治,尤其是他签署大宪章视为英格兰宪政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尽管这来自于一个充满缺陷的君主。温斯顿·丘吉尔就对此评论道,“总结来说,你会发现不列颠民族和英语世界更多地归功于约翰的罪恶,而不是贤明君主的辛劳”。1940年代起,随着从信件、宪章、法庭文件等当代原始记录切入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对约翰统治的新解释开始出现。Vivian Galbraith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此一理解统治者的“新方法”。记录证据的使用加强了学界对提供约翰时代最丰富史料的两位编年史家(温德普特福德的罗杰和马修帕里斯)叙述的质疑。这些编年史家在约翰死后所写的细节开始普遍被怀疑为不可信。对《大宪章》的解释和1215年诸侯战争间的关系受到了重大挑战:尽管宪章对后代的象征性宪法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约翰统治的时空背景下,史学的主流论点开始认为其本质应被视为与叛乱者间失败的和平协议。约翰的爱尔兰政策也成为另一个争论的焦点。肖恩·达菲(Sean Duffy)等爱尔兰中世纪历史专家对刘易斯·沃伦(Lewis Warren)建立的传统叙事提出了挑战,认为在1216年,爱尔兰的稳定程度低于之前的预期。21世纪的多数历史学家,包括约翰近期的传记作者拉尔夫·特纳和刘易斯·沃伦,都同意约翰是一位不成功的君主,但他的失败被12、13世纪的编年史作家夸大了。吉姆·布拉德贝里(Jim Bradbury)指出,目前的共识是,约翰是一位“勤奋的行政官,能干的个人与将领”,但也正如特纳所暗示的那样具有“令人反感,甚至危险的人格特质”,包括小气、恶意和残忍。理查德一世主要传记的作者约翰·吉林汉姆(John Gillingham)也基本遵循这种看法,但他对约翰的评价不如特纳或沃伦那样高,并将他描述为“英格兰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统治者之一”。布拉德贝里(Bradbury)采取中庸的路线,但表明近年来现代历史学家对约翰的众多错误过于宽容。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弗兰克麦克林(Frank McLynn)对约翰持反修正主义观点,认为现代历史学家给予他的声誉是诡异的,而约翰作为一位统治者“几乎未能克服他所面对的任何挑战”。C. 沃伦·霍利斯特(C. Warren Hollister)则对约翰作为历史人物的魅力做出总结,称“他性格中戏剧性的矛盾心理,他在同时代人中激起的激情,以及他失败的严重性,都使他成为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无尽着迷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