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上个世纪的武侠狂潮中，金庸与古龙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两位，而金庸更是凭借他的《射雕英雄传》而被推为“武林盟主”。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会有如此魅力，以至于很多大学也开设了金庸研究的课程？在我看来，金庸小说最主要的成就，正是他对侠的内涵的重新阐释。

一、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的发展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的发展，被陈墨先生概括为“儒家之侠——道家之侠——佛家之侠——浪子——小人”这一基本线索，或直接简化为“侠——无侠——反侠”。
在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人公陈家洛与传统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别无二致：风流倜傥、文武双全、与爱人郎才女貌、对爱情忠贞不渝、为国家牺牲个人利益……用梁羽生先生对侠的定义来说就是：“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陈家洛是标准的儒家之侠，他把天下兴亡的使命放在自己的肩上，担负着反清复明的重任，为了国家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爱人。到了《碧血剑》中，主人公袁承志生逢乱世，并没有天下兴亡的担当，但他是袁崇焕之子，他的仇人正是明帝与清酋，他要“并诛明帝清酋，以雪此千古奇冤”，也就是求天下和平，为万民造福的大好事。但相比于陈家洛，袁承志少了几分正经，多了几分顽皮；少了几分儒雅，而多了几分草莽习气。在接下来的《射雕英雄传》中，金庸简直把侠写到了顶点，以至于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成为后来许多武侠小说中，侠的经典形象。《飞狐外传》是金庸为胡斐专门立的传，他要写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的一个孟子眼中的大丈夫的形象。
而在此期间和之后的《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中，主人公杨过、张无忌就与传统的侠的形象有些不同了。杨过一开始的时候简直是问题少年，坑蒙拐骗偷，无所不为，甚至差点刺杀郭靖。然而他最终还是登上了华山之巅，成为“天下五绝”之一。杨过的形象已不同于传统的儒家之侠的形象，他没有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更没有“知其不可而为之”，从而不考虑个人乃至牺牲自我的崇高追求。而且，杨过举止轻浮，敢于突破礼教，迎娶师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简直是大逆不道的。杨过对民族危机的关注只不过是适逢其会，很偶然地立下了盖世奇功。他从不主动追求，到这里，杨过已成为道家之侠的代表——一切皆由自己的喜好而出。而他为实现自我，实现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的真性情而作出的种种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同样令我们敬佩。

《倚天屠龙记》的主人公张无忌，他并不喜欢做领导，优柔寡断，在感情问题上更是拖泥带水，与传统的侠的快意恩仇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即使做了领袖，但也只是应别人之请，正如作者所说，他更像我们中的一个平凡人。但在小说中的字里行间，我们却可以读出张无忌的慈悲：蝴蝶谷中学医救人，蛛儿临死前答应娶她，阻止灭绝师太杀明教中人……小说中，张无忌的一段话尤其值得注意，他说：“我爹爹妈妈是给人逼死的。逼死我父母的，是少林派、华山派、崆峒派那些人。我后来年纪大了，事理明白得多了，却越来越不懂，到底是谁害死了我的爹爹妈妈？不该说是空智大师、铁琴先生这些人，也不该说是我的外公、舅父，甚至于，也不该是你手下的那阿二、阿三，玄冥二老之类的人物。这中间阴差阳错，有许许多多我想不明白的道理。就算那些人真是凶手，我将他们一一杀了，又有什么用？我爹爹妈妈总是活不转来了。赵姑娘，我这几天心里只是想，倘若大家不杀人，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都做朋友，岂不是好？我不想报仇杀人，也盼别人也不要杀人害人。”在很多人看来，这些话太理想，太幼稚，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面看，“却有清醒又清新的思路，并且为江湖人生，实际上也为江山历史提供了另一种价值选择的可能”。我们可以说，张无忌的慈悲正是佛家之侠的典型代表。
《鸳鸯刀》和《白马啸西风》这两部中篇小说可以看作金庸笔下侠的形象转型的一个过渡。到《连城诀》中，主人公狄云已不能算是一个侠了，他没有行侠仗义的打算，他也很少有侠义之举。纵观全书，一种压抑的气氛弥漫其中，一个没有侠的世界。《天龙八部》是金庸小说的经典之作，主人公乔（萧）峰、段誉、虚竹三人确实符合侠的古道热肠，但乔（萧）峰在聚贤庄对武林人士的杀害，段誉对王语嫣的苦苦迷恋以及虚竹所犯的各种戒律，显然又与我们要求的传统的侠的形象不符。但正是合三人之力，尤其是萧峰的死谏，换来了辽宋之间的和平。可以说，三人都是和平主义者，为中原武林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小说《侠客行》中，主人公石破天（姑且这么称呼他吧）甚至没有名字，无相、无欲、无求、无知、无我，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如行云流水。
而到了小说《笑傲江湖》中，主人公令狐冲可算一个浪子。他具有真正的叛逆性，不仅像杨过那样叛逆传统的儒家礼法，而且是对整个的——儒道佛合流的——传统文化的彻底背叛。身为名门正派的大弟子，却是愿意结交魔教中人。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最后更是归隐山林，不问江湖中事，一点没有侠的担当感。
到了《鹿鼎记》，金庸就已走到了反侠之列，塑造了韦小宝这一小人形象。

而这部小说更大的反讽则是陈近南这一人物形象。陈近南是天地会的舵主，我们都很熟悉“为人不识陈近南，久称英雄也枉然”这句话。无疑，这个人物是传统的侠的形象。但我们看他都做了些什么。最开始，他让韦小宝做青木堂的香主，而这并不是说韦小宝多么优秀，而是为了平息青木堂的内讧。既然大家都想做香主，索性遵守当初的誓言，而韦小宝没有名分，就收其为徒，这样，大家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尽管，他也知道自己可能会后悔，但他还是愿意相信这是上天的委派。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诸如此类的事，比比皆是。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简直是一个糊涂十足的人。而最令人心痛的是，他这样一个英雄，不是死在“反清复明”的第一战线，而是死于内讧之中。我们可以说，陈近南这个人一生碌碌无为，青木堂最兴旺的时候竟然是韦小宝接管之后。而陈近南的死更是窝囊，被一个鼠辈小人暗箭害死。而他此时还要韦小宝答应他，不要为他报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崇高，但又能看出他的可悲。
陈墨先生说：“如果说无赖鄙俗的韦小宝形象是英明伟大的康熙皇帝的陪衬，那么陈近南的碌碌无为则是韦小宝赫赫事功的陪衬。然而康熙的明君形象，其实远远比不上韦小宝形象的文化意义，而韦小宝的赫赫事功，又怎能比得上陈近南形象的光辉道德的回光返照？”因此，《鹿鼎记》中的陈近南之死，已经判明了古典侠义英雄的末路，和一个虚构痕迹明显的传统道德世界的彻底崩塌。很多人把金庸的《鹿鼎记》和西方的《堂吉诃德》拿来比较。《堂吉诃德》标志着骑士文学的终结，而金庸在《鹿鼎记》之后，也停止了武侠小说的创作。可见，金庸已认识到传统侠义的不可行性。所以，金庸在1981年10月的《明报月刊》上发表了《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在文中，金庸指出：“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为——个人以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为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不一定。”

三、金庸对侠的结构的的文化意义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金庸在封笔近十年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这还要从侠的起源说起。历史上的侠，本来是战国时期阶级变动的产物，在《韩非子》的描述里，是士的一种，然而他们“行剑攻杀”，“活贼匿奸”，“肆意陈欲”，“以武犯禁”，大部分人基本脱离了生产，不治士农工商的四民之业，也不效忠朝廷，其基本细胞已逐渐沦为流氓无产者，干犯朝廷法令，破坏朝廷秩序，并成为法律上的流氓。到司马迁的《史记》，他专门为侠立传。至此，侠的形象开始清晰。我们看《史记·游侠列传》的开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虽然后人多认为，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是为侠的平反，但只要我们看第一句，作者已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即侠是“不轨于正义”的。翻开我们的历史书，我们会发现，侠并不是武侠小说中的那样，像董卓这样的废帝擅权之人，《后汉书》对他的评价居然是：“董卓……性粗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由是以健侠知名。”
应该说，侠的起源中即包含了流氓因素在其中。韩云波在论述侠的起源时，引用了鲁迅《流氓的变迁》中的观点：“‘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及至侠的再变，“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应该说，侠的文化意义上，是离不开流氓的阴影的。而在侠文化的人格心理上，侠的流氓特征，表现为在封建法纪的残忍与游侠执行道义使命之间，他们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欲望与道义的矛盾统一，养成了对人格的变态维护和任侠行为中的流氓心理。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们的变态求名。这点在金庸的小说中表现得很明显，比如欧阳锋为争夺天下第一，这个武学宗师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最后心智失常，疯疯癫癫。其次是变态复仇。如《碧血剑》中的孙仲君，只因别人向她求婚，她不答应，砍了对方的两个耳朵。对方约人抢亲，她居然把对方满门杀掉，这样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

而侠文化中的“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私义”，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侠的道德不过是一种“行帮道德”。而一旦侠文化由“行帮道德”进入“帮会意识”，就具有一定的流氓色彩了。帮派意识的狭隘性，当其在近代帮会泛滥的历史大环境下，消融进入中国侠文化的文化积淀之中，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侠文化的众多消极因素。
第一个消极因素，是他们行侠仗义，不仅是在帮派内部，甚至在整个帮派意识笼罩下的近代以来的侠文化中，都有相当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表现为向内的保守性。我们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充满了各大门派，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门规，而一旦对方蔑视自己的门派，最终结果都是演变为门派之争，甚至会成为江湖的纷争。第二个消极因素，是侠义的奴化性。这点在近代小说中尤为明显。比如《水浒传》，最终结局是梁山泊的好汉受招安，报效朝廷。后来的很多侠义小说，都包含了“忠义”思想，《水浒传》的全名就是《忠义水浒传》。茅盾在《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中这样写道：“这种‘武侠狂’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这是封建的小市民要求‘出路’的反映，而另一方面，这又是封建势力对于动摇中的小市民给的一碗迷魂汤。小市民痛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于是武侠小说或影片中就有了‘为民除害’的侠客，而且这些侠客一定又依靠着什么圣明长官、公正士绅，并且另一班‘在野’的侠客一定又是坏蛋，无恶不作。侠客是英雄，这就意味着小市民要解除痛苦还需仰仗不世出的英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且要做侠客的唯一资格是忠孝节义，而侠客所保护者也只是那些忠孝节义的老百姓，这又在稳坐了小市民动摇的消极作用外加添了积极作用！培厚那封建思想的基础。”可见侠的堕落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三个消极因素，是陷于义气、情仇之间与义气、侠义之间，无道者成为魔头，有道者也常常陷于不幸的结局。比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师父岳不群是典型的君子，因此不允许门人在小节上有一点点的过失，但令狐冲则是天生的叛逆之人，他就是愿意结交田伯光等为名门正派所不齿，但心地光明磊落之人。而结局则是被自己尊敬的师傅逐出师门。

因此，韩云波先生有这样一段话：“鲁迅说：‘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着两种魂：官魂和匪魂。’‘官魂’反映在文化上而有顺民，‘匪魂’映射于文化中而有侠，而‘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侠文化负面影响和消极因素的扩大，又使它最终成为一种‘反文化’，即以粗鄙形式呈现的，对正常文化培育有害甚至是反动的文化存在。”可见侠文化本质是有很多消极因素的，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英雄形象。
但毕竟，现在一提起侠，我们还是会肃然起敬的，这主要是侠的形象的变化。魏晋以后，文人笔下侠的形象渐渐淡去了“不轨于正义”的一面。而现代武侠小说的影响，让我们相信侠的形象的崇高。按照龚鹏程在《侠的精神文化史论》中的观点，社会有一些准则，但由于人的自私心理，因此很多人不愿履行义务，甚至剥夺别人的权利，因此，会有一些维持秩序的人。而这些维持秩序的人又分为两类：“一是本来即对维持社会准则负有责任的，一是本没有责任而仍决心要维持这个准则的人。前者是统治者，后者就是侠士。”
武侠小说将江湖世界作为一个不受王法束缚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实际上是在重建中国人古老的“桃源梦”。憎恶王法庇护下的不公道和非正义，因而在远离朝廷教化的“江湖”上，寄托了对于公道和正义的希望。江湖上的准则是道德化了的法律，很多人类的纷争，都被简化为正邪善恶之争，归根结底，这符合我们古代的伦理要求。而侠客的敢怒敢骂，敢打敢杀，浪迹天涯，独掌正义，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寻求精神的解脱和超越，这无疑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自由愿望。所以，龚鹏程说：“侠之受人欢迎，在于人们在政治社会活动乃至一切人生里，存有公平的渴求、正义的向往。因此他们讴歌圣君、贤相、君子与侠士。其中，侠本不是应该为社会不公负实际责任的人，但他却自愿自居于正义和公道的维护者，当然他会更受人尊敬崇拜了。”

THE END！

你觉得这个文章写得怎么样？

很有文学气氛，能够把握人物的精层面，不过对于其中的爱情分析较少，侠与情，两者缺一不可…

我觉得多加点人物感情分析就更好了

因为我们寝室有一个个人写的就是论金庸小说的爱情！
答辩的时候，遇到她的指导老师，就被问到了爱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