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曰：孔子妻公冶长者，何据见哉？据年三十可妻邪，见其行贤可妻也？如据其年三十，不宜称在缧绁；如见其行贤，亦不宜称在缧绁。何则？诸入孔子门者，皆有善行，故称备徒役。徒役之中无妻，则妻之耳，不须称也。如徒役之中多无妻，公冶长尤贤，故独妻之，则其称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缧绁也。何则？世间强受非辜者多，未必尽贤人也。恒人见枉，众多非一，必以非辜为孔子所妻，则是孔子不妻贤，妻冤也。案孔子之称公冶长，有非辜之言，无行能之文。实不贤，孔子妻之，非也；实贤，孔子称之不具，亦非也。诚似妻南容云，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於刑戮，具称之矣。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俱不如也。”是贤颜渊试以问子贡也。
问曰：孔子所以教者，礼让也。子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孔子非之。使子贡实愈颜渊，孔子问之，犹曰不如，使实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对欺师，礼让之言宜谦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颜渊愈子贡，则不须问子贡。使孔子实不知，以问子贡，子贡谦让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颜渊，称颜渊贤，门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须问於子贡？子曰：“贤哉，回也！”又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三章皆直称，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独以子贡激之，何哉？
或曰：欲抑子贡也。当此之时，子贡之名凌颜渊之上，孔子恐子贡志骄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颜渊之上，当时所为，非子贡求胜之也。实子贡之知何如哉？使颜渊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须抑也。使子贡不能自知，孔子虽言，将谓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问与不问，无圌能抑扬。
宰我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於予予何诛。”是恶宰予之昼寝。
问曰：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粪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门，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恶之，恶之太甚，过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孔子疾宰予，可谓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狱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将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则与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贤，知孔子责人，几微自改矣。明文以识之，流言以过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轻重，在宰予能更与否。
《春秋》之义，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贬纤介。观《春秋》之义，肯是之乎？不是，则宰我不受；不受，则孔子之言弃矣。圣圌人之言与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发於心，其实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贬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恶细，文语相违，服人如何？
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予改是。”盖起宰予昼寝，更知人之术也。
问曰：人之昼寝，安足以毁行？毁行之人，昼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昼寝而观人善恶，能得其实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门，序於四科，列在赐上。如性圌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昼寝自致此，才复过人远矣。如未成就，自谓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圌恶也。晓敕而已，无为改术也。如自知未足，倦极昼寝，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岂徒寝哉？且论人之法，取其行则弃其言，取其言则弃其行。今宰予虽无力行，有言语。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昼寝，听其言，观其行，言行相应，则谓之贤。是孔子备取人也。毋求备於一人之义，何所施？
子张问：“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举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败而丧其众，不知如此，安得为仁？
问曰：子文举子玉，不知人也。智与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五者各别，不相须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礼人、有义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礼，礼者未必义。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毁？谓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观过，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实矣。孔子谓忠非仁，是谓父母非二亲，配匹非夫妇也。


问：使治圌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於有余，争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子适卫，冉子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语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贡去食而存信。食与富何别？信与教何异？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为国，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为乎？”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说《论语》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谦也。”
夫孔子之问使者曰：“夫子何为”，问所治为，非问操行也。如孔子之问也，使者宜对曰“夫子为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对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实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谦之乎？其非乎对失指也？所非犹有一实，不明其过，而徒云“使乎使乎！”后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为过。韩子曰：“书约则弟圌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约也？
或曰：“《春秋》之义也，为贤者讳。蘧伯玉贤，故讳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伯玉不贤，故所使过也。《春秋》之义，为贤者讳，亦贬纤介之恶。今不非而讳，贬纤介安所施哉？使孔子为伯玉讳，宜默而已。扬言曰“使乎！使乎！”，时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讳？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於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
子路引孔子往时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圌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谏，孔子晓之，不曰“前言戏”，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审有当行之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难乎？“亲於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曰〕：佛肸未为不善，尚犹可入。而曰“坚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坚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软而易污邪，何以独不入也？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曾子不入胜母之闾，避恶去污，不以义耻辱名也。盗泉、胜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恶实，而子欲往。不饮盗泉是，则欲对佛肸非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枉道食篡畔之禄，所谓“浮云”者非也？或：“权时欲行道也即权时行道，子路难之，当云“行道”，不〔当〕言食。有权时以行道，无权时以求食。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当仕而食禄。我非匏瓜系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难。子路难孔子，岂孔子不当仕也哉？当择善国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系而不食，亦系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 “吾岂匏瓜也哉，系而不仕也”？今吾“系而不食”，孔子之仕，不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贪禄也。礼义之言，为行道也。犹人之娶也，主为欲也，礼义之言，为供亲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无依违之意，不假义理之名，是则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说孔子周流应聘不济，闵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用我，吾其为东周乎。”
为东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无定趋也。言无定趋，则行无常务矣。周流不用，岂独有以乎？阳货欲见之，不见；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浊也？公山不扰与阳虎俱畔，执季桓子，二人同恶，呼召礼等。独对公山，不见阳虎，岂公山尚可，阳虎不可乎？子路难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恶之状也。

孔子讥笑子游弹琴唱歌，子游引用孔子以前说过的话来反驳他。直到现在考察《论语》的原文，孔子的言论中还有很多类似讥笑弹琴唱歌的文句，但他的弟子中却很少有像子游那样敢辩驳的，所以孔子的话，始终有些像死结一样无法解开。由于七十弟子不敢辩驳，现在的儒生，就不能切实讲清孔子言论的是非了。
　　凡做学问的方法，不在于有无才能，难就难在敢于反问老师核实道理，确定是非。问难的方法，不一定对面对圣人，赶在他活着的时候。现在解说圣人的道理来教人的人，不一定要圣人教过的话才敢说。如果有不理解的问题，追问责难孔子，对道理有什么损害呢？果真有传授圣人学业的才智，反驳孔子的说法，又有什么不合理呢？追问孔子的言论，反问不理解的词句，世上如果有才高智深的人出现，而他们又是能回答问题解释疑难的人，一定会肯定我通过责难追问讲清是非的做法。
孟懿子向孔子问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樊迟驾着车，孔子告诉他说：“孟懿子向我问孝，我对他说：‘不要违背’。”樊迟问：“这话怎么说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周礼的规定侍奉他们；死了，要按周礼的规定埋葬他们，要按周礼的规定祭祀他们。”

请问：孔子说“不要违背”，是指不要违背周礼。那么孝子应当事先体会父母的心意，顺从他们的愿望，而不该违背他们的愿望。孔子说“不要违背”，而不说“不要违背周礼”，孟懿子听孔子的话，难道不会误解为不要违背父母的愿望吗？樊迟问这话怎么说，孔子才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周礼的规定侍奉他们；死了，要按照周礼的规定埋葬他们，要按照周礼的规定祭祀他们”。如果樊迟不追问，“不要违背”说法的含义，始终不可能知道。孟懿子的才干，不会超过樊迟，所以《论语》中看不到有关他的言行记录，樊迟都不理解，孟懿子就一定能理解吗？
孟武伯向孔子问孝，孔子说：“对父母，只在他们病的时候才忧虑。” 　　因为孟武伯总爱为他父母担忧，所以孔子说“只在父母生病时才担忧”。孟武伯处处为双亲担忧，而孟懿子侍奉父母却违背周礼。如果是针对他们的短处，那么应该回答武伯说：“对父母，只在他们生病时才担忧”，对懿子也应该说“只有遇到水灾火灾时才能违背周礼”。周公告诫才能小的人说得详尽，对才能大的人说得简略。樊迟是大才，孔子告诉得详尽；孟懿子是小才，告诫得反而简略，这违背了周公的用意。想针对懿子的短处，却不符合道理，而弟子又不责难，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因为孟懿子有权势地位尊贵，不敢说透彻，那么孔子对孟武伯也只能说“不要担忧”就行了。他们都是孟孙氏家的后代，权力和地位都一样，对武伯说得详尽而对懿子说得简略，不知道其中是什么缘故。即使孔子对懿子说穿“不要违背周礼”，又有什么危害呢？垄断鲁国大权莫过于季孙氏，孔子讥刺他在家中庭院里以“八佾”表演舞蹈，讥刺他在泰山举行旅祭，而不惧怕季孙氏憎恶不为他隐瞒过错带来的祸害，却偏偏害怕回答孟懿子时把话说穿的罪过，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向孔子问孝的不止一个人，每次都有赶车的人在场，不把回答的话都对他们讲一篇，而对懿子的回答，不但心满意足，而且还要故意告诉樊迟。
孔子说：“发财与做官，是人人想往的，不以正当途径得到它，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与卑贱，是人人厌恶的，但是富贵不从正当途径得到它，君子宁可不摆脱它。”这是说人们应当通过正道取得富贵，不应该用不正当手段得到它；应当保持节操，安于贫贱，不应该不择手段地摆脱它。

说“不以正道取得富贵就不接受”，可以；富贵不以正道取得宁可不摆脱贫困和卑贱，这是什么意思？富贵固然可以摆脱，摆脱贫困和卑贱又到哪里去呢？摆脱了贫贱，就得到了富贵，没有得到富贵，就没有摆脱贫贱。如果说取得富贵不用正道，就宁可不摆脱贫贱？那么所谓“得”是指得到富贵，不是指得到贫贱了。这样，贫贱为什么能说“得到”呢？本来该说“贫困和卑贱，是人人厌恶的，不以正道摆脱它，就宁可不摆脱它”。应当说“摆脱”，不应该说“得到”。“得”字是用在得到什么东西上的。现在说摆脱贫贱，怎么能说得到呢？只有富贵才该说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得到富贵，才能摆脱贫贱。那么怎么才能以正道摆脱贫贱呢？要修身行道，通过做官才能得到爵位、俸禄、荣华富贵。得到爵位、俸禄、荣华富贵，就摆脱贫困和卑贱。不以正道摆脱贫贱会怎样呢？由于痛恨贫贱，就会起来做盗贼，积累钱财，擅自互相封官许愿，这就是不按正道摆脱贫贱。（这话）七十弟子当时既然不向孔子提问，今天的学者也不知道提出质疑。如果这话的意思无法理解而文字又不分明，这说明孔子不会说话；如果这话的含意纠缠不清而文字又不好理解，这是孔子向人表示得不明白不详尽。学生不提问，世人不提出质疑，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还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请问：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是根据什么，见到了什么呢？是根据他年三十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呢？还是看见品行好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呢？如果是根据年三十了，不该说他“在监狱”；如果是看见他品行好，也不该说他“在监狱”。为什么呢？因为凡在孔子门下的，都有好的德行，所以才称得上具备了当学生的条件。在学生中公冶长没有妻子，那把女儿嫁给他好了，不必要称赞他。如果学生中有很多人没有妻子，而公冶长特别好，所以只把女儿嫁给他，那么称赞他就应该列出他的好品行，而不该说他监狱里。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上无辜被强迫受惩罚的人很多，他们未必都是贤人。一般人被冤枉的多得很不只一个，如果一定要因为他无辜被拘禁，孔子就把女儿嫁给他，那么就是孔子不把女儿嫁给贤人，而是嫁给受冤枉的人。认真考查一下，孔子称赞公冶长，有无辜的说法，却没有关于他品行才能方面的言词。如果公冶长确实不好，孔子把女儿嫁给他，就不对；要是确实很好，孔子称赞他不全面，也不对。如果孔子像把侄女嫁给南容时说的那样：“国家有道的时候，他能做官；国家无道的时候，能免遭刑罚。”这就是全面称赞了。
孔子对子贡说：“你跟颜回哪个强些？”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比呢？颜回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二件事。”孔子说：“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这是孔子认为颜渊贤能，以此来试探子贡的。


圣人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就算你说一百句对的 只要有一句错，那么就是句句错呵呵~

请问：孔子用来教导学生的是礼让。子路有志于“用礼让来治理国家，由于他说话不谦虚”，孔子就认为不对。假使子贡确实强过颜渊，孔子问他，他还得说不如；假使实在不及颜渊，也要说不如。这并不是胡乱回答来欺骗老师，而是按礼让的说法应该谦虚。如今孔子说那番话，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假使孔子知道颜渊强过子贡，那就不必问子贡。假使孔子确实不知道而问子贡，子贡一谦虚，也不可能知道。假使孔子只是想表扬赞美一下颜渊，称赞颜渊贤能，没有学生赶得上他，那名目多得很，何必去问子贡呢？孔子就说过：“贤能啊，颜回！”又说过：“我整天跟颜回讲学，他从来不反问，好像很笨。”还说过：“颜回这个人，他的思想能长期不违反仁。”这三章中都是直接称赞，没有通过旁人来抬高他，但到这一章，偏偏要用子贡来抬高他，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是想压抑子贡。因为当时，子贡的名声在颜渊之上，孔子担心子贡骄傲自满，故意压压他的。”名声在颜渊之上，是当时的人造成的，并不是子贡自己要胜过他。实际上子贡自知得怎么样呢？假使颜渊才能在自己之上，自己自然佩服他，就用不着压抑；假使子贡不能自知，孔子即使说了，他将会认为孔子只想压抑自己。由此说来，问与不问，都不能起到压抑或表扬的作用。
宰我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是不能雕刻的，粪土样的墙壁是无法粉刷的，对于宰予这样的人，我还责备他干什么呢？”这是在厌恶宰予白天睡觉。
请问：白天睡觉的过错，是小缺点；朽木和粪土，是腐败毁坏得不能再恢复的东西，是大罪恶。用指责大罪恶的话来责备小过错，怎么能服人呢？假使宰予本性不好，像朽木粪土一样，就不该入到孔子的门下，排在四科之列；假使他本性是好的，而孔子厌恶他，也太厌恶得过分了。“对人的不仁行为，痛恨得过分，就会出乱子。”孔子痛恨宰予，可以说过分了！即使是一个很蠢的人犯了轻罪，而司法官吏下令处死他，他一定会感到冤枉、怨恨，怎肯服罪而自责呢？即使宰予很愚蠢，那跟犯轻罪的人想法相同。假使宰予贤明，知道孔子责备他，只要稍微暗示就会自己改正。或是用明白的话使他知道，或是传话责备他，只要用话给点启示他本人就会自觉改正。自觉改正不在话轻话重，而在宰予能改不能改。
《春秋》的原则，是对细小的好事都要称赞，对细微的坏事都要指责。　　现在是用分量很重的话来表扬毫毛大的好事，用分量极重的话来指责纤介小的过错，按照《春秋》的原则，能认为这是对的吗？要是不对，那么宰予就会不接受；不接受，那么孔子的话就白费。圣人说的跟写的应该互相一致，话从口中说出，文章在简策上写着，都发自内心，实质是一样的。孔子写《春秋》，不用重话来指责小过，但他指责宰予时，却用指责罪大恶极的话来指责小过，写的与说的互相矛盾，怎么能服人呢？

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做的事；今天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做的事。从宰予身上，我改变了原先对人的态度。”这是孔子从宰予白天睡觉开始，改变了了解人的方法。
请问：人白天睡觉，怎么能够就败坏品行呢？品行败坏的人，白天晚上都不睡觉，怎么又能够成为好人呢？凭白天睡觉来观察人的好坏，能符合他的实际情况吗？据考查，宰予在孔子门徒中，在“四科”顺序里，列在子贡之上。如果性情懒惰，不能造就，怎么能达到这地步呢？假使宰我由于白天睡觉能自然达到这地步，那么他的才能更是远远超过其他人！如果他没有成就，就自认为已经满足了，不能自知，只是没有自知之明罢了，并不是品行恶劣。这样，向他说明告诫就行了，用不着为此改变了解人的方法。如果是他自己知道不足，只因疲倦到极点才在白天睡觉，这是由于精神耗尽的缘故。精神耗尽会导致死亡，那岂只是白天睡觉的问题呢！

况且评定人的方法，要是他行为可取就不必管他的言语，要是他的言语可取就不必管他的行为。如今宰予虽然没有努力去行动，但有言语方面的成就。凭他言语的成就，即使行为有缺陷，也算有一方面长处。现在孔子从宰予白天睡觉这事开始，不仅要听人说的，还要看人做的，要说的与做的互相一致，才认为是贤人，这是孔子求全责备选择人。那么周公“对人不要求全责备”的道理又运用到哪儿去了呢？
子张问孔子：“令尹子文多次做楚国的令尹，没有高兴的样子；多次被罢官，也没有怨恨的样子。每次交接时，总要把自己原来做令尹时的政务，都告诉给新的令尹。这人怎么样？”孔子说：“忠臣！”子张又问：“算得上仁吗？”孔子说：“没有智，怎么算得上仁呢？”这是指子文曾举荐楚子玉接替自己的职位去讨伐宋国，结果用一百辆战车的兵力被打败，而且丧了他的全部人马，不智到这种地步，怎么算得上是仁呢？
请问：子文举荐子玉，是不了解人的问题。智与仁，是不相干的。人有不了解人的缺点，怎么会妨害他具有仁的品行呢？五种道德规范，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各不相同，不必相互依赖才能具备某种道德，所以有的人智，有的人仁，有的人礼，有的人义。有信的未必智，有智的未必仁，有仁的未必礼，有礼的未必义。子文的智慧在识别子玉上有所不足，这对他的仁有什么损害呢？说他仁，怎么不可以呢？况且，忠就是厚。待人厚道，就是仁。孔子说过：“考察一个人犯的过错，就知道他仁不仁了。”可见，子文是有仁的事实。孔子说忠不是仁，这等于说父母不是双亲，配偶不是夫妻一样。

这文章真犀利

鲁哀公问孔子：“你弟子中谁是最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个颜回好学，他从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从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听说有像他这样好学的人了。”
颜渊早死的原因，到底是由于什么呢？假使由于生来就短命，就像伯牛得恶疾一样。要是人生下来禀受的命，都该健全美好，现在伯牛得了恶疾，所以说他“没有这样的命”。人生下来都应该承受天赋予的长命，现在颜渊得了短命，也应该说他“没有这样的命”。如果命有长命有短命，那么也该有善命有恶命。说颜渊“短命”，也该说伯牛“恶命”；说伯牛“无命”，也该说颜渊“无命”。一个死了，一个病了，都沉痛地谈到“命”，其实他们禀受的命没有什么差异，而孔子用的言辞却不同，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有颜回最好学，现在则没有了。他不迁怒于人，不犯相同的过错。”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有人说：“这样可以一并指责鲁哀公性情爱迁怒于人、爱犯相同错误的缘故。这样一来，顺着他的发问就一并给予回答，既顺便指责了鲁哀公的缺点，而又不冒犯他受到他的责罚。
　　请问：季康子也问过孔子他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也以颜渊回答他。季康子也有短处，为什么又不一并以回答来指责季康子呢？季康子不是圣人，操行还有不够的地方。如已有的事例：季康子担忧鲁国盗贼多，孔子回答说：“假使你不贪财，即使奖励盗窃也不会有人来偷。”由此说来，季康子的短处是贪财，那么，孔子不乘机一起指责他，是为什么呢？

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说：“我如果有卑鄙行为，天塌下来压死我！天塌下来压死我！”南子，就是卫灵公夫人，她聘请孔子，子路不高兴，认为孔子有yín乱行为。孔子辩解说：“我如果干了卑鄙的事，天塌下来压死我！”以极真诚的态度自己发誓，不欺骗子路。
　　请问：孔子自己辩解，怎么能辩解得了呢？假使社会上有人有卑鄙行为，天曾经塌下来压死过他，那才可以引用来发誓，子路听了，才会相信而解除怀疑。直到现在还未曾有过被天塌下来压死的人，就说“天塌下来压死我”，子路肯相信吗？已有的事例是：“雷打死人，水淹死人，火烧死人，墙壁和房屋倒塌压死人。如果说“雷打死我”，“水淹死我，火烧死我”，“墙壁和房屋倒下来压死我”，子路还可能相信。如今引用未曾有过的灾祸，用它来为自己对子路发誓，子路怎么会消除怀疑而相信孔子呢？已有的事例是：碰巧有睡觉做恶梦惊叫死去的人，能说这是被天塌下来压死的吗？考察起来，凡是睡觉做恶梦死去的人，未必都干了卑鄙的事。子路学问即使浅薄，还能知道事情的实际情况。事情不符合实际情况，孔子用它来发誓，子路肯定不会消除怀疑的。
　　孔子称说：“生死有命安排，富贵由天决定。”像这样，人的生死本来有长命的有短命的，而不由操行的好坏来决定。已有的事例是：颜渊早死，孔子说他“短命”。由此知道短命早死的人，未必有邪恶的品行。子路学问即使浅薄，听了孔子的教导，还是晓得生死的真实道理。孔子用“我如果有卑鄙行为，天塌下来压死我”来发誓，难道不怕被子路反问：“夫子你的命不该死，天怎么会塌下来压死你呢？”像这样，用“天塌下来压死我”来对子路发誓，始终是不会被子路相信的。不被子路相信，那么孔子自我辩解，也始终不能消除子路的怀疑。
　　《尚书·益稷》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游手好闲。”这是说舜告诫禹不要溺爱没出息的儿子。舜尊重天命，担心禹偏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引用丹朱的事来告诫他。禹说：“我娶妻的那个时候，才过了辛、壬、癸、甲四天就离开了，从启呱呱落地起，我就没有溺爱过他。”这是禹陈述自己做过的事，想根据过去推论将来，用现在出现的事来推断尚未发生的事，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敢偏爱没出息的儿子，但他不说：“如果我偏爱儿子天就塌下来压死我”，因为他知道一般人喜欢用天来发誓，孔子被子路怀疑，他不用过去的事来证明自己不会干卑鄙的事，而说：“天塌下来压死我”，这跟庸俗的人为解脱嫌疑，而指天发誓、赌咒，有什么两样呢？

　　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中没有图出现，我的一生已经完了！”这是孔子自己悲伤没有当王。他认为自己当了王，能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么凤凰就会飞来，黄河中就会有图出现。如今没有能当上王，所以吉祥的征兆不出现，自己感到悲痛伤感，因此说“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请问：凤凰飞来、河图出现，究竟根据什么来的呢？如果根据帝王开始兴起的时候，那么凤鸟、河图都未必出现；如果根据天下太平，使天下太平的帝王，又未必总能招来凤凰和河图。五帝三王都曾使得天下太平，但考察他们的吉兆，并不都以凤凰作为必然的祥瑞。既然对于天下太平，凤凰不是必然的吉兆，孔子是圣人，总想着不是必然出现的事情而自我感伤，这终究不会应验的。
　　有人说：“孔子不是自己感伤没有能当帝王，而是感伤当时没有圣明的帝王，所以自己不被重用。凤凰、河图是圣明帝王的祥瑞。祥瑞不出现，说明当时没有圣明帝王；圣明帝王不存在，自己就不能被重用。”说到招致瑞应，它是用什么招来的呢？如果是靠任用贤能的人，使统治稳定，功业告成。那么统治稳定，功业告成，瑞应就该出现了。瑞应出现之后，也就不再需要孔子了。孔子盼望的，怎么本末倒置呢！不考虑根本问题，而盼望那些旁枝末节，不看那些君主英不英明，却去说那些凤凰、河图出不出现。即使出现了圣明帝王，由于国家统治有不稳定的时候，凤凰、河图也有可能不出现，因此以祥瑞的出现来证明圣明帝王的出现，必然会出错。汉文帝可以说是圣明了，但察看一下《史记·孝文本纪》，也没有出现过凤鸟跟河图的记载。假使孔子生在汉文帝的时代，大概还会说：“我的一生已经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