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处士  苏台别业 苏州 晚唐时  《全唐诗》卷568李群玉《送处士自番禺东游便归苏台别业》
陆龟蒙 甫里别业 苏州松江县 晚唐时 有地数亩，有田奇十万步 《甫里先生文集》卷16《甫里先生传》
徐修矩 苏州别墅 苏州 晚唐时 潮田五万步 《全唐诗》卷609皮日休《二游诗》
王远知 茅山华阳观 润州延陵县 贞观九年 造观·赐田 《全唐文》卷923江旻《唐国师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观碑》
茅山紫阳观 同上 天宝八年 徒众受有土地，观内有车、奴婢、耕牛 《全唐文》卷345陈希烈《修造紫阳观敕牒》
李辞 让贤乡别业 润州延陵县 乾符年间  《唐故陇西李公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123页
李哲 丹阳庄 润州丹阳县 贞元时  《太平广记》卷363《李哲》
李棱 江宁别墅 润州上元县 贞元时  《太平广记》卷151《李棱》
韦邕 钟山别业 润州上元县 中唐时  《全唐诗》卷206李嘉佑《送韦山人（邕）归钟山别业》
顾况 茅山别业 润州 中唐时 有田产 《全唐诗》卷266《山居即事》
皇甫曾 丹阳别业 润州丹阳县 中唐时  《昼上人集》卷4《送皇甫侍御曾还丹阳别业》 
元诜 丹阳别业 同上 同上  《全唐诗》卷248郎士元《送元诜还丹阳别业》
权德舆 丹阳别墅 同上 同上  《权载之文集》卷3《省中春晚忽忆江南居》
武元衡 南徐别业 润州丹徒县 中唐时  《丹徒县志》卷48引武元衡《南徐别业早春有怀》
陆乔 丹阳别业 润州丹阳县 元和时  《太平广记》卷343《陆乔》
许浑 丁卯别墅 润州 晚唐时 二顷田 《丁卯集》卷下《夜归丁卯桥村舍》
许浑 茅山石涵别墅 同上 晚唐时 有山田十亩 《全唐诗》卷536许浑《秋晚怀茅山石涵村居》
许浑 瓜州别业 同上 晚唐时  《丁卯集》卷上《......游瓜州别业题旧书斋》
开善寺庄 润州上元县 长庆中 李德裕为该寺置膏腴之田 《全唐文》卷788李顾行《上元县开善寺修志公和尚堂石柱记》
张祜 丹阳别业 润州丹阳县 大和中 丹阳横塘之西，有田数百亩 《全唐诗》卷63颜萱《过张处士丹阳旧居》
李宽 金陵别业 润州上元县 时间不详  《金华子杂编》卷上
李幼卿 玉潭庄 常州义兴县 大历时  《刘随州集》卷4《酬滁州李十六使君见赠》
孟郊 义兴庄 同上 永贞时  《孟东野诗集》卷3《乙酉岁舍弟扶持归义兴庄居......》
杜牧、杜晦辞 阳羡别业 同上 文宗至僖宗 购有田产 《樊川文集》卷2； 《金华子杂编》卷上
陆墉 金沙洞居 常州义兴县金牛潭 唐后期  《咸淳毗陵志》卷15
善权寺庄 常州义兴县 大和时 寺前良田极多 《全唐文》卷788李 《请自出俸钱收赎善权寺事奏》
李勘 赵庄 同上 文宗时 三亩溪田 《张祜诗集》卷7《题李勘山居》
孙泰 阳羡别墅 同上 中和中  《太平广记》卷117《孙泰》
贝禧 茭渎别业 同上 乾宁中  《稽神录》卷6《贝禧》
陆希声 颐山别业 同上 唐末  《宜兴县志》卷10引陆希声《君阳遁叟山居记》
苏建雄 毗陵别业 常州 时间不详  《稽神录》卷1《李诚》
卢公弼 无锡别墅 常州无锡县 咸通时  《唐故范阳卢府君墓铭》，《唐代墓志铭汇编》第2423页
皎然 谢墅 湖州 中唐时  《昼上人集》卷3《赋得谢墅送王长史》
陆羽 青塘别业 同上 同上  《昼上人集》卷3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
徐氏 城北别墅 湖州 中唐时  《昼上人集》卷3《郭北寻徐主簿别业》
周諌 湖州别业 同上 同上  《昼上人集》卷3《题周諌别业》
陆龟蒙 震泽别业 湖州长城县 晚唐时 别业包括田产、茶园 《甫里先生文集》卷11《自遣诗》；卷16《甫里先生传》
石协律 吴兴别业 湖州 同上  《全唐诗》卷515朱庆余《送石协律归吴兴别业》
天竺寺庄 杭州 至德二年 置田庄，岁收万斛 《宋高僧传》卷15《唐杭州灵隐山道标传》
天龙寺庄 同上 长庆中 置良田十顷 《全唐文》卷676白居易《华严经社石记》
上清观庄 杭州余杭县 会昌中 田亩沃壤 《云笈七签》卷122《杭州余杭上清观道流隐欺常住验》


丁翰之 钱塘别业 杭州钱塘县 咸通中 别业包括田产，亲自耕种 《甫里先生文集》卷17《丁隐君歌并序》
韩珣  韩珣庄 杭州富阳县 时间不详  《太平广记》卷467《韩珣》
阿育王寺 越州 盛唐时 有常住田十顷，为"陆水膏腴之沃壤" 《全唐文》卷335万齐融《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吴张二氏 澶溪别业 越州剡县 同上  《剡录》卷6引孟浩然《过吴张二子澶溪别业》
王翁信 剡中别业 同上 中唐时  《全唐诗》卷249皇甫冉《送王公还剡中别业》
孙沅 句章别业 越州 中唐时  《刘随州集》卷1《送州人孙沅自本州却归句章新营所居》.
朱放 山阴别业 越州山阴县 同上  《刘随州集》卷1《送朱山人越州贼退后归山阴别业》
包氏 诸暨别业 越州诸暨县 元和中  《太平广记》卷172《孟简》
朱庆余 越州故园 越州山阴县   宝历中 种桑数亩 《全唐诗》卷514朱庆余《归故园》
吴融 镜中别业 同上 唐末  《太平广记》卷183《吴融》
韩乂 镜上别业 同上 大和中 三亩宅、两顷田 《樊川文集》卷16《荐韩乂启》
方干 镜中别业 同上 咸通时  《全唐诗》卷648方干《镜中别业》
李侍御 上虞别业 越州上虞县 唐末  《全唐诗》方干《李侍御上虞别业》
瀑多寺庄 明州奉化县 昭宗时 明州刺史黄晟为该寺捐舍田三千三百亩 《宁波府志》卷33《寺观》
李汾 张老庄 明州 时间不详  《太平广记》卷439《李汾》
李舍人  别墅 温州 唐前期  《全唐文》卷191杨炯《李舍人山亭诗序》
郑觉寺庄 衢州 德宗时 陆贽为该寺捐田千余亩 《衢州府志》卷26《寺观》
李氏 宣州别墅 宣州 元和中  《太平广记》卷430《李奴》
郑端公 青山别墅 宣州当涂县 大和中  《全唐诗》卷535许浑《酬副使郑瑞公见寄》
许棠  陵阳别业 宣州泾县 唐末  《全唐诗》卷603许棠《冬杪归陵阳别业》
元处士别业 宣州 唐后期 三亩居 《樊川文集》卷1《赠宣州元处士》
刘长卿 碧涧别业 歙州 中唐时  《刘随州集》卷1《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
南泉寺庄 池州 元和时  《五灯会元》卷3《南泉普愿禅师》
化成寺庄 池州九华山 晚唐时 有田数千亩，种稻置茶 陈岩《九华诗集》；《全唐诗》卷825冷然《宿九华化成寺庄》
灵居寺庄 扬州六合县 肃宗时 置鸡笼墅、肥地庄，有田数十顷 《全唐文》卷745叔孙矩《大唐扬州六合灵居寺碑》
卢传素 海陵别墅 扬州海陵县 贞元时  《太平广记》卷436《卢从事》
卢公弼 江阳旧庄 扬州江阳县 咸通时  《唐故范阳卢府君墓铭》，《唐代墓志铭汇编》第2424页
窦常 白沙别业 扬州 德宗至敬宗  《全唐文》卷761褚藏言《窦常传》
卢氏 高邮庄 扬州高邮县 时间不详  《太平广记》卷395《高邮人》
周济川 扬州白墅 扬州 时间不详  《太平广记》卷342《周济川》
王慎辞 广陵别墅 同上 时间不详  《太平广记》卷145《王慎辞》
皮日休 州东别墅 寿州 唐末  《全唐文》卷796皮日休《文薮序》
董江 牧犊墅 舒州桐城县 元和时  《太平广记》卷342《冯媪》
张藉 桃花坞别墅 和州 唐后期  《历阳典录》卷7《古迹.桃花坞》
淮阴庄 楚州准阴县 咸通时 有腴田数百亩 《唐厥史》卷上《赵江阴故事》
张五 濠州别业 濠州 中唐时  《全唐诗》卷248郎士元《赠张五堙归濠州别业》
※本文所指的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指唐后期政府财赋倚重地东南八道中的淮南、浙西、浙东、宣歙4道23州之地。


上表共列有84庄。实际上，有唐一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田庄数远不止此。安史之乱，中原多难，衣冠土庶"多避地于江淮"，"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南迁的北方士大夫在本区多置有田庄别墅[10] 。长江下游地区富户甚多，前述湖州"富户业广"即是。这些土著富户多以"桑田稻泽"为家产[11] ，他们在本地拥有田产、置有田庄应是确定无疑的。据上表统计，在这84个田庄中，有顷亩数记载的有15庄，有田产而无顷亩数的有13庄，余下的56庄只言其是别业、别墅而无具体记载，故难以知其规模。不过这56庄也不能单纯理解为不结合任何生产只供人游玩享乐的居宅。比如杜牧称他在"阳羡粗有薄产"，据《宜兴县志》"危山序"载："宜兴为常之属邑，......杜牧之、苏东坡尝买田筑室于此"，可知杜牧在阳羡"粗有薄产"，应包括田产在内。又如陶岘，"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12] ，陶岘在苏州昆山的别业显然也是拥有大量田产的。再如陆羽的青塘别业，不仅有绿篱、爬藤、柳荫、花径等庄宅幽景，也有树桑、栽竹、种茶的记录[13] 。所以把这些没有田产记载的别业、别墅视为大地产，应当说是可以的。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产的发展主要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中唐后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产的发展最为迅速。根据本区田庄情况表制成下表：

 

 

唐前后期长江下游地区田庄分布表
地区时间 浙西区 浙东区 宣歙区 淮南区 总计
唐前期 3 3 0 0 6
唐后期 44 11 7 9 71
时间不详 3 1 0 3 7
合计 50 15 7 12 84


上表84庄，除7庄时间不详外，唐前期置庄仅6起，其余71庄均置于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说明本区大地产在中唐以后才得到了迅速发展，唐前期的发展并不显著。众所周知，六朝时期南方大地产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特别是吴会地区。唐前期，特别是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而在六朝时大地产的发展就颇具规模的长江下游地区在这时却反而发展迟缓，大大落后于北方黄河流域。唐前期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产的发展相对迟缓，可能与均田令限制土地兼并、买卖有一定的关系。如前所述，大地产的发展，田庄的增多与土地兼并的发展大致是同步的。据现有的材料记载来看，唐前期长江下游地区土地兼并之风不盛，土地的集中程度还不算严重，因而田庄发展不快。中唐以后，特别是建中两税法颁布以后，唐政府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政策，放弃了对大土地私有制发展的限制和干预，因而本区的土地兼并便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上表所列本区84个田庄中，其中有50庄皆集中在浙西太湖地区，足见杜牧称浙西"上田沃土，多归豪强"所言不虚。小农土地被兼并、掠夺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地主田庄、别业的发展过程。安史之乱后，长江下游地区"美地农产，尽归豪奸"，地主的田庄、别业遍布各地，大土地所有制便得了全面发展。

    其二，长江下游地区的大地产具有规模小、多分散的特点。唐代北方田庄的规模颇大，郭子仪的田庄"自黄峰岭洎河池关，中间百余里"[14] ；李德裕的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15] ；司空图的中条山王官谷庄"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16] 。长江下游地区的大地产在规模上不仅远不及北方，而且也大大逊色于东晋南朝。《宋书》卷54载孙灵符的永兴别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同书卷67载谢灵运在会稽的别业，"田连岗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陌纵横，塍埒产经，......北山二园，南山二苑，百果备列。"唐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田庄、别业，多则数十顷，少则十余亩，一般规模都不大。本区的田庄，不仅规模较小，而且田庄多分散在各地，田庄的土地比较零散。在唐代，阡陌相连的田庄地产多见于北方，特别是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如元载在长安的城南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17] 。本区虽无"连疆接畛"的成片田庄，但地主官僚拥有田庄远非一处，则是可以肯定的。陆龟蒙在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而在相邻的湖州也置有田产。陆氏《自遣诗三十首并序》云："自遣诗者，震泽别业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厌厌卧田舍中，农夫日以耒耜相聒，每至夜分不睡"。其《记事》诗云："去年十二月，身在霅溪上。病里贺丰登，鸡豚聊馈饷。......今来观刈获，乃在松江并。门外两潮过，波澜光荡漾"。据此可知，陆龟蒙在湖州的田庄名震泽别业。陆龟蒙在自传中称"先生嗜茶茗，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可知陆氏在顾渚山下的茶园当为其震泽别业的一部分[18] 。许浑丁卯别墅有田二顷，在茅山又置有石涵别墅，拥有"十亩山田"。卢公弼在扬州江阳县江津乡金檀里置有田庄，又在常州无锡县太平乡临旗里拥有别墅[19] 。李辞家居广陵，却在润州延陵县让贤乡拥有别业[20] 。扬州六合县有一位"负秽锄地，鬻蔬不辍"的菜农张老，因鬻菜致富，在北方王屋山置有田庄，人称其庄"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亮耳目"[21] 。这位终岁鬻菜的张老既能在千里之外的王屋山购置庄宅，那么他在扬州附近也可能拥有田庄、别墅。象这种一人拥有数庄、分散在各地的现象，在长江下游地区应当说是很普遍的。


    （1）来自政府和施主的舍田。贞观九年（634年），唐太宗"敕润州于旧山（茅山）造观一所，赐田，度道士七十人"[43] 。明州鄮县阿育王寺，南朝刘宋时在寺东15里处置有常住庄田，为宋文帝亲赐，陈隋之季废。唐中宗时亲降玺书，割湖东十顷膏腴之地重置常住田庄。大历元年，湖州大姓张宗达为苏州法华道场"置庄二所，世田为义"。建中初，九华山释地藏整修化城寺，池州刺史张严"仰师高风，施舍甚厚"，旁邑豪右及富商大族"一瞻一礼，必献桑土"[44] 。穆宗长庆四年，李德裕为润州上元开善寺"置膏腴之田，以供香火之用"。常州善权寺，"寺前良田极多"，会昌毁佛中寺废，寺庄田产为人所购。懿宗时户部侍郎李"自出俸钱，依元（原）买价收赎"。"其连寺田产收赎之后，并却舍人入寺家，永充供养。"

    （2）寺观购置的田产。在唐代，寺院一般都拥有"常住什物"、"常住金"等固定资产。寺院既有资产，就可以利用资金通过购买方式获取土地。肃宗至德元年，扬州六合县灵居寺贤禅师"积衣钵余，崇常住业，置鸡笼墅、肥地庄，山原连延，亘数十顷"。代宗永泰初，僧道标为杭州天竺寺"置田亩，岁收万斛"。穆宗长庆二年，杭州兴龙寺僧南操"请灵隐寺僧道峰，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又于众中募财，置良田十顷，岁取其利。"[45] 可见寺院积财购置的田产也不少。

 

三、大地产的经营方式

    在唐代，特别是中唐后，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产的经营方式主要是租佃经营。租佃制虽然从秦汉时起就业已存在，但是一直到唐代中叶前，它都没有得到普遍发展。汉代豪强地主的田庄"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六朝时士族地主田庄别墅中的主要生产者是"注于家籍"的部曲、佃客、僮仆、奴婢，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强。从北魏到隋唐的五朝均田制，本质上就是一个占田限额、抑制兼并，稳定小农地产的土地制度，均田制下的农民实际上就是封建国家的依附民。唐前期租佃制虽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劳动者的主体仍是自耕农，小农地产在当时的土地所有制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租佃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剥削形态，在封建生产方式中占居主导地位则是在中唐以后。这与当时均田制的瓦解、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两税法的推行密切相关。大土地所有制在整个土地所有制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是租佃经济主导地位确立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均田制的瓦解，地主大土地所有制急剧膨胀。建中两税法放弃了土地买卖的限制，敞开了土地兼并的大门，造成了地权的高度集中。土地集中的过程，也就是小农土地被兼并、被掠夺的过程。中唐后长江下游地区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庐江剧部，号为难理，强家占田，而窭人无告"[46] 。庐州营田吏施汴"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退为其耕夫，不能自理"[47] 。拥有数十顷土地的地主尚且被兼并，退为耕夫，一般自耕小农的情况便可想而知。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入地主的田庄，成为他们的契约佃农。因此在建中以后，随着地主大土地私有制优势地位的确立，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契约佃农，本区的地主田庄大多采用了租佃经营方式进行管理。据《甫里先生文集》卷16《甫里先生传》载："先生嗜茶荈，置园于顾渚山下（自注：山在吴兴郡岁贡茶之所），岁入租十许薄，为瓯檥之实。"据此可知，陆龟蒙在湖州的别业已采取了租佃经营。陆氏在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有耕夫百余指"，这些耕夫当为契约佃农无疑。本区还有一部分地主官僚的田庄任用家仆管理。陶岘"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毗陵，常使傔人李诚，来往检事（视）"。[48] 从中唐后租佃经营方式的盛行来推测，如上由家仆来管理的二庄，恐怕也是采取的租佃经营，家仆的主要任务只不过是向承佃者收取地租而已。本区的寺观田庄也多采用租佃经营。明州鄮县阿育王寺，在唐中宗时"亲降玺书"重置常住田庄时，改为召佃经营，由一沙门任"知墅"，"督农"而耕[49] 。天宝年间，茅山紫阳道观已把道观土地出租给徒众，"收纳苗子"，以充斋粮[50] 。总之，中唐后长江下游地区地主田庄、别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主要为租佃经营，这一结论应当说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