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不久，弗朗西斯·福山还是兰德公司这一军事智库中年仅27岁的初级研究员。他的任务？找到抗衡莫斯科武力的策略。福山刚刚在哈佛完成了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博士论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华盛顿对南亚一无所知。于是，他拿起了电话。
　　“紧接着，三军情报局就邀请我对西北边境省进行为期两周的巡视，”福山回忆道，他指的是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以及它紧邻阿富汗的危险边境地带。这个充满了雄心壮志的学者跳上了飞机，很快他就开始采访阿富汗难民，与开柏隘口的战士们共同进餐。有照片为证，在一张拙朴的快照中，带着时髦太阳镜的福山咧嘴笑着，吃着芒果，身边是一名巴基斯坦上校。返回后他递交了一份报告，“就是一个建议书，”他说，“认为美国应当支持圣龘战组织。”很快，里根政府就开始往巴基斯坦运送F-16。福山否认他的研究催化了这一决定。但是新德里不那么认为：“我成了印度最痛恨的人之一，”他说。
　　不管如何，这一大胆的举动清晰预示了福山的思想本能如何将他与全球最具地缘政治战略性——毋庸说也最危险——的角落紧紧联系在一起。
　　时间推进20年，现年58岁，身为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资深研究员的福山并未显老，实在令人羡煞。这是三月一个雨中的清晨，前一个周末奥巴马总统和北约盟军刚刚开始对利比亚的轰炸。福山坐在加州新家厨房的樱桃木餐桌前。戴着太阳镜的南亚间谍不见了，但是思想的渴望仍在。
　　桌上躺着一页纸的信，福山仰靠在椅中，避免看它。那封信来自于外交政策创造会，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最新化身，其成员包括威廉·克里斯托尔，约翰·波多雷茨和麦克斯·布特等倡导美国运用武力摆平世界秩序的一批人。这封公告——福山根本没读——要求奥巴马总统对利比亚实施空袭。曾几何时，福山会是这帮人中的一员。毕竟，在1998年新美国世纪计划（先前的一个新保守主义政策机构）写给克林顿总统要求驱逐萨达姆·侯赛因的臭名昭著的信中，他的签名非常引人注目。
　　那为什么今天福山的名字缺席了呢？"那是在假设我想成为那个俱乐部的一员，”他突然开口。福山身着熨帖的蓝色衬衣，带褶的深色便裤，他掰着开心果，深思而谨慎。那样的唐突很不寻常。福山的自信可比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成员，他从来不会无话可说。似乎没有一个问题会让他吃惊，因此任何一个回答都不是纯粹的现场发挥，不管是关于开罗的民龘主未来，还是北京共龘产党的长寿。这并不是说他是平淡乏味的。事实上，谈到今天的共和党，他出言极为犀利：“基辛格时代的现实主义者已经淡出了，例如罗伯特·佐利克，詹姆斯·贝克，和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今天，这个政党如同一片荒原。他们在外交政策上完全是外行。”


　　听起来也许很奇怪，这是一个以冠名“历史的终结？”的文章获得声望与财富的人，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的远见来自于他对“必胜主义观点的反感”（这一观点来自于《知识分子的逃离》一书作者保罗·波曼）。70年代当福山在艾伦·布鲁姆（《美国心灵的封闭》一书作者）教诲下最初加入新保守派之时，他从很大程度上是在反对左翼的大社会必胜主义和滥觞于1968年的新左派文化反抗运动。最近，波曼说，“同样的必胜主义控制了右派的新保守主义，他转过头不再理睬他们。”
　　与新保守主义派系的这一决裂有着极为具体的源头。在2004年2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年度晚宴上，福山坐在席间聆听副总统迪克·切尼及之后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宣称“单极时代”的到来， 当然，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狂热地欢呼，”福山回忆道。而在他看来，伊拉克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极大的错误。“我所有的朋友都已向现实告别。”
　　他没有把这当成家事，而是公之于众。“我极力使其只关乎于思想与政策，而不是个人，”他说。而这并不完全准确。也许他此时改变了想法，但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中福山明确写道“这对我而言是一个个人的话题。”象保罗·沃尔夫维茨（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和新保守主义者）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沃尔夫维茨不仅给了福山第一份国务院工作，后来还邀他加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但是福山背叛了他们。（我们反复请求尔夫维茨和克劳萨默给出他们这边的故事，但他们未给予任何回应）“不，”福山说，“我和沃尔夫维茨再没说过话。”

　　福山的母亲出生于日本京都。他的祖父1905年逃离日俄战争，来到洛杉矶，开了一家五金商店。但是几十年后，他不得不在慌乱中卖掉这家小东京地区的店铺，那是二战期间，他和其他日裔美国人被一同拘押起来。福山把这一段历史称为“极大的不公”，他毫不犹豫地将其与蔓延今日美国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相提并论。“这是来源于同一冲动的荒唐之举，”他说。他总是抓住机会向保守主义者开枪，这是其中之一，对一个服务过两届共和党政府的人来说，堪称不凡。
　　多年来，福山象一条知识界的变色龙，游遍世界的版图。“就像许多人的故事一样，我的经历带着我随意地四处漫游，毫无计划地去到了一些幸运的地方，”他说。他的著作不涵盖了政治和哲学，还涉及生物科技和那个充满火龘药味的概念：人性。“他在思想上无比诚实，”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学家沃尔特·卢索·米德说。“他追随着自己的头脑。他的第一要务是他所看到的真实。”

如果福山的第一要务是真实，那么他的个人喜好紧随其后。“部分来说，这是我不愿回到政府的原因——我不会有时间玩这些，”他说。在他家中的办公室里，一只从地板高至天花板的柜子里摆放着一堆高端音响设备——包括一台太空时代造型的唱盘，几乎花去一辆二手车的价钱。“疯狂热爱这类东西的人们不谈论低或高，他们谈论声音的空间感，”他说着，把指针放到迈尔斯·戴维斯的《西班牙素描》上。另外，他拥有一个木工棚。他还是个业余摄影师，最近他说，“这些天我花在思考装备上的时间和我每天上班分析政治的时间差不多。”
　　漫步在斯坦福红瓦砂岩墙面的校园里，福山解释说在《起源》一书中，他把自己想象为一个19世纪的“伟大历史人类学家”。那些名字也许你很陌生——例如亨利·缅因和弗雷德里克·麦特兰德——但是他们的方法正经历着某种复兴。他们的著作架构宏大，充满雄心，跨越多个学术领域和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贾里德·戴尔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与我现在所做的也许最为接近，”福山把自己与另一位畅销书作者相比，后者在1997年的书中认为地理与气候最终决定了为何某些社会（如欧洲和北美）繁荣发达而另一些社会（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总是贫穷落后。
　　在他斯坦福大楼一角的办公室里，百叶窗挡住了加州的阳光，福山坐在那里环视着周围凌乱的书堆。“但是戴尔蒙德在对发展的考察中并不考虑文化与思想，”他说。对福山来说，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思想点燃了历史的引擎，在一个严肃伟大的思想褪色的时代，他无时不在推动着它们的新生。



总感觉需要重新审视下福山的终结论。这东西不是德里达骂完就能扔的，何况德里达骂得不靠谱。

这种终结论，首先基于福山极端反马反极权的立场，其次是因为他虽然是亚裔但活脱脱就是代表西方史学价值体系的人。所以他认为民主化是历史的重点，这种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末世性十分严重。福山是一个大写的后现代主义者，所以他拒绝辩证法而接受斯特劳斯等人的浸染，但他也因此反动的否认了历史的线性发展规律，我们要好好审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