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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维平
【机构】 上海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季刊）2011年第2 期

雅乐起源于西周，在中国音乐史上持续了几千年的历史。隋唐以来雅乐开始传播于东亚的日本、朝鲜、越南，至今仍然在这些国家和地域传承。而在中国，雅乐的命运在清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衰败之后，由于失去了宫廷舞台而撒手人寰。近年来在教科书上雅乐大都被定位于封建社会的残余，是一种腐朽、没落的音乐体裁。因此，今天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中雅乐这个古老的音乐体裁不仅被概念化地抛弃，其音乐形态大多不为人知，几乎被遗忘了。
今天，随着我们国力的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得到强调，人们开始重新深刻地反思、体认传统文化的回归，雅乐这个源于中国，支撑中国几千年礼乐文化的重要体裁再一次地浮出水面，呈露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率先在全国成立了“雅乐研究中心”，并在2011 年1月22- 23 日力邀全国及日本、韩国和越南的相关学者召开了雅乐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向世人宣告我国正式组织化地启动了研究和重建雅乐。会议中，在广泛听取中国及东亚诸国雅乐事项的同时，又非常深入地探索了我国雅乐重建的方法与可能性。会议非常的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重建雅乐并非易事。首先雅乐在我国历时几千年的传承中，其本身在发生着时代的变迁，而唐朝以来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的雅乐也不尽相同，我国将重构什么时期、怎样的雅乐？恢复雅乐的依据何在？这些无疑成了会议的争论焦点。
对此，笔者想对我国及东亚诸国的雅乐基本形态做一番历史性的考证，梳理一下中国的雅乐与目前传承于东亚诸国雅乐的传承与变迁的关系，为我国雅乐的重建提供一个参考依据，同时就雅乐的重建谈谈自己的思考。


为朝鲜雅乐的传承与发展建立了基础。而李朝的雅乐也是今天朝鲜雅乐的传承之源。在《世宗实录》中记载，仅世宗十二年（1430 年）的一年中朴堧就对各种雅乐器的制作、佾舞的服饰、制度以及登歌内容等提出过二十项上书建议。在复制中国为主的雅乐器外，在音高定制、统一音律上也同样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朴堧在朝鲜朝宫廷音乐恢复、建设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贡献： 1. 朝鲜固有的传统古乐（新罗及三国时期传承下来的古乐）。 2. 中国宋代传入的大晟乐。 3. 由他自己研究唐的雅乐制度，综合了本国乐律所作的宫廷雅乐。朴堧尽管在恢复中国乐器、乐律及雅乐的建构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实际上他在雅乐恢复过程中重视平衡雅、唐、乡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的雅乐、唐乐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三乐间的关系到了李朝中期悄然发生了变化。世宗王觉得在自己的国都进行仪式音乐时必须要有本国的乡音，就此逐渐将中国的唐乐与乡乐一同渗入到雅乐中去了。《世宗实录》卷30，世宗七年十月的项载：“上谓吏曹判书许稠曰：我国本习乡乐，宗庙之祭先奏唐乐，至于三献才成时，乃奏乡乐。以祖考平日之所闻者，用之何如？其与孟思成议焉。”这种想法在世宗朝逐渐形成，世宗直言：“雅乐本非我国之声，实中国之音也。中国之人，平日闻之熟矣，奏之祭祀宜矣。我国之人，则生而闻乡乐，殁而奏雅乐何如？”④这样，在雅乐中加进了乡乐与唐乐。严格意义上来说朝鲜李朝的雅乐尽管以中国祭祀仪式乐为主，但渗进不少俗乐内容。尤其到了成宗朝（1470- 1494 年），也就是朝鲜李朝中期以后，乡乐作为朝鲜固有的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首先在乐器的使用上，原先占据主要地位的唐乐逐渐失衡，不仅使用频度减少，一些唐乐器被逐渐编入乡乐之中，并成为后来乡乐的固定乐器。朝鲜的雅乐尽管还使用编钟、编磬等轩架乐器，跳佾舞、唱登歌，但是朝鲜的乡乐器，如三笛（大、中、小笒）、玄琴、奚琴等高丽时期的俗乐器已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了。音乐仪式、登歌内容都注入了朝鲜本国要素，朝鲜化的倾向十分浓郁。

也就是说越南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阮朝封建王朝的末期雅乐仍然隆重地上演着，它的存亡与中国相似，是在宫廷舞台的消失而走向衰败的。越南的传统文化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在宫廷音乐方面尤其受到明代以来的熏染。其宫廷乐，从音乐体裁、演奏理论、乐器、演奏形态到社会功能等几乎全面接受、引进中国明代以来的宫廷乐体制[1][2]。但几百年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已逐渐地越南化并融入了越南传统文化之中。后在王朝更替，近代的法国殖民化、越南战争以及1945 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宫廷体制从这个社会中逐渐消失，宫廷乐的外部受到了多重的冲击。且由于近现代以来越南的政治、经济环境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1986 年制定了经济的“刷新”政策，经济发展已成为越南举国上下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过去所残存下来的宫廷乐则成了社会发展中的旅游、观光化产品。宫廷乐在走向民间化过程中其自身嬗变在不断的发生。反映出战争带来的外部撞击与经济改革内化所形成的两重环境下的巨变。笔者于1995- 96 年连续两次对越南顺化的宫廷雅乐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对当时曾经服务于阮朝宫廷的五位长老乐人进行深入的调查。他们演奏了雅乐与大乐⑥，其中所演奏的雅乐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乐器主要有：琵琶、二胡、大鼓、小手鼓、铜钱串、月琴等。而编钟、编磬之类的雅乐器已消失殆尽，完全是俗乐器的世界，没有登歌与佾舞。演奏的音乐（如谱例1）更是令人感到地方民间音乐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乐曲是以五声音阶为特征的地方民谣特征，带附点的主题旋律延绵不断的展开，给人以深情动人之感。其装饰化并带有滑音的演奏风格给人以浓郁的南方小调色彩。

音乐悠扬流畅、沁心自得与印象中庄严肃穆的仪式性雅乐的气氛极然相悖。越南历史上雅乐中所出现的特钟、特磬、编钟、编磬、建鼓、柷、敔、琴、瑟、排箫、箫、笙、埙、篪、拍板（《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等雅乐器在此已不复存在。


五、复原、重建中国雅乐的思考
以上简单地阐述了中国与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的雅乐历史与现状。众所周知雅乐源自于中国的周代，几千年来一直作为礼仪乐被使用。唐代以后雅乐开始规模性地传播于东亚诸国，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来接受这一文化体裁，并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吸收、消化、衍变为自我文化。日本在接受之际就将唐代的宫廷俗乐内容冠以雅乐之名并传承至今。一千多年间在音乐的节奏以及乐器的使用、曲名与乐调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今天韩国的雅乐尽管在十二世纪初接受了中国宋朝完整的雅乐体系，至今仍然保持着“堂上登歌、堂下乐悬、文武佾舞”的形式。但是雅乐在李朝的五百年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朝鲜雅乐中“雅、乡、唐”成分的变迁，尤其是朴堧以后乡乐逐渐吸收唐乐并作为民族文化受到极度重视。在今天的雅乐中已经渗透了朝鲜的俗乐器，使用中国雅乐中不用的牙筝、奚琴、玄琴等乐器，成了朝鲜式的雅乐。同样，明朝越南也是全面接受中国的雅乐，尤其是明代的永乐年间与中国的儒教文化、科举制度一同倾注于越南。越南的雅乐在十八、十九世纪在宫廷仪式中使用频繁，音乐制度也出现了肥大化倾向。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南郊坛仍然使用着仪式性的雅乐。但是随着阮朝宫廷舞台的消失，越南雅乐迅速走向民间、地方化，继而在不断的战争与新形势下的经济政策催化下全面呈现出观光化倾向，雅乐这一体裁的俗化已成事实。
在复原、重建中国雅乐的今天，想建立怎样的雅乐，这是我们必须思考定位的重要问题。究竟是想建立一种儒家文化寻根式的广义雅乐，还是为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狭义雅乐？纵观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雅乐，有两条发展路径：其一，中国本身的雅乐发展之路。尽管它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严格地遵循着其等级制度与音乐形式，但是周朝以后，至少从汉朝以来历代登歌的内容以及音乐形式的规模、乐器的形制等都历经变迁。那么我们想恢复、重建的雅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雅乐？其二，东亚的日本、今天韩国与越南的雅乐。且不说它们在不同的异乡它国所发生的内化衍变，它们的历史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宋代（唐代传到日本的不是中国的雅乐），今天貌似最正宗的韩国雅乐也只能算是对中国部分内容的传承，朝鲜化倾向明显。再则如前所说，在中国的唐、宋雅乐实际上也已经发生了变迁，因此传承于日本、朝鲜及越南的雅乐充其量只能为中国雅乐的重建提供阶段性的部分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复原重建汉或此前的雅乐，才是有意义的工作。值得宽慰的是我国已经出土了大量的这一时期的雅乐器，如编钟、编磬等，并且至少在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学者已经对这些乐器进行了多项研究，如乐器测音、复制工作的尝试等，积累了不少经验。笔者认为对一个时期的音乐体裁（历史音乐）的复原须拥有两个重要条件，即乐谱的存在与音响的传承。遗憾的是这两项条件都是我们现在所不具备的。因此，如何重建、恢复真正的周、汉雅乐，或者重建狭义的、学术意义上的雅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困难而严峻的工程，任重而道远。这项工作的进行需要诸多学科、相关学者共同努力，除了文献史料、仪式制度、服饰舞容等音乐“外围”的调查工作外，更重要的是音乐本身的内容，如时代性的乐器音律、乐器的形制、时代的演奏法以及音响审美趣味等等，是一个十分艰难且必须正视的课题。我们希望以积极的态度来参与、重建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学术性的关注，还原接近历史真实的面貌是我们期盼的结果。
注释：
① 参见《汉书》礼乐志第二，卷22。
② 参见《隋书》音乐中。
③ 参见《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一。
④《世宗实录》卷49，世宗十二年九月，己酉的项。
⑤ 照片转引自金英峰《越南中部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变迁》1997 年大阪大学博士论文。
⑥ 越南历史上的音乐体裁有雅乐、大乐、小乐、女乐、军
乐、细乐等，参见上注。
参考文献：
〔1〕赵维平．历史上的越南宫廷乐〔J〕．音乐艺术，1996．
〔2〕赵维平．从中越音乐的比较看越南宫廷音乐初期史的形成〔J〕．音乐艺术，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