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1月12日 02:44:23 夏芊若
　 欧洲汉学大会落幕了
。什么是汉学？汉学研究什么？汉学研究对东西方交流在产生什么影响？汉学家们对中国都有一些什么观感？抱着这些问题，一位中国留学生近日访问了一些知名的德国汉学家。他们的看法和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另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视角。本刊特刊发这次访谈以飨读者。 　 ―――编者


　 什么是汉学？ 　 凡埃斯教授：汉学是一门关于中国所有一切的学科。真的是关于所有的一切。像英文系，或是意大利语系，这些学科的内容都非常窄，主要是以文学为主，这些国家的历史是在别的系里学的。而学习汉学可以同时学到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分开来。 　 根茨教授：汉学对于我来说包括了所有关于中国的研究，这门学科是从地理上的边界来定义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海外华人都是被研究的对象。 　 康蓬博士：大约在100年前，汉学只是指读一些中国的古文，主要以哲学为主，孔子、孟子、老子，还有一些诗词和文学，像李白、杜甫。一切现代的都不算在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种只读中国古文的研究方法慢慢转变成为汉学，也可以叫作中国学，包括了一切和中国有关系的事物。 　 密特勒教授：汉学是一门研究整个中国范围的学科，每个汉学家都研究点什么和中国有关的东西，这个搞中国音乐，那个搞中国医学，另外一个搞中国经济，也有人什么都研究，不过大家多少都搞点中国的历史。然后还分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时段根据情况有时划分到1850年，有时划分到1911年为止，研究这以后的现代中国就是现代汉学了。总的来说汉学就是对中国各个方面的了解和认识。 　 弥勒？萨伊尼教授：从历史上来讲汉学是一门以语言和文学为主的学科，大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汉学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了，主要是1968年以后，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和中国开始有了很多社会学方面的联系。 　

汉学家做一些什么工作？ 　 凡埃斯教授：汉学家选择一个他感兴趣的领域搞一些专业的研究工作。我认为一个汉学家最主要的任务是能够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讲出一些有分量的关于中国的观点，并且传授给他的学生，使他的学生们去了中国以后比那些没有学过汉学的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自己毕业后在一个经济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感觉到了一个汉学家和一个政治学家做同样工作的区别。一个学习政治的人有能力处理关于中国的信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通过汉学的学习我们有能力从中国人的视角去看中国，并且能够把这种对于中国的理解在德国、在欧洲进行传播。 　 根茨教授：一个汉学家选择一块自己的研究领域，一般还有另外一门专业学科。他的工作就是把这门专业学科和中国联系起来做一些研究。学习好汉语是很重要的。 　 康蓬博士：汉学应该像大学所有别的科目一样，是一门科学。但是在大学里我们需要花很大精力进行语言教学，大学课程的前半部分几乎都是语言课。在海德堡有很多学生同时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有些还要学习日语和其他的语言，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教很多语言课。大学课程的后半部分主要就是科学了，有很多课题和研究。 　 密特勒教授：以前的汉学家们每天主要是读一些中国的书，中国的文字。新一代的汉学家们除了读文章以外，也看中国的电影，听中国的音乐，此外，他也关心中国经济上的数据等等。 　 弥勒？萨伊尼教授：我们现在可以去中国，不像以前那么麻烦，也可以做一些人物的采访和一些实地的调查。汉学研究整个中国的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国土内的文化，也包括中国在海外的文化，要看那些代表中国文化的人们在哪里，像国外的一些“China Town”（中国城）。不过只有少数汉学家真正研究海外中国文化以及海外华人。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您认为汉学对这种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吗？ 　 凡埃斯教授：我个人认为汉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不过有时候被忽视了。对欧洲的一些学科来说比如像法国的人类学，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格莱内（1884～1940，法国社会学家以及汉学家）一类的中国专家推进的。他们之所以能促进别的学科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欧洲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是个陌生的国家。欧洲和中东伊斯兰的一些国家有着长期的比较近的关系，哪怕是常常处于战争的状态。欧洲和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格莱内的工作那么吸引欧洲人，因为人们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可以用来和自己的文化作比较，通过认识别的文化也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 　 我觉得汉学家们肯定对全球化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可能这些影响比较隐蔽，但是可以感觉到。德国的汉学不是起源于一些埋头躲在资料室里工作的科学家们，大学里刚刚建立了汉学学科位置的时候，当时在汉堡和柏林有一些和中国有往来的商人，他们说，我们实在不了解中国这个国家，我们需要在德国的大学里设一些教学位置给一些研究中国的专家。第一批坐在这些位置上的教授们像弗兰克（Otto Franke），或者威尔汉姆（Richard Wilhelm），他们都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而且和中国人一起研究过中国的文章，我想他们也把很多西方的思想带到了中国，他们促进了中国100年前起对外界的逐渐开放。 　 1949年以后中国的这种开放脚步放慢了很多。我觉得15年以来中国科学家们和西方科学家们的交流加速得很快，这种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研究的汉学这些年渐渐引起了中国的兴趣，中国的科学家们想知道，欧洲有哪些汉学家，他们在搞些什么研究，当然还有美国的那些汉学家们。中国科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西方汉学家们作为文化使者的重要性。 　 这里讲讲我个人的经历：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个部门工作，负责德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之间的联系工作。有一次我和一个德国人在一个展览会上，那个德国人从1970年起专门联系展览会，因此已经跑了七八十趟中国，可他一句中文也不会，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中国老手了。可是我们的午餐开始还没两分钟，他的生意合作者们都开始和我聊。他很惊讶地跟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人和人的关系在语言障碍排除后可以提升到这样一个境界。 　 我当时也在别的一些和中国有联系的政治家以及商人身上发现，有语言障碍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中国的。这些人在北京从一个门前坐出租车到另一个门前，他们看不到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他们看不到那些胡同，北京人真正生活的地方，这会对了解产生巨大的影响。汉学这10年15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来填补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一些缺陷。 　 根茨教授：我觉得对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别的方面起了更重要的作用。比如经济上的往来、文化上的往来、旅游业、媒体的传播、信息业。市场和信息是全球化发展的两根主脉。学术上的一些工作我认为不是很关键。 　 康蓬博士：我觉得这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汉学是一门科学，科学都有自己的边界。另一方面汉学家们的工作就是在西方传播他们所有对中国的认识。对于全球化，我想两方面的人起了作用，一方面是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另一方面是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再加上有很多两头跑的留学生们，他们懂两国的语言和文化，也能够进行一些传播。 　 在德国的社会里当然有很多人对经济、文化、文学或政治感兴趣，如果大学里提供汉学这门课，就需要满足各种不同人的兴趣和要求，经济上需要翻译，搞进出口的专业人士，懂国际贸易和国际法的人，像WTO（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合约，人们期待大学里能够培养出满足各方面需求的人。也需要有人翻译文学著作，像巴金、鲁迅，还有一些现代的文学作品。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些中国的影片，如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片子，这些片子需要翻译成德文，还必须给影片的观众提供一些幕后的信息，比如影片是根据哪部小说改编的等等。 　 密特勒教授：几乎每个汉学家都试着去一些地方做些关于中国的报告，汉学家们也经常搞一些中国的展览，德国大城市几乎都搞过这些展览，展览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方面的、政治上的讨论、妇女问题，感兴趣的主要是学术界的人士，到底在大众间传播的怎么样，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弥勒？萨伊尼教授：我觉得问题就是，哪些人真正接受了，真正读了我们研究和出版的东西，一本纯科学的书几乎没有人看。不过美国的情况和这里不是很一样，主要是那里有大批的外来移民，那里学校的历史课如果光提到欧洲和北美的历史、人种以及国籍混合的学生们是不会满意的。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汉学家们直接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贸易往来吗？ 　 凡埃斯教授：我记得大约15年前有一个仅仅对中国经济感兴趣的大学做过一次社会调查，问一些大的德国企业，是否会聘用汉学家到公司工作。这些企业都回答说，我们对汉学家不怎么感兴趣，我们需要的是懂经济的专业人士，他们应该具有在世界各地都能“上场的”能力。这种观点当时让我们这些学汉学的感到很伤心，我们都想德国的企业怎么能够这样撇开汉学跑到中国去做生意。 　 但实际情况是，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和我同时毕业的那一届同学们很多都在德国大企业里找到了工作，我发现一些大企业里的人事部主管们在和中国交往的过程中都怀有一些疑问，他们担心是否有一些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地方，但他们往往不想承认自己有这种担心。总的来说德国的大型企业中还是有很多汉学系毕业的学生，我想这对德中经济上的合作关系起了很正面的影响。 　 康蓬博士：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行了改革，开始和国际上有贸易往来，在中国出现了合资企业，德国大众汽车、西门子和别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在那时候到了中国。那时候德国人中很少有人会中文，所以很多学汉学的就去了那些公司当翻译。一些人当了两三年翻译后就留在了公司里，成为长期职员。他们对中德的贸易往来必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公司间签约，合同书之类的、法律方面的文件也需要被翻译。外交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外交政策是由外交部定的，因为德中建交已经很久了，所以外交部自己培养需要的工作人员，不需要专门的汉学家。不过也有一些汉学家毕业后去了外交部。很有名的一位搞政治的汉学家是施瓦茨？先令（Schwarz－Schilling），他50年代学了汉学，70年代的时候考了博士，80年代他成为德国邮政和电讯部的部长。他是我们最有名的汉学家了。 　 密特勒教授：在德国有专门的亚洲研究所，那里的工作人员负责收集和观察中国和别的一些亚洲国家最新的信息以及发展情况。他们把信息压缩后”包装好”，让政治家们以及经济家们可以方便“享用”。大学里的汉学家们工作的进度慢一些，因为他们从更广更深的角度去研究问题。

”后来他又对比了一些杂志上的相关报道，发现也是一样的。 　 我认为，不论是媒体也好，学术界人士也好，他们的工作都是应该帮助这个社会来更好地了解自己，让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它的发展趋势有一幅真实的、清楚的画面，这是应有的社会责任。因为隐瞒事实以及创造假事实，长期来说都是对社会非常有害的，一些危机会越积越深。 　 事实上，一些德国的在华企业，也开始隐瞒企业的一些亏损数据了，他们以为亏损几年后，一座金山的大门就向他们打开了，这种事我从来没碰到过。 　 中国的学者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的肩上背着整个国家的担子，他们要负起整个国家的责任，在西方，我们可以选一个党派，也可以同时同意反对党的某项政策，我们对政治也好，对别的也好，会保持距离去看待，不会把我自己和国家画一个等号，而中国人恰恰是这样做的。 　 说起言龘论自由，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说真话。记得有一次我被邀请去中国参加一个郭沫若纪念会，我对郭沫若有些研究，因此在会上说了一些批评他的话，说完以后，心想这下完了，肯定会有个年轻人出现，对我说，我陪您去整理箱子，然后我们一起去机场，您以后也不必再费心办中国签证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发签证给您。 　 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当天晚上一位地位较高的人来宾馆拜访我，是郭沫若的一位学生，我们谈了起来，谈话中他说，您会上的说法有一定的基础。 　 中国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