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玩味的，是被目为复明志士的易堂人物对于三藩之变的反应。
　　魏僖写在当时的书札，对叛军乱民的骚扰地方颇愤愤，其《周左军寿叙》（《魏叔子文集》卷11）甚至以“剿除”为有德于赣之民。
　　其所谓“叛服反覆，唯以盗贼为事者”，无疑指三藩，像是并不推究“叛”谁“服”谁，系何种“反覆”。其《赠万令君罢官序》称颂万氏（万蹶生，宁都令）定乱之功，曰：“予最服夫君之处乙丙之乱也。
　　方甲寅西南变起，境百里环强敌，十里多伏莽，门以内奸民之欲持白倍而起者相视。”以下即记万氏部署抵御（时魏氏在山中），“于是宁民得宴然保其父母妻子免反覆诛讨之殃”（卷10）。陆麟书撰《彭躬庵先生传》，曰彭氏“顾心非徼幸反侧之徒，金声桓之将叛，故大学士姜曰广与其谋，召士望，士望辞去不顾云”（《树庐文钞》）。似可移用于注所谓“叛服反覆”，解释易堂诸子对三藩之变的态度。
　　同时金堡亦以吴三桂为“两朝之叛”，即“清之叛逆”、“明之仇雠”（《傅竹君中丞寿序》，《簏行堂集》卷2 ），也耐人寻味。
　　这或许可以作为遗民个人处境影响其对事件、时局的观察、反应的例子。关于三藩之变中江西一地的扰攘，参看《清代三藩研究》第212 、274 页。江右于易代之际破坏惨重，“改革之际，宁之民尝称兵于市，白日而杀人劫人于县治之门”（《赠万令君罢官序》，见上）。
　　魏礼《李檀河八十序》说“迩年东南之变”（即三藩之变），曰“蟊媵蠢起，所在糜沸，人人称义兵，互掠其妻子、器用、财贿，系杀其人，僻险之乡，结聚根括，为虐益甚”。魏禧屡写改革之际赣州、宁都的混乱与杀戮。其以“弭乱”为仁政，亦民生立场。三魏之一的伯子魏际瑞即死于三藩之变（参看魏禧撰《先伯兄墓志铭》）。魏禧曾因三藩之变，说到明亡以来世情人心的变化：“方乙酉、丙戌以来初罹鼎革，夫人之情张张然若赤子之失其慈母。士君子悲歌慷慨，多牢落苑勃之气，田野细民亦相与思慕愁叹，若不能以终日。及天下既一，四方无事，人心安于太平，而向之慷慨悲叹，遂亦鲜有闻者。而去年甲寅、西南变起，天下多事。吾弹丸之色，数被兵寇，至于今未已。，人不得保其父母妻子，有其庐室，又相率凿山梯险而居者已二年所，而夫人之情视乙酉、丙戌间，殆有过之”（《诸子世杰三十初度叙》，《魏叔子文集》卷11）。“人之情……殆有过之“云云，语义模糊。未知指”思慕“之情。抑厌乱之情。赣州于易代之际，残破尤甚，人心思治，亦无怪其然。
　　但事实仍未必有如是之简单。甚至不排除魏氏以文字为烟幕自掩其形迹的可能。线索之一，即其门生梁份与三藩之变的关系。三源序梁份文集。曰：“质人朴挚强毅，尝只身走数万里，欲继两先生志”（《梁质人文集序》，《居业堂集》卷13. 按“两先生”指彭士望、魏禧）。所欲继者何“志”？对梁份，时人有以鲁仲连目之的。他本人也未必不以此自期。其《与李中孚书》曰：“先生知份，以鲁仲连为况，不敢当，亦不敢不勉”（《怀葛堂集》卷1 ）。他自说与其师魏禧的关系，曰：“昔夫子居庐陵万山中，份揭衣水行，日夜百十里就区画大事，其后成败不失锱黍”（同书卷8 《哭魏勺庭夫子文》）。
　　所区画者为何种“大事”？刘献廷《广阳杂记》记梁氏“西北边将，曰：”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辽人王定山，讳燕赞，为河西靖逆侯张勇中军，与质老相与甚深，质人因之遍历河两地。河西番夷杂沓，靖逆以足病，诸事皆中军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暨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火英。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睡今略“’（卷2 第65页）。你大可想象其人以学术为掩护从事过策反，虽然靖逆侯张勇是拒绝认叛且。在平叛中立了功的。据《广阳杂记》，梁氏确曾在事局中，且普在吴三桂军中观吴军与清兵战。”梁质人自江西为韩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败安王而后援吉安，订于三月初一日合围，留质人曰：“汝于壁上观吾军容，归以语东方诸豪杰也”‘（该书卷2 第77页）。韩非有即韩大任。王源《姚少保传》：“大任者、为三桂守吉安，被围久，三桂不救，乃弃吉安，由赣趣汀。为人多智善战。人呼为小韩信”（《居业堂集》卷5 ）。《广阳杂记》卷2还提到与方以智、彭士望均有深交的萧伯升（孟肪）曾应接韩大任粮饷事。彭士望《复友人书》（《树庐文钞》卷3 ）所说“质人以气矜辟地”，也应可资考梁氏于三藩乱后的处境。


　　或许正因了上述相互矛盾的材料，易堂彭、魏与三藩之变的关系更形暖昧了。
　　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的陈梦雷、李光地“腊丸告变”事件中（参看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相仇的陈、李两造在以耿精忠为“逆”的一点上并无分歧（以耿氏为逆，即以清为正统所在）。陈梦雷至以“国家养士三十余年”为说（见该书卷1 《绝交书》）。由梁章钜《归田琐记》卷4 《李文贞公》所录李光地自述，也可知李氏对其行为的坦然：如果不持“遗民立场”，倒是陈梦雷们的态度更易于理解。
　　言及明代史实有时比遗民更遗民的王源，其《姚少保传》记三藩之变，即持清人立场，以明残余势力为“贼”。其所记姚氏是在平三藩乱及灭郑（郑成功一郑经）中立了大功的。该文颇记闽地民生在易代过程中的破坏。说当姚氏卒，“闽人无贵贱老幼，莫不流涕，肖公像祠之；其归葬也，送者号陶数百里，至今犹祠祭之不衰焉”，以为其“造福于闽者，其德甚大而功甚伟”（《居业堂文集》卷5 ）。
　　至于近人的史学著述，对三藩之变早有定评，已毋庸置疑。但或因看多了遗民的文字，竞对这种“毋庸置疑”生起疑来，想到借诸“历史进步”的理念认可的“正统论”，是否真的无懈可击。
　　遗民中其事迹暖昧者，往往令人从事某种活动的猜测。《鲒崎亭集》卷28《刘继庄传》说刘献廷，曰“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说“予独疑继庄出于改步之后，遭遇昆山兄弟，而卒老死于布衣；又其栖栖吴头楚尾间，漠不为扮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是不可以无稽也，而竞莫之能稽”--你不能不承认“莫之能稽”这一事实。遗民故事掩蔽于禁忌、剥蚀于时间，终成疑案、“永远的秘密”者，又何止于此！
　　读遗民不妨据“迹象”推测，但推测毕竞是推测。将言论如实地作为“言论”，将士人关于自己的想象与其“实际”区分开来，将其表白、剖白与其“作为”区分开来，至少保有这“区分”的思路，无论如何，还是必要的。我尤其想说，诗作为言论形式，本宜于容纳诸种幻觉--尤其诗人关于自己的幻觉。据言论推断“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须计及其间的误差。当然，遗民事迹的残缺，也因了明遗民存留至今的文字，除本人的刻意晦迹，戚友后人的掩饰、“湔洗”，刊刻者的删削外，更有奉朝廷律令的您意改毁。
　　至于刘献廷本人，在其《广阳杂记》中，几不欲掩饰其对三藩之变的复杂态度。该书尽管也记述了吴三桂的扰民，却也记了吴三桂惜荆之“百万生灵”，不用掘堤之计，于此刘氏曰：“予为沈吟感叹者久之”（卷3 第204 页）。对王辅臣的记述更不掩其同情，虽也说到其人的不得已、身不由己。王源《刘处士墓表》记刘献廷，却说：“久之，西南大乱，民惶惑不聊生，处士乃入洞庭山，学益力”（《居业堂文集》卷18）。似与三藩之变全无干系。
　　关于刘氏，全祖望说：“且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刘继庄传》，《鲒崎亭集》卷28），或也可解释《广阳杂记》的有上述记述而竟未遭禁毁。只是不知全氏所见之《杂记》是何种面貌。传世的《广阳杂记》是由刘氏门人整理的，且屡经删削（参看播祖荫《广阳杂记跋》，见中华书局版），其版本情况是否也有研究的价值？不唯遗民，即忠臣的心事，又何尝无可玩味。
　　记南明朝事的文字，每可感其时士人的受辱感。陈子龙所撰徐石麒行状记徐氏：“一日朝罢，有一中贵，忽于众中揖公曰：公非大家宰徐公耶？曰：然。曰：某有门生某令者，才而贤，可任公属吏，公有意乎？某居中，能为公地也。公愕然拒之。退而自念：虽先朝阉寺极横时，亦无公荐人于朝堂者。纪纲堕坏尽矣！”（《陈忠裕全集》卷29）处此“朝廷”，忠臣的心境如何？
　　翟式耜在其家书中说：“人见我两月内自给谏而府丞，而巡抚，而侍郎，而拜相，似乎官运利极矣！以我观之，分明戏场上捉住某为元帅，某为都督，亦一时要装成局面，无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其实自崇祯以后，成何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统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过抵一庶僚，其部堂不过抵一杂职耳”（《瞿式耜集》卷3第260 页）。任此“宰相”，瞿氏的感受可知。


　　孙氏与傅山同授中书舍人，其间区别或只在傅氏未与试，而孙则”入试不中“。于此可见”遗民“资格审核、鉴定之严。倘由遗民的角度看去，清初的羁縻政策，近十蓄意玷污，所谓的”染缸政策“。即使施闰章，当其曰孙枝蔚”处不隐不仕之间，身贫贱而拜官于朝，名富贵而遁迹于野“，读来竞也像是语含讥讽，在他人眼中，或只见其人的进退失据的吧。
　　在本书中，已一再谈到遗民的节操问题，遗民的节操之为“问题”。在遗民这一特殊族类。“出”的所指，已不限于“出仕”、有时还包括了界定模糊的“出应世务”（应泛指与官方或当道有关的活动）。
　　遗民固然以“不出”为基本标记，但对所谓“出”，理解仍人各不同。
　　即如陆世仪自说“以一退老诸生，而被当道之聘，辑理学书，此仍是‘处’，非‘出’耳”（《答江上徐尔瀚书》，《浮亭先生遗书》文集卷2.按陆氏所谓辑理学书，所辑应即《儒宗理要》），应是针对了某种疑论。而万斯同“以布衣参明史局”，却被传为佳话。即公认的遗民，其“晦迹”的程度，仍互有差异，尺度的掌握，不免因人因环境而有别。即如与修方志、参与“乡饮酒”等仪式、应邀讲学等等，即有人以为可有人以为不可。
　　易党诸子于出处之际（此“出”指出应事务），似较为洒脱。魏禧《先伯兄墓志铭》记三魏的不同选择：“甲申国变，丙丁问，僖、礼并谢诸生。兄踌躇久之，拊心叹曰：”吾为长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饔、将谁责乎？乃慨然贬服以出。宁都乱民横据城市，称‘义兵’，禧等奉父母居翠微山“（此所谓”贬服“，应即易清服）。同文说：“伯之死，天下士有不尽知其心者，或以为冀官赏，或以为欲立功名。哀哉：”（《魏叔子文集》卷17）所慨叹的，无非乱世士人立身之难。
　　魏礼《阴生寅宾再至翠微峰序》也引他人的话，说：”伯子之行。难于叔季；伯子之心，苦于叔季。呜呼！吾伯孰能明其心乎：“（《魏季子文集》卷7 ）邱维屏《众祭魏善伯父子文》为魏伯子际瑞剖白心迹，说：”子则以父子兄弟并相栖遁，掩蔽穷石，而坟墓祠把无以为顾，遂以家相之任，出膺世务，然吾人有稍露影掏迹于城市者，子则为之踔淑路忧怅，叹息而不已，而子自为之志则又决矣。“在这种描述中，俨然魏伯子在做自我牺牲（叔子所谓的”自污“），以至”舍生以救千万人之生“（《邱邦士文钞》卷2 ）。然而魏伯子毕竟因此而失去了遗民资格。实则名列“遗民录”的季子魏礼，也颇应世务（参看其文集）；至于陆世仪，本书已经说到，其晚年角色已近于幕宾。或许最敏感的界限仍在”公“”私“，即与之打交道的是当道个人抑权力机构，打交道时是保持还是放弃民间身份。魏际瑞的履历中最要命的，当是”以贡士试北雍“一节。据此也可知清初应试与否，是何等重大的抉择。
　　遗民录上的人物，固然有生前即具此身份自觉者，但“遗民”之为身份，仍应主要出于事后的认定。诸遗民录的取舍不一，也证明了甄别的缺乏严格且一致的标准。遗民社会公认的规范，无宁说即前代遗民事迹--对此也不妨各有诠释。清末民初出于现实需要的“遗民发现”中、对明遗民录的有意扩充，也因了标准的非统一。我虽未再加甄别，具体论说时却也不免有所取舍。实则“资格”问题仍然有讨论的必要：“遗民”的界定毕竟是遗民问题讨论的基础。
　　失节者的难堪，是不难想见的。难为了吕留良为周亮工的《焚余集》作序，竟至于吞吞吐吐得令人不知所云。该序推论其人心迹，不能不避重就轻，言非所欲言、其说用氏何以“于丧乱颠踬之后，举平生所作界之束炬”，曰其人“有所大不堪于中”（《栎园焚余序》，《吕晚村先生文集》卷5 ），却终不能明言周氏所“大不堪”者何。
　　吕留良本人也正有难言之隐，他屡说“降辱”，以“偷息”为耻，最沉痛的表达，应当是“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那几行诗。
　　凡此，也令人感慨于乱世人生的可悲可怜。


　　对于上述遗民与失节者的关系，并非没有疑论。熊赐履致书杜壑，曰杜“生平壁立千仍”，“谓宜先生之予夺严于衷锁，不可以毫发假也‘，乃细读大集，其中往来赠答与筋词挽章诸作，不无一二归命于当世之达尊，而所谓当世之达尊，则又吾济之所目为败名丧节、寡廉鲜耻、不足齿于士夫之列者。薰莸不同器，颜跃不共居，谅先生筹之熟矣，不知何故而复有此荒唐之作也”（《经义斋集》卷11，康熙庚午退补斋刊本）。熊氏另札引杜氏复书中语：“亲者无失其为亲，放者无失其为故”（见《变雅堂遗集》附录一）。
　　更为人所知者，应是归庄、朱鹤龄与钱谦益的关系。归庄那篇《某先生八十寿序》说钱谦益，曰：“先生近著有《太公事》＞一篇，举史传所称而参互之，知其八十而从文王，垂百岁而封营丘。先生之寓意可知”（《归庄集》卷3 第253 页）；其《祭钱牧斋先生文》说“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竞使之资志以终”（卷8 第471 页），确可称钱氏知己。
　　关于钱谦益、朱鹤龄注杜公案，陈寅恪言之已详（参看《柳如是别传》第993 -1006页）。朱氏《与吴梅村祭酒书》，为“虞山公”
　　讨取公道，辞情慷慨，可与归庄那篇意味深长的《吴梅村先生六十寿序》（《归庄集》卷3 ）并读。朱文说：“忆先生昔年枉顾荒庐，每谈虞山公文章著作之盛，推重垂诿，不啻义山之叹韩碑。乃客有从云间来者，传示宋君新刻，于虞山公极口诟詈，且云其所选明诗出于笔佣程孟阳之手，所成讳史，乃掩取太仓王氏之书。愚阅之，不觉喷饭。
　　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复乎卓绝一时矣“（《愚庵小集》卷10第482 -483 页）。
　　《书王右丞集后》曰：”右丞与郑虔同污禄山伪命，乃子美诗皆无刺语，可见古人用心忠厚，非独以全交情也。今人于才名轧己者，必欲发其瘫垢，捂击不啻仇雠，解之者则曰：文士相轧，自古而然。呜呼！
　　使诚为文士也，岂有相倾者耶！“（卷13第637 页）当然，朱鹤龄关于失节者也有别种议论（参看同书同卷《书元裕之集后》），也令人想到钱谦益。
　　与钱氏交谊至死不变的，还有几位著名“忠义”。钱谦益《启祯野乘序》曰黄道周“就义之日，从容语其友曰：”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牧斋有学集》卷14第687 页）。黄氏为隆武朝大臣，其就义无疑在钱谦益降清之后。至于翟式耜与钱谦益间的情谊，是被吴伟业引为佳话的。吴氏说：“……稼轩在囚中，亦有《频梦牧师》之作。盖其师弟气谊，出入患难十余年，虽末路顿殊，而初心不异……”（《梅村诗话》，《吴梅村全集》卷58第1147页。按稼轩即矍式耜）
　　我并不认为由这些仍然“个别”的事实，能做出什么有价值的判断。我略感惊诧的只是，在一个以鼓励“别白”、务求“分明”为风尚的时期之后，竞有这种错杂以至混沌。
　　至于贰臣心事，自然备极曲折，且未必没有蓄意的透露。杜壑《哭龚孝升先生文》说：“先生勋业满世，而不自以为善；利济在人、而不自以为德。往往于酒阑烛灿歌残舞罢之际，与壑酌茗相对，泫然流涕焉……”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记弘光朝阮大铖授意名捕沈寿民，言从贼陈名夏逃匿其家，沈氏变姓名入金华山中。清人记此事，每着力渲染沈寿民严拒陈名夏的荐举（对使焚书云云），但这事件背后的故事，想必曲折得多。本书第六章第二节说到宁完我劾陈名夏“倡乱”，陈名夏对宁氏举报其主张“留发、复衣冠”供认不讳。陈寅恪对此分析道：“夫百史辩宁完我所诘各款皆虚，独于最无物证，可以脱免之有关复明制度之一款，则认为真实。是其志在复明，欲以此心告诸天下后世，殊可哀矣”（《柳如是别传》第1162页。按百史即陈名夏）。
　　这不消说只是一种猜测，却不失为有趣的猜测。
　　奇怪的倒是清人较之明遗民，持论更苛，对贰臣更不齿。《小腆纪传》记杜壑，曰：“钱谦益尝造访，至闭门不与通”（《补遗》卷4杜壑传，第798页），陈寅恪已辨其非（参看《柳如是别传》第1083-1084页）。由上文可知，杜氏即果然将钱谦益拒之门外，也必另有缘故；即果然鄙其人，所鄙也未见得在其失节（关于钱、杜纠葛，《潜邱副记》卷5 《又与戴唐器》似透露了若干消息）。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朱鹤龄《愚庵小集》条，曰朱氏“与钱谦益为同郡，初亦以其词场宿老，颇与倡酬。既而见其首鼠两端，居心反覆，薄其为人，遂与之绝”，亦想当然尔。上述朱鹤龄致吴梅村书，即作于钱氏故世之后，尽管据陈寅惟说，其另有用意（参看《柳如是别传》第994 页），毕竟是一种公开的表态。杜溶、朱鹤龄本人不讳，后人（清人）却以为有必要为之“湔洗”，亦一有趣的现象。

瞿式耜 非翟

看来你用的不是拼音输入法：）

这好象是赵元老师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