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赞小毛衣

张氏宗亲好！我也是张良之后！看了如上一些文章，觉得有一个问题要讨论:纵观中国历料来看，并无张国之记载，但只有一个可能是封给一个采邑，我数年前看过一个徽州某县修的明代手抄本，提到了张良祖上封了一个采邑，后来张良因功又得到了留侯采邑。
希望往后多多交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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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1楼没了好可惜啊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张良故乡在河南平顶山郏县张店村
2006年2月13日，张店村村民在一处废墟中，意外发现了一块红石石碑。该碑非常粗糙，直接使用了一块长方形的红石，没有打磨，更没有雕刻纹饰，但上面的刻字倒是清晰可辨。
刻字是用汉隶书写的，内容为“亮携元直，建安六年春，踏贤宗。观地势不严，然清静秀逸，乃龙凤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帝王之师。吾辈叹之、敬之、效之。”
专家看后，颇感意外。“亮”和“元直”，显然是诸葛亮和徐福（也就是徐庶徐元直）。碑文清楚地显示，这是诸葛亮和徐庶拜谒张良祠后，留下的纪念碑刻。
这个碑终结了张良故里在哪里的争论。由于诸葛亮的时代，离张良的时代并不遥远，人们不可能弄错张良的故乡。更何况，而诸葛亮所拜谒的张良祠，始建必然更早。因此，郏县张店是确信无疑的张良故乡。

建安六年诸葛亮21岁，距隆中对差6年，诸葛亮和徐福（字元直）去拜留候张良还是无名气的。石碑是诸葛亮的笔迹。现存郏县博物馆内。

而考证相关的历史记载，这块石碑也毫不突兀。诸葛亮是南阳人，但徐庶是地地道道的颍川人士。徐庶避难荆州时，结识了诸葛亮，两人十分投契。徐庶与诸葛亮交往，不可能不说起家乡的这位名人前辈——张良。于是，两人相伴前来张良祠拜祭，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由徐庶带路，诸葛亮显然不会走错地方。
细细揣摩这块石碑，它的意义绝不只是证明张良故里的位置那么简单。
依碑文中的“建安六年”推算，那年诸葛亮才21岁，离“隆中对策”的发生还有六年。这时，年轻的诸葛亮尚未出山，名气不大。
石碑是否是两人亲刻，无法证实，但至少诸葛亮亲自书丹不会存疑。东汉记事，还在大量使用竹简，是很难保存到现在的。所以，诸葛亮的真迹，留世的极少，而青年诸葛亮的真迹，更是仅见于此。
时的诸葛亮，籍籍无名，况且无职无爵，所以所刻的石碑才如此简陋。不过，诸葛亮的字方正清隽，洒脱飘逸，颇有可观之处，算是汉隶中的珍品。

张良故里在河南郏县张店村
上世纪七十年代，严谨的历史学传统遭受“文革”破坏之后，新版《辞源》《辞海》“张良”词条的撰释者受学力所限，弄出了不应有的错误。新版《辞源》“张良”条于张良籍贯谓：“张良，汉韩人。”“汉韩人”，其义含混不清。新版《辞海》则谓：“张良，汉初大臣。字子房，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撰释者不知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城父”：一为“上城父”，在西，其故城在今河南宝丰东四十里李庄乡古城村，初属楚国，后属韩国；一为“下城父”，在东，其故城在今安徽亳州东南四十里城父镇，初属陈国，后属楚国。秦统一天下施行郡县制，于两城父均置“城父县”，汉承秦施行郡县制，为了便于管理将在上城父设置的“城父县”改称“父城县”，在下城父的“城父县”仍用秦旧名。张良家世代都是韩国人，而位于今安徽亳县东南的“城父”故城却从来都没有为韩国所有过，张良怎么可能“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呢？而汉改称父城县的“城父县”，在战国时期则一直是韩国的城父邑，且距韩国的早期国都阳翟及后来的国都新郑都不算太远，所以应该说袁宏《后汉纪》称张良乃“父城”人是确凿无误的。因《辞海》的权威性，使张良“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的说法流布甚广。进入八十年代，史学工作者开始针对《辞海》张良“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之误，进行研究考辨，相继出现了张良故里“山西屯留”说、“山西襄汾”说、“河南禹县”说及“河南襄城”“河南宝丰”“河南郏县”诸说。用研究张良故里的珍贵史料袁宏《后汉纪》“留侯张良出于父城”及顾胤《汉书古今集义》所引“张良出于城父”来衡量，山西屯留和襄汾与韩国之城父邑及汉颍川郡父城县毫不搭界，二地不可能是张良的故里，至多是张良的祖籍地，且是远祖的隶籍地。而“河南禹县”说虽也以袁宏《后汉纪》和顾胤《汉书古今集义》为据来证明张良故里在今河南禹州，但忽视了在韩国国都阳翟与城父邑之间隔着郏邑的客观史实。我们说只要肯定张良故里在韩国之城父邑或汉朝之父城县，那么禹县就不可能是张良故里。至于“河南襄城”“河南宝丰”“河南郏县”三说，实为一说，只是参照地不同而已。以襄城为参照，张良故里所在之韩国城父，在襄城紫云山西二十余里；以宝丰为参照，在宝丰东四十里；以郏县为参照，则在郏县东南三十里。张良故里既在韩国城父邑辖区之内，那么它具体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它在郏县张店，原因有五：其一，今郏县张店位于战国韩国城父故城东十里，不仅在战国韩国城父邑也即汉父城县治下，而且为其近郊，山水形胜。在汝水以南、紫云山以西、滍水以北、今宝丰县城以东这片战国韩国城父邑也即汉之父城县所辖地方内，仅今郏县张店有张良故里的遗迹可考。其二，张店原有一座汉代所建张良祠，具备历史人物故里祠庙的诸多特征。祠内两株汉柏是其历史的最好证明，虽在上世纪50年代被毁，但目睹其状的老人健在者尚多，明清《郏县志》也留有记载。尽管各地汉以后所建留侯祠庙多有，但均无法与郏县张店汉代所建张良故里祠庙的特征相抗衡。其三，近年张店出土有诸葛亮《留侯祠铭》刻石，更给张良故里在张店增添一重证据。刻石残文可见：“亮携元直，建安六年春。踏贤踪，观地势不巗，然清静秀逸，乃龙凤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帝王之师。吾辈叹之！敬之！效之！”诸葛亮与友徐元直少有大志，二十岁专至张店张良故里拜谒张良祠。徐庶是颍川人，他知张良故里在父城县境。诸葛亮少年时代曾随父祖流寓昆阳之北平顶山之阳，世称诸葛遗墟，与张良故里仅一山之隔，相距也就十多里，诸葛亮应是熟知张良故里张良祠所在的。其四，清道光咸丰年间，鲁山进士潘业将长孙女嫁与张店进士张崇为妻。张崇曾亲邀妻祖至张店观张良祠壁《博浪椎图》。潘业观后作诗一首：“孺子报韩志已奇，天涯更有莽男儿。纵然不尽祖龙寿，也是从来第一椎。”蕴含着清代地方文化人认可张店是张良故里的信息。其五，张店有丰富的张良遗迹和民间世代相传的轶事，也可资张店是张良故里的证明。韩国从周威烈王二年（韩武子元年、公元前424年）韩武子参与分晋自立为侯国，到韩王安九年（秦王政十七年）为秦所灭，共享国194年。在这194年中，初都河南宜阳韩国故城16年，韩景侯迁都阳翟（今河南禹州）32年，韩哀侯再迁新郑146年。以“大父（祖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少，未宦事韩”计，张良家是从祖父辈走上辉煌的。应该说，在张良的祖父开地出任韩昭侯相之前就已隶籍于城父邑了。即便在祖父、父亲任国相的数十年间，张家仍以城父故里为家。从“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良年少，未宦事韩”看，父亲张平逝世时，张良尚在少年，即12—18岁之间，少年张良虽到过父亲为相的韩都新郑，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家乡生活。父亲卒后二十年，秦灭韩。这二十年张良仍未宦事韩，当然是以居家为主的。只是到了30岁以后，立志为韩报仇，张良才离开了故里。
（作者：潘民中，历史学家，教授，河南省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