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理学重要人物陆九渊的学说始终不见金人提及。 

(二)金代理学的复苏 
　　经过世宗大定年间长期的安定繁荣，金朝在章宗时达到极盛。这期间，随着女真族社会封建 化的完成，“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尊孔读经达到本朝前所未有的地步。尤其是经过近十 年的争论，金朝于泰和二年(1202年)更定德运为土，以示继北宋而享有天下，完成了由仿唐 的政治文化向仿宋的政治文化转变，表明宋朝的学术思想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尽管由于科举 导向的原因，多数儒士仍然非赋不谈[注解：《中州集》卷10《元德明传》。]，但南宋理学的北上，适应了部分儒士的要求。因此，赵秉文、麻九畴接触理学 后“自称为道学门弟子”[注解：《太极书院记》，《陵川集》卷26。，可说是自然而然。尤其是赵秉文，大力提倡理学，方亨说他曾出资刊行前人的理学著作 ，想借此改变士风[注解：《赵闲闲游草堂诗跋》，《金文最》卷47。。赵秉文还将自己所作《孟子解》等书寄给当时远在陕西、年仅30的杨奂(1186—1255)， 并去信勉励他“留心经学，研究圣心”，“以孔孟之学启导一方”[注解：《与杨焕 然先生书》之1、之2，《金文最》卷54。]。另外，从赵秉文《和杨尚书之美 韵四首》中有关理学人物和事件的内容来看，结合杨云翼(1170—1228)为赵秉文文集所作的 序，可知杨云翼对两宋理学也很有了解。有这些大学者的信奉和提倡，理学在金朝扩大了影 响。 
　　1.三大家与理学 
　　与金代理学的发展有关的三位重要人物是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 
　　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晚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大定二十五年(1 185年)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同修国史。自大安三年(1211年)党怀英去世后， 赵即成为文坛盟主。南渡后，与杨云翼迭掌文柄近20年。著作颇丰，有《易丛说》10卷，《 中庸说》1卷，删集《论语解》、《孟子解》各10卷，《象数杂说》等等近20种。现仅存《 滏水文集》20卷、《老子解》4卷。 
　　从现有材料看，赵秉文的理学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对道、理、中的探讨。(1 )关于道。赵秉文在《原教》篇中说：“夫道何谓也?总妙体而为言者也。”[注解：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宋元学案》卷100《屏山鸣道集说略》中全祖望案语：“‘总 妙体’三字，便夹杂佛老家矣。”本段其余引文大多数都出自《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 原教》、《性道教说》、《中说》、《诚说》、《庸说》、《和说》、《黄河九昭》、《咏 归辞》等篇，为节省篇幅，凡属于以上各篇的，不一一注出。]他认为，道涵 盖、贯通一切，有着体与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然而，正因为道有着体与用两个不同 的方面，所以，它虽是一个绝对精神实体，但必须切于日用。佛老二家绝世离伦、太高难行 的道可有可无，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大经，却一日也不可离。所以，可离的就不是 道。具体说来，道的基本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就使本体道道德伦理化了，体现着天道与 人道的结合。赵秉文强调对道的实践，反对过分贪高慕远，以免流为佛老，认为人们只要遵 循中庸之道而行即可，因为中庸之道是大中至正之道，是天道。(2)关于理。赵秉文认为， 理亦即天理，它不夹杂一丝一毫的人欲。但世间常常人欲过盛，那样就会损害天理，因此， 必须遏人欲、存天理。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务学以致其知，先明乎义理之辨，使一事一 物，了然吾胸中”，“习察既久，天理日明，人伪日消，庶几可以造圣贤之域。”从现有材 料看，赵秉文对理这个范畴直接论述不多，但显然他是把它作为最高范畴来看待的。(3)关 于中。《中说》：“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理。”赵秉文认为，教派不 同，对“中”有不同的解释：有佛学中所谓“不断不常，不有不无”的“中”，也有老庄所 说那种“环中以应无穷”的“道枢”的“中”，都体现着“虚无之道”；而只有《易传》所 说“太极”的“中”，才体现“大中之道”。大中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是天道 。赵秉文还经常使用“大中”这个概念来代替“中”，一同用于形容理、道、性等范畴。此 外，与中密切相关的有和、庸两个范畴。和，“因喜怒哀乐中节而名之”。天地日月阴阳寒 暑五行的运动变化，无往而不中；以此运用于人伦事物之间，则和。中与和的关系是：“中 者和之未发，和者中之已发。中者和之体，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纯是天理而已矣。” 而庸即“百世常行之道”，“要不出乎中而已。” 


　　(二)对性与心的探讨。(1)关于性。赵秉文认为夹杂佛老而言性或是兼情与才而言性，都不 能揭示性的本质。因为佛家灭情以归性，老氏归根以复命，不是“性之中”。荀子讲人性恶 ，扬雄讲人性善恶混，实际上讲的是情；而韩愈讲性有上中下，实际上讲的是才。这些都不 是“性之本”。性的本体是天理，是大中。在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无一毫人欲之私，纯是天 理，所以说“天命之谓性”。值得注意的是，赵秉文只讲“天命之性”，而不讲“气质之性 ”。他认为，性由禀受天理而来，因而性本善，恶是后天物欲影响的结果。这显然与张载、 二程、朱熹试图用“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命题来解决善恶来源问题的意图相违背， 而又回到孟子性善论的学说上去了。他还认为，所谓“率性之谓道”，惟有不失赤子之心的 “大人”才能做到，普通人则必须通过学习获取知识，明白事物的道理，持之以恒，逐渐消 除人伪，才大致可能到达圣贤的层次。(2)关于心。赵秉文在《黄河九昭·通天》中假借“ 天语”说：“夫人之正心兮，若北辰之居所。寂然不动即此太极兮，以游乎万物之祖。”程 颐认为，心有体用之别。这里所谓“正心”是就心之体而言，它的特性是“寂然不动”，是 “未发”。心涵太极，是道、理所处的方所。如《道学发源引》说：“天地间有大顺至和之 气，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注解：《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5。 ]可见，心是理、气的依托。赵秉文还讲“本心”、“良心”。从《姬平叔墓表》、 《邓州创建宣圣庙碑》以及《书雷司直奏牍后》等文的有关内容来看，赵秉文所说的“本心 ”、“良心”即是二程所说的“道心”，与“性”、与“天理”浑然一体。在许多文章中， 赵秉文反复强调要讲求治心养性之术。如何治心呢? 受周敦颐的影响，在《心静天地之鉴赋 》中，他表达了主静的观点[注解：《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2。]； 在《咏归辞》中，说要“收放心而知还”。“主静”、“收放心”，目的就是要灭人欲、存 天理，然后“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注解：《叶县学记》，《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卷13。]。 
　　(三)对诚的探讨。诚既是行道的前提条件，又是性与天道合一的最高道德伦理境界。诚分五 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不欺，无妄，无息，赞化育，性与天道合一。而诚由学始，“惟 学乃明，惟明乃诚”[注解：《诚斋铭》，《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7。]，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由近及远，由浅及深，以获取诚，而加以存养 ，尽心知性，则能合内外之道。诚“能虚能盈，能动能静”[注解：《题异壶图》，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20。]，而它的最高境界，可如神之“不动而变，不 行而成，不怒而威”，如天之“不言而信”。 
　　赵秉文既秉承了北宋理学思想，也有独立的思考，对一些理学家的观点还提出异议。但总的 说来，他的理学思想具有杂糅濂、关、洛学的特色。比如《叶县学记》开篇的一大段文字， 涉及理气论、心性论、动静观、“一两”学说、知行观等等方面的内容，可视作赵秉文理 学思 想的总纲。它显然糅合了周、张、二程学说中的一些基本内容，但从哲学逻辑结构上看，还 是属于程朱一脉的。至于南宋理学家，赵秉文只提到张九成、刘子、吕祖谦几人 ，他到底从他们的学术思想中汲取了哪些营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令人感兴趣的是赵秉文对待理学的态度。一方面，他极力推崇周、程对圣道的贡献，并表示 自己的坚定信心，还批评当时的士子和为官者只知趋近功利而不知学习圣道；另一方面却又 屡屡警醒儒士们不要过分谈论道德性命而不知笃厚力行，极力防止人们由理学探讨滑入佛老 学说之中。这与金代儒士一贯厌恶王安石有关，也与他们历来反对空谈无得而强调力行的学 风有关。而且，赵秉文对于二程后学“以韩欧诸儒为不知道”的轻率态度表示不满[注解： 《性道教说》，《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又指斥“宋儒多出新 意，务抵斥，忠厚之气衰焉”[注解：《中说类解引》，《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 5。]，表现了金代儒士的思想特征。 


　　赵秉文心理十分矛盾，他出入于佛老，醉心于佛学，却“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 ，晚年自编文集时，将主张道学的诗文编入《滏水集》，以示继承道统，而将主张佛老的诗 文另作一编，号称《闲闲外集》，被王若虚讥为“藏头露尾”[注解：《归潜志》卷 9。]。他批评蜀学有“杂佛而言”的毛病，但对佛学本身又多所回护，并时 常诱导从游后生学佛。不过，以儒兼佛老是金代儒士的一种普遍现象，赵秉文的这种矛盾心 理也许是具有代表性的。实际上，北宋理学熔铸儒、佛、道已成事实，尽管理学中人也不断 辟佛；而赵秉文醉心于佛学，却未能帮助他更加深入探讨理学，也许是金朝的大文化背景以 及他个人的矛盾心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王若虚(1174—1243)则保持着一种旁观的态度。王若虚字从之，号慵夫，真定藁城(今属河 北)人。承安二年(1197年)经义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金亡，微服北归，隐居乡里，后游 泰山而终。著有《尚书义粹》3卷(已佚)、《慵夫集》若干卷(已佚)、《滹南遗老集》45卷 。王若虚是金后期的重要学者，以其“议论之学”而备受推崇。 
　　从《道学发源后序》看，王若虚似乎对理学相当赞许。他说：“自宋儒发扬秘奥，使千古之 绝学一朝复续，开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于至粗，极于至精，皆前人 之所未见，然后天下释然知所适从，如权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于吾道，岂浅浅哉?”但实 际上，他对理学并不热衷。他对一些理学家所谓“圣人之文章，字字句句，无非性与天道” 的观点表示怀疑，并批评张九成等人对《论语·乡党》中记述孔子起居饮食之常的某些“本 无意义”的文字“求之太过”[注解：《论语辨惑》2，《滹南遗老集》卷5。]。所以，当张仲杰向他请教理学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没有资格教诲他人，对理学 避而不谈[注解：《答张仲杰书》，《滹南遗老集》卷44。按，张仲杰及后文之杨士 表 、武从善、吕仲和、梁仲文、王仲徽等人只知其字，不知其名。]。他在《论 语辨惑》、《孟子辨惑》中征引两宋30多位理学家的观点加以辨析，既有尖锐的批评，也有 由衷的赞许。总的说来，他认为：“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而亦不能无罪焉。彼其推明心术 之微，剖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 息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将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为排 异端而实流于其中，亦岂为无罪也哉?至于谢显道、张子韶之徒，迂谈浮夸，往往令人发笑 。噫，其甚矣!”[注解：《论语辨惑序》，《滹南遗老集》卷3。]元 代苏天爵认为王若虚作《论语辨惑》、《孟子辨惑》是有意非难朱熹的《四书集注》，对此 ，《四库全书》之《滹南遗老集》“提要”作了辨析，否定了苏天爵的说法，认为其间有怀 疑朱熹的地方，而赞同朱熹的地方也不少，并非专门为辨驳朱熹而作。 
　　王若虚代表了这样一种学术旨趣：既不满足于汉儒传注之学的繁琐穿凿，又憾于宋儒末流尚 未知章句，就已指六经为糟粕，专事谈玄说妙，令听者茫然。他强调以尊经为指归，“而于 传记百氏弗信，见到处摆脱窠臼，而不依随以为是非”[注解：彭应龙：《滹南遗老 集序》，《滹南遗老集》卷首。]。因此，王若虚对理学始终保持旁观审视的 姿态。 
　　与赵、王都不同，李纯甫(1177—1223)有许多批评理学的言论。李纯甫字之纯，号屏山居士 ，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承安二年(1197年)经义进士，曾三入翰林，后出为京兆府判官 ，卒于汴。他在《重修面壁庵记》中自我表白：“屏山居士，儒家子也……深爱经学，穷 性理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学至于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 ，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也。”[注解：《归潜志》卷1。]其实，李纯甫少年时也曾排佛，直至29岁读李翱《复性书》后才开始跟随万松 老人研习佛学，从此遍观佛书，悉其精微。后来，又广泛阅读了两宋理学家的著作。晚年自 订其文，凡论性理及有关佛、老二家的文章编为《内稿》，应物文字为《外稿》，又著有《 楞严外解》、《金刚别解》、《鸣道集说》、《中庸集解》、《老子解》、《庄子解》、《 屏山翰墨佛事》等，融会儒、佛、道三家学说，最终将其统摄于佛学之下。今仅存《鸣道集 说》5卷及一些诗文。 


　　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三人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当时儒士三种不同的思想趋向，对金代后期 的理学面貌各有其影响。他们身边都有许多追随者，但由于学术思想、地位、个性、年龄等 各方面的差异，他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其中以赵秉文的影响力最大。总之，由于他们对理 学的关注，理学的影响在慢慢扩大。赵秉文和陈规、潘希孟、雷渊、元好问等人作诗会甚至 出现了《道学》这样的诗题[注解：《归潜志》卷8。]。在这种风气 下，研习理学的儒士逐渐增多。 


　2.家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在理学还根本不可能进入官学的时代，私相授受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当然，也不排除对现 成的官家教育条件的利用。但最便利的方式，莫过于直接从家中长辈得到指导。 
　　陵川郝氏的家学传统在后期得到继承。在郝震的影响下，郝天(1184—1232)“初为学即不 作决科文，务穷性理、经术”[注解：《先叔祖墓铭》，《陵川集》卷36。 ]。而郝天挺(1161—1217)之子郝思温(1191—1258)一直以授徒为业，贞初南渡， 人们纷纷请他坐馆。后河南亡，携子郝经(1223—1275)北渡，定居保州，又开馆授徒十余年 。晚年尤其致力于理学研究，并精心培育郝经。曾以《太极》、《先天》二图及《通书》、 《西 铭》二书付与郝经，并指授其义，对郝经说：“此汝曾叔父东轩老人得诸程氏之门者，尔其 勉之!”还特别手抄《西铭》交给郝经，指为“入德之几，造道之阶”[注解：《先 父行状》，《陵川集》卷36；《铁佛寺读书堂记》，《陵川集》卷26。]。后 来 郝经由于练达性理而大受赵复叹赏，成为元初著名的理学家。现知郝天挺有门生杨士表、元 好问、武从善等，郝思温有门人赵泰、苟宗道、尚文等。 
　　真定(今河北正定)周昂(?—1211)、周嗣明(1180?—1211)叔侄也是精研理学的名家。周嗣明 曾说学问不到邵雍、程颐的地步，就不是真正的儒者。元好问对他的英年早逝深表惋惜，认 为：“使晦之(嗣明字)不死，文字不及其叔(指周昂)，而理性当过之。”[注解：《 中州集》卷4《周昂传》。]周嗣明有门人王德元。王德元又有门人刘世安、 张居礼、郝守宁等。 
　　浑源(今属山西)刘从益(1181—1224)、刘祁(1203—1250)父子相继，为金代理学名儒。刘从 益大安元年(1209年)登进士第，历官监察御史、叶县令、应奉翰林文字，以正直敢言及治才 闻名当时，学问文章亦颇受时人推崇。赵秉文十分看重刘从益，两人交往甚密。对于刘的壮 年而殁，赵秉文追挽道：“忠言唐介初还阙，道学东莱不假年。”[注解：《挽刘云 卿》，《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7。]可惜刘从益《蓬门集》没有流传下来， 使我们无法了解他的学术。不过，从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中可知，刘从益因得罪权臣而 被罢去御史、闲居陈州时，曾经与诸生讲明伊洛之学，又与刘祁一起探讨理学，并付诸实践 。刘祁也从此专心治学，被称为“得斯文命脉之传”[注解：《秋涧集》卷58。]。天兴二年(1233年)，刘祁北渡归浑源，躬耕自给，筑归潜堂，将张载的《东铭 》、《西铭》书于壁间，潜心治学。金亡后，郝经曾于1240年、1249年两度拜访刘祁，向他 请 教。元人孙谐称刘祁为“倡明道学”的“宏博衍大之士”[注解：赵穆：《归潜志跋 》，《归潜志》卷末。]，王恽《追挽归潜刘先生》诗则以“道从伊洛传心事 ，文擅韩欧振古风”二句对刘祁的文与道做了准确的概括。然而，刘祁的《神川遁士集》22 卷及《处言》43篇也没有流传下来。 
　　霸州信安(今属河北)杜时升(?—1230?)、杜瑛(1204—1273)父子同样值得注意。杜时升博学 知天文，不肯仕进。金章宗承安、泰和年间，宰相数荐时升可用，此时，风俗侈靡，纪纲大 坏，金朝已显露衰败的迹象。时升“乃南渡河，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大抵以伊洛之 学教人自时升始。”[注解：《金史·隐逸传》。]所引末句这一说法 还有待商榷，但杜时升无疑是较早在北方传播理学的人之一。杜瑛研习理学，金亡 后，教授汾、晋间。后居彰德，百般征召不起，杜门著书，优游道艺，著有《春秋地理原委 》10卷、《语孟旁通》8卷、《皇极引用》8卷、 《皇极疑事》4卷、《极学》10卷[注解：《元故征士赠翰林学士谥文献杜公行状》 ，《滋溪文稿》卷22；《元史·隐逸传》。]，等等。 


　　从整个社会大环境看，金朝在章宗时期极盛之后，开始进入乱世。从卫绍王时期起，内忧外 患给金朝带来极大威胁。特别是贞二年(1214年)金宣宗被迫南渡、蒙古人侵占了金朝大部 分地区后，眼看国势日益衰败的汉族知识分子们，强烈地预感到又一个异族统治时期即将开 始，一种文化危机感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他们头上。我很赞同田浩先生的说法，他认为，此时 金朝知识分子更需要明确方向和确定价值观念，而能够提供这种精神依据的就是道学。对 于南宋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政府才放弃反对道学的立场。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金亡前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北方知识分子会自觉不自觉地走向理学，尽管他们 在不短的时期内仍将属于少数派。 
　　总的看来，在后期，洛学的回流和闽学的北上使理学的影响有所扩大，研习理学的人有所增 加，地域分布更广，但仍有许多儒士对理学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反对理学。正如元好问 所说：“自利禄之学盛，且百年间，有以经术自救者，私欲既胜，强为揉治之，往往龃龉而 不相入。”[注解：《奉直赵君墓碣铭》，《遗山先生文集》卷22。] 更何况是理学这样的新生事物?而且，理学在论调上的排它性，使它不容易被一些主张学术 兼容的儒士所接受。直到元初，北方的乡间老儒还“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旧金 习气很浓，对刘因的讲贯、论著还要谤讪一番[注解：《静修先生刘公墓表》，《滋 溪文稿》卷8。]。王磐信奉理学，招来徒单公履的讥讽，“一座大笑”[注解：《玉堂嘉话》卷4。]。因此，金后期的理学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发展，但在当时并不占主导地位，如大文豪元好问偶有鹦鹉学舌的时候，但实际上对理学并 不热衷。限于材料，上述许多人精研理学到底到何种程度，尚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三　金遗民与理学 
　　每一次朝代更迭，都会制造出许许多多的遗民。金亡前，研习理学的学者属少数派；金亡后 ，研习理学的遗民仍属于少数派，但他们的存在，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部分遗民的学术旨趣 以及蒙元初期理学家的构成成分。 
　　(一)河汾诸老 
　　河汾诸老以元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得名，包括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NFDD9 、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八人，但他们并非全是遗民，二陈兄弟后来当了元朝的官。 
　　河汾诸老基本上都研习理学。麻革(?—1244以后)曾与理学人物薛玄、吕仲和、李庭、刘祁 等交游。他的《守约斋为吕仲和作》一诗简直和南宋所谓“濂洛体”一样，在诗中大谈性理 。房NFDD9(1199—?)金亡前后曾流转南宋，与杨弘道相遇，杨《赠希白》诗说他“道学 愈精身愈困，布衣憔悴汉江边”。房NFDD9受邵雍影响较大，诗作也时有腐气，类似邵 雍。在南宋，他还与精通邵雍学说的史吉甫交往。段克己(1196—1254)、段成己(1199—127 9)兄弟年轻时游京师，颇得赵秉文青睐，被誉为“二妙”。金亡后，二人隐居龙门山中。孙 德谦说他们得伊洛真传，“深于理学，不仅以文鸣也”[注解：《二妙年谱》卷2。 ]。 
　　曹之谦(?—1265)十分推崇理学，他有《送梁仲文》一诗，写道：“濂溪回北流，伊洛开洪 源。学者有适从，披云见青天”，还说自己有缘早早接触理学，只是中年患上眼疾，无法对 理学深加研究，甚为遗憾。梁仲文是河东人，居咸阳。他在赴燕京途中，顺路到平阳拜访了 曹之谦。曹之谦在诗的最后，约他“功成名遂后，归老河之湍。相从讲圣学，与子长周旋。 ”[注解：《河汾诸老集》卷8。]曹之谦北渡后居汾晋间，为诸生讲 授伊洛之学，“众翕然从之，文风为之一变。”[注解：《兑斋曹先生文集序》，《 秋涧集》卷42。]今各本《山西通志》都记载曹之谦在平阳“讲明道学”。襄 陵(今临汾市西南)人张著(1224—1292)中“戊戌选”后，适逢麻革和曹之谦来主经局，张著 “喜且不寐，曰：‘今而后，吾学有所正矣!’遂刮去故习，沈潜伊洛诸书，虽饥渴寒暑、 贫穷得失，不易其初心。”[注解：《大元故NFDE5溪先生张君墓碣铭并序》， 《秋涧集》卷60。按：关于河汾诸老与理学的详细探讨，可参凤梧《河汾诸老与理学》一文 ，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4期。]可见河汾诸老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其余遗民 
　　金亡后，李俊民归泽州，泽州守段直(1190—1254)大修庙学，购书万卷，迎李俊民为师。现 ?知有门人刘瀛、史秉直等。《宋元学案》将李俊民归入“明道续传”。张特立则在东平继 续 传授程氏《易》，并和一些友人一起研究理学。李简《学易记序》说：“岁壬寅(1242年)， 予挈家东平，时张中庸、刘佚庵二先生与王仲徽辈方聚诸家《易》集解而节取之，得厕讲席 之末，前后数载，凡读六七过，其书始成。”[注解：《学易记》卷首。]李简就是到了东平以后，在张特立等人的影响下，才接触到两宋理学家的许多著作。据 《元史·张特立传》载，忽必烈即位前后多次降诏褒奖张特立，并赐号“中庸先生”。张特 立著有《易集说》。后来，他与赵秉文、刘肃的《易》学研究成果被李简吸收进《学易记》 之中。 
　　杨天德(1180—1258)为兴定二年(1218年)进士，金末仕至转运司度支判官。金亡后，曾流寓 宋、鲁间十年，而归长安。“晚读《大学讲义》及伊洛诸书，大嗜爱之。常语人曰：‘吾少 时精力夺于课试，殊不省有此，今日后，知吾道之传为有在也。’埋没篆刻中，几不复见天 日。目昏不能视书，犹使其子讲诵，而朝夕听之，以是自乐。及有疾，亲友往问之，谈笑歌 咏不衰，曰：‘吾晚年幸闻道，死无恨矣!’”[注解：许衡：《南京转运司度支判 官杨公墓志铭》，《国朝文类》卷51；《关学编》卷2。]后其子恭懿昌其家 学，为元代名儒。 
　　刘伯熙(1183—1256)自号房山，“性理、象数、经学、文章皆能道其柢要”[注解： 《房山先生墓铭》，《陵川集》卷35。]。赵玫(1184—1268)“易代后，僻居 ，研穷理学。”[注解：《卢龙赵氏家传》，《秋涧集》卷48。]杜瑛 是金遗民中的著名理学家，入《元史·隐逸传》。 
　　金亡后，南宋理学继续北上，比起12世纪90年代的初次北上，这次从规模到影响都更大，它 包括了理学书籍和理学人物(如赵复、砚弥坚、朱万龄等等)。郝经于蒙古定宗三年(1248年) 所作《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说：“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 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至燕云辽海之间。”[注解：《陵川集》卷34。]在赵复等人的影响下，北方出现了姚枢、许衡、刘因等著名理学家。而一批金 末曾流落南宋又被蒙古招致北归的儒士，如杨弘道(1189—1273?)、窦默(1196—1280)、王 粹(1200?—1243)、王磐等，有的在南宋接触理学后成了信奉者，有的更坚定了对理学的信 念。北归后，张宇说杨弘道“杨侯一语崇经学，士子争相读《四书》”[注解：《闲 述》，《河汾诸老诗集》卷2。]，王粹后来还在燕京太极书院协助赵复传播 理学。这三方面的人再加上直接继承金代理学的儒士，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动了元初北方 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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