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脆弱的个人，无党无派，不从政，不拥有权力或资本，在现代社会巨大的机制里的地位同自然界的虫子也差不多，而人不同于虫在于人能思想。但独立思考并非人与生俱来就有的禀赋，得出自日后逐渐醒觉的意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以理性的光辉穿透了中世纪的蒙昧和宗教的束缚，呼唤的那个体魄健全品格完美的人，经过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那个企图回归自然的人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竟然发现这理想中的人也只是个抽象的理念。
对天赋的人权的呼唤到了二十世纪，不变成**的呐喊，便成了一番空洞的言辞。这自由而独立的人在政治权力和市场面前，却十分脆弱而卑微。所谓人权、人的尊严、思想和表述的自由，社会从来也不会免费赠予，人文主义那个理性的声音完全淹没在现实的商品交易和政治功利里。
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这真实的人的声音?文学，只有文学才能说出政治不能说的或说不出的人生存的真相。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不充当救世主，不自认为人民的代言人，也不作为正义的化身，而正义何在?他们只陈述现实，没有预设的意识形态去批判和裁决社会，或虚构一番理想的社会蓝图，恰恰是这样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作品提供了对人和社会的真实写照，把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展示无遗，无论从认知还是审美的角度来看，都经得起时间长久的考验。
相反，二十世纪的**文学，虽然也吸引了一批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最杰出的如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讴歌，随着**的颓败，且不说那些作品早巳无人问津，连他们自己都死得不明不白。用镰刀斧头打造的新社会比老旧的社会更不人道，更加贫困。而现今的中国和俄国，拜金的狂热取代了主义，历史就这样嘲弄人民。
作家不必是斗士，也不以批判和改造社会为文学的宗旨。诚然，作家也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却不必把这种政见写入文学。如果作家能清醒认识到现时代作家所处的真实的地位，不如回到这脆弱的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解除了虚妄的个人真实的声音。且不说这声音是否能传达出去，但至少可以对自己说，我有这种需要，倾听自己的声音。这种内心的需要也是人写作时最初的冲动，有感而发，出于一个活人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个人在社会中受到种种的限制，当然并非始于今日。个人在群体中，在社会条件的限定下，总受到制约。要不淹没在众多的混声合唱里，不淹没在权力的话语之中，还要发出个人的声音，当然不能不是个挑战。个人对他生存环境的挑战，从而确认自身的存在。这就是文学所需要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并非批判的武器，只是一番见证。作家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见证人。文学给人类留下的这番生动的见证，较之政治权力书写的历史更为真实。这也冈为历代的政权总也在不断剪裁和修改历史，以便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每个政权下官修的历史都得变一番脸。可作家的作品一经发表，再也无法修改，他们对人类的承诺自然比那种同国家政权的现实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官方的历史可靠得多。
文学远离权力，也远离大众趣味。市场以大众趣味、以时尚为左右，以消费为原则。这种严肃的文学不企图取悦公众，不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而生产，当然也就很难传播。首先，这样的作品对出版社来说很难牟利，也就难以出版。无须讳言，畅销书离不开商业的炒作。大众文化消费当然也可以是文学作品，正像任何时代都有俗文化和严肃的文学之分。现今社会也差不多，只不过商业的炒作已经是如此大众化和国际化，现今丢出一本畅销书如同做一部电影，不只以本国的观众和读者为对象，通常都超越国界，多语种。这种庞大的文化产业经营的文学也无可厚非，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趣味，不同的需求产生相应的作品。愤怒与谴责拯救不了文学。

谁也无法妄言文学已死，对文学的那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把思想和意义变成语义分析的游戏，虽然时髦一时，颠覆的并非现实的社会，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智力的作秀，留不下经久可看的作品。
人类社会再怎样演变，现代或后现代，人在社会中的种种困境却并未消解，人对自身存在的认知的要求也不会改变。作家这孤独的行者踽踽而行，很难说进步与否，但路总是要继续走下去的，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毫无疑问会持续下去。文学作品的价值在时间的长河中日渐凸现出来。文学虽然也可以说是时代的见证，但是更多的是超越时代的人的生存的见证。
作家不仅仅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见证人，同时又是一个创造者，他的见证透过一个滤光镜，以审美的眼光进入写作。文学只诉诸审美判断，这种审美判断，由作家带进他的作品，代替是非善恶伦理和政治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审美超越现实的功利。作家以凌驾于自我之上的第三只眼，姑且可以把它叫做慧眼，换句话说也就是意识，一种清醒的认识，当然也是主观的，却有一个审美的滤镜。经过这番透视，显现出美与丑，崇高或是诗意，悲剧还是喜剧，滑稽或者怪诞，高尚或卑微，可笑与可憎，从而唤起悲悯与同情，感伤和喜悦，乃至于嘲笑与幽默种种情感。人类的生存条件在不同作家眼里，因人而异，呈现出各式各样的面貌，千变万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卡夫卡的现代寓言和贝克特的荒诞戏剧，也可以写成普鲁斯特的失乐园或艾略特的荒原。这主观的审美又体现为艺术的形式，则全然出于作家的创造，通过主观的滤镜使之得以升华。
文学创作在审美的过程中实现。审美感受因人而异，每个作家都带来他独特的色彩，这当然和作家的出身经历、生活经验、修养、个性与气质，乃至于创作时的心境有关系，凡此种种都倾注到作品中。
作家把这种主观的个人的感受转化为作品，后世的评论往往把它说成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或民族文化的代言人。然而，就作家和作品本身而言，有意味的恰恰不是这类时代的特征或民族的印记。每一个时代的作家留下的作品都是独特的，也是个人的，而且不可以重复。文学作品的产生有很大的偶然性，泛泛的说成是时代的民族文化的产物很不确切，只能说是某一民族某一个时代的一个偶然的特例。一个时代某一国家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作品，多么幸运，恰恰是一个个孤独的行者，给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历代的政权一个接一个湮灭，而时代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暗淡，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却突显出来，照亮人类的良知。
人类文明有双重的历史，以国家政权更迭为轴心的历史和文化思想史。前者伴随不断的战争，以征服者的武功和统治为辉煌的业绩，秦始皇的陵墓和拿破仑的凯旋门都属于这种文明的遗址。另一种文化思想史则由个人来书写，当其时的作家和思想家并非都有幸能秉笔直书自由表述，稍不当心便得罪权贵，或隐遁，或逃亡，乃至于丧失性命。古往今来作家的命运没有多大的改变，从亚洲的屈原到欧洲的但丁，到现代的乔伊斯和贝克特，他们的祖国当其时尚不具备足够的社会条件认可和接受他们的作品。
作家不必去刻意认同民族国家。地域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总出于政治的需要，恰如政党的结集，为了把更多的民众拉进某种似乎是共同的利益中去，才制造出种种身份认同。人的地域和文化身份本与身俱来，用不着加以强调，尤其是现今这时代，交通和文化传播如此方便，没有一个知识人不曾接受多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作家更不必去充当国家或民族的代言人，不如自认为世界公民，用个人的声音说话，更为真实而实在。
作家留下的作品诚然也会带有某种民族文化传统的痕迹，然而，有意味的恰恰在于他的独特而新颖之处。一个作家如果说不出没人说过的话，表述不出新鲜的感受和思想，只一味认同某一文化传统，弄得像旅游广告，该多么乏味。
不同时代的诗人和作家带来不同的经验，以不同的方式加深和丰富了对人的认知。从古希腊悲剧到中国的唐诗，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到歌德的《浮士德》乃至曹雪芹的《红楼梦》，他们的审美经验都不重复。出自个人的这些感受虽然用不同的文字写成，竟然超越国界和时代，成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也因为人性相通，只要受过起码的教育，人与人都会有互相沟通和感知的能力。作家把他的审美经验转移到他的作品之中，后世的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唤起共鸣，同时还会以自身的经验加以补充，引起联想和思考。于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人留下的作品，居然能传之于后世，既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也超越语种，这就是作家不朽的功绩。
作家一旦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困境和自身的局限，有所能，有所不能，做出取舍，独立不移，也就不难在他自己把握的文学创作的领域里去赢得充分的自由。从二十世纪遗留的意识形态的迷雾里出来的作家，再也不必依附政治，而文学究其根本，乃是人的意识对自身存在的确认，本超越现实的功利，且历来如此。
二OO七年七月三十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