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熙嘉淦一生的主要精力在于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又是颇孚众望的三朝元老，博学多才桃李满天下的饱学先生。他一生勤学，精研六经，常常静坐闭目沉思，在他从政的四十多年中，除了每任干了不少事业外，流传下来的著作就有百余万言。他所注古书不拘泥于前人成说，多有自己的见解。主要有《春秋义》、《南华通》、《诗义折中》、《周易述义》、《司成课程》、《近思录辑要》、《成均讲义》、《诗删》、《孙文定公文录二卷》、《孙文定公奏议》以及部分序论碑文。 《春秋义》是孙嘉淦在翰林院时所著，他认为：“春秋之旨，天下有道一章，孔子自叙也。其余诸家各抒己见，其大旨皆不谬于圣人，学者得其门而入焉，去褒贬进退之例，遵属比事之教，联络经文，得其肯絮，则一代之事，始终具见，而微文大义不辩而自明矣。”所以，他尽去《春秋》的各种传注，只录原文，反复诵读，闭目冥想，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写下了《春秋义》。他认为，《春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是万世不易之大法。 《南华通》是孙嘉淦解释庄子的一本书。人们通常认为“南华之文天下至奇，来不知所自来，去不知所自去，忽而如此，忽而如彼，使人不得其所指归”。孙嘉淦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一部雍正如一篇者，凡其所作，皆确有原委，又确有次第，增之损之而不能，颠之倒之而不可。” 自古解释《诗经》者众多。自小序而下，笺 疏 传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说，辩难纠纷，几如聚讼。孙嘉淦也对《诗经》加以解释，写下了《诗义折中》，其所见平实近理，不落窠臼，取前人之所长，折诸圣用。孙嘉淦认为不能简单把《诗经》当作一般的文艺词章，《诗经》其实是一部社会生活教科书，是与 《春秋》相表里的圣贤书。《诗义折中》深受乾隆帝赞许，乾隆还为其作序。 孙嘉淦不仅精于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他的散文游记也颇有成就。《南游记》是其代表之一。这是孙嘉淦早期母逝守制期间南游后写成的一篇游记。全文长达一万五千余言，有对祖国壮丽山川、文物景观、风土人情的描绘，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追忆评说，有繁有简，有收有放，有起有落，气势跌宕，语言优美，感人肺腑。孙嘉淦本人亦以此文为其快意作。 孙嘉淦还与兄鸿淦、弟扬淦，合编了《兴县志》十八卷。 孙嘉淦从事教育事业时间长，并亲自教学，经验丰富，教育思想比较成熟，所以他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言论著作，很能切中时乾隆弊，较具体地指出问题所在，也能提出一套改革措施和实施意见。《近思录辑要》一书是孙嘉淦做学政时编辑而成的，他告诉弟子说这是圣学阶梯，让士子好好研读。他还将自己在太学讲学的讲义辑成《成均讲义》。 纵观孙嘉淦的为人处世，著述政见，堪称是一位具有超群胆识、才智、超前思维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位洁身自爱的廉吏。应该说，他是清王朝的有功之臣。康乾盛世的出现，其中也有孙嘉淦的一分辛劳。他的著作，无论是哲学方面的，经学方面的，还是史学方面的，不仅在当朝传播广、影响深，就是对后学也很有益处。同时，孙嘉淦又是深受人民爱戴的朝廷大员，下层人民的代言人。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孙嘉淦的历史局限性，他心灵深处传统的等级观念、礼教思想占主导地位，是一个封建礼教的信徒。但全面地、历史地看其主流和本质，孙嘉淦是一个忧国忧民、正直敢言的好官。他的为官八戒，他的治学态度都非常值得后人借鉴、效法。

康熙

雍正

乾隆

1753年，孙嘉淦惊惧而终，时年71岁。
《清史稿》孙嘉淦传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嘉淦故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世宗初即位，命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上召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朱轼侍，徐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胆。”擢国子监司业。雍正四年，迁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顺天府府尹。丁父忧，服未阕，召还京，仍授府尹。进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调刑部侍孙嘉淦作品郎，寻兼署吏部侍郎。嘉淦为祭酒，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期满引见，嘉淦言镐等皆可用；上诘之，又言从仁实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当挟诈欺公律拟斩。上语诸大臣曰：“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命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嘉淦出狱，径诣库。果亲王允礼时领户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语谓嘉淦沽名，收银皆不足。乃莅视，嘉淦方持衡称量，与吏卒杂坐均劳苦。询所收银，则别置一所，覆之，无丝毫赢绌。事上闻，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

孙嘉淦作品


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适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於贫民生计，米谷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谷，此为黄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稉，皆五谷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梁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睟稉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於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

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适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於贫民生计，米谷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谷，此为黄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稉，皆五谷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梁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睟稉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於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

四年正月，复疏请於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於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大学士鄂 尔泰曾奏准於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现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浚者，即於今夏兴修。”报闻。五月，晋太子少保。

六年正月，谕曰：“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也。”於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莅勘，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开旋筑，实与放水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入玉带，恐为患更大。”谕曰：“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欲筹万全，卿不必固执己见。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

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抚，未赴，湖南粮道谢济世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德贻等，疏劾济世，下嘉淦察谳。长沙知府张琳按衡阳丁役，得浮收状，申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致书仓德，请易府牒。仓德持不可，以其实揭报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欲寝其事，而顾琮以上闻。御史胡定复论劾仓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衮往按，直济世。上责嘉淦徇庇，夺官，责修顺义城工。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迁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许之。十四年，召来京，直上书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七年，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谳。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子孝愉，以荫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谳。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子孝愉，以荫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有木有人顶？

有，要是能给他老人家修个陵园就好了，毕竟宰相级名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