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技艺的传播与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少数民族的内迁、流动进入长城带腹地，各民族的许多先进的生产技艺和畜牧业生产技艺、皮毛制做技艺；棉花、芝麻、花生、西瓜、葡萄、苜蓿等许多经济作物和农作物、蔬菜、水果等品种及生产技艺；牧区的牲畜如“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騱騵马，尽为我畜”（注：《盐铁论·力耕》，《诸子集成》第七册。），驴、骡等常用役畜，汉以后便在中原得到大量繁育。兽医术也随之传入中原，如此魏人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称羊脓鼻病为“可始浑”，这显然是少数民族语的音译。在经济交流中，各少数民族对于长城带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商业贸易往来更明显地反映着长城带经济交往的中心地位。历史过程中，长城带各民族逐渐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经济上相互联系、交流、影响、依赖、推动和渗透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地区构成带有地区分工性质的经济上的供求关系。双方所需，除少部分为各民族统治阶级上层所需的奢侈品之外，绝大部分是两大经济、文化区域各民族、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这种相互间的需要，推动着维持着古代社会长城带两大经济、文化类型民族间二千余年持续不断的商品交换，即使是战争和分裂时期，也从未间断，成为长城带民族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早在汉代，长城沿线商业贸易十分兴盛，已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注：《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的盛况。这种贸易交换，长城带历代各民族都有参与，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匈奴、氐、羌、月氏、乌孙、楼烦、乌桓、鲜卑；隋唐五代的突厥、沙陀、回鹘、党项、奚、契丹、女真；宋元明清时期，长城带各民族加入经济贸易交换的人数、规模更加宏大，回汉等民族更成为长城带贸易交换中的重要力量，仅清代旅蒙商人数就达二十余万。长城带古代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互市贸易，它包括由官方垄断的“官市”，如关市、榷场等，人们所熟知的绢马贸易、茶马互市、马市等均属此类；民间贸易的“民市”、“私市”即民间的年市、月市、日常交易等属之，它在长城带各民族的商业贸易往来中，虽然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禁止之列，但却始终未断，并且成为能给各族劳动人民解决实际需要的真正的民间贸易，但因它仅仅局限于长城沿线，而且是历代民族对立的双方交汇地区，因而其影响还不能同“官市”相比。
    长城带古代商业贸易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贡、赐和交聘馈遗，它是中原与边区少数民族之间贸易交往中仍然残存着礼仪形式外衣的一种贸易往来，是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一种贸易往来形式，即“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注：《汉书》卷九六《西域传》。）。长城带各民族同中央王朝或各民族统治上层之间的贡赐和馈赠，既是政治手段、政治关系，又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的经济往来和贸易交流，是同互市贸易相佐的民族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注：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501页。）。历史过程中，不论长城带主要王朝或政权如何强大或衰弱，也不论和平时期或战乱纷更的时代，长城带各民族的统治者或头人，都把贡、赐作为对中央王朝或中原政权的一种重要要求；而中央王朝或中原政权也常常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抚绥”手段，企图以此来控制边远地区各民族统治者或头人；边远地区各民族统治者则常常以得到这种“贡”、“赐”的机会和权力，取得的册封、诰命和印绶，作为在本民族地区行使统治权力和实现其经济剥削的合法根据。这正是封建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体现，是生活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的自然反映。历史过程中，长城带常常呈现“蕃贡继路，商贾交入”（注：《魏书》卷六五《邢峦传》。），“职贡不绝，商旅相继”（注：《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的繁盛景象。各民族派出的庞大的进贡团队，同时又是一个庞大的商贸队伍，贡使在进贡之后，一般都能得到相应甚或超出其进贡数量与价值的回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同一般商人一样带有大量自己的物品或金银，在进贡地或者往返途中加以变卖，换取大量物资，或以赏赐所得银两购取大量物资，随队带回，供自己享用或变卖出售，获取巨额利润。因此说，历史上的不论哪种形式的“贡”、“赐”或馈遗，实质上都是长城带各民族之间的一种经济往来，即贸易交流的形式，它加强了长城带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生动体现了长城带经济交流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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