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国文化分成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部分，恐怕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如果要用“儒墨互补”来对这两种文化的并存进行解释的话，那疑惑或反对者则会大有人在。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目光放在问题的主导方面，甚至在一种惯性的作用下，用对问题主导方面的认识，来取代对其他方面的认识。用“儒道互补”的观点来解释中国文化，的确有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功效。但如果说它能包罗万象，则不免有失严密了。严格地说，“儒道互补”所能解释的，主要是体现贵族文人思想观念与生活情趣的雅文化。不能否认它对俗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作用，但如果像解释雅文化一样地用“儒道互补”来解释俗文化的话，那就未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以《水浒传》为例，梁山好汉聚义起事的绿林精神，尽管可以部分地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得到解释，但这种解释绝非像它解释雅文化那么明快，能解释绿林文化思想渊源的，恐怕非墨家不可。
《水浒传》所表现的绿林文化精神，是墨家影响下的侠文化的组成部分。墨家才是孕育绿林文化的母亲

一、绿林文化的渊源与演变
闻一多先生在《关于儒、道、匪》一文中引用了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一句话：“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闻一多全集》第三卷。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据此引发，闻一多提出了儒道墨互补构成中国文化传统心理与社会思想结构的宏观认识。这个富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切中肯綮地点出了中国文化之源的基本框架，我们十分赞同。


绿林与侠为同源所出，这个“源”就是战国时期以墨家为代表的武士集团。“士”是先秦时期一个极为活跃的社会群体。在春秋以前，知识为贵族所垄断，“士”主要指那些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以作战为主，以耕田为辅的社会阶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学在官府局面的解体，使部分平民有了接受文化知识的可能。于是，“士”便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士人从习武转向习文，如孔子（见《论语·子罕》等）。这就是最早的“儒士”。另一些没有分化出去的武士仍然保持以往的尚武传统和强悍性格，并不断汲取民间文化营养向前发展，这便是“侠士”的萌芽。从此以后，“儒”与“侠”便成为代表两种不同的人格内涵的文化模式角逐在历史舞台上。双方都不满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很不一样。儒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全力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秩序和礼乐文化；墨家的目标则很模糊，他们提出的“兼爱”和“非攻”思想实际上只是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国，很难实现。于是他们便以行侠的方式去破坏现存秩序。冯友兰在《原儒墨》和《原儒墨补》二篇文章中曾对墨侠的源流特征有过精辟分析（载《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他认为墨家多出身武士，在出身武士这一点上，他们与先秦武士集团如盗跖、庄ｑｉāｏ＠①等人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侠士是帮人作战的专家，类似保镖之流；墨家是有主义的帮人作战者。其主义是“非攻”，他们专帮弱小民族防守，此其一；其二，墨家也讲治国之道，而侠士则不讲；其三，侠士的道德是“有福同享”，而墨子却能将其扩而大之，从“尚同”的理论高度去总结它。这说明墨家不仅是一个武士集团，而且还是一个能将武士精神理论化、系统化的学术团体。所以在先秦时期，墨家与儒家的地位是平分秋色的，人们每以儒墨并称。


说到梁山起义的原因，不外可以从思想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来寻找。关于思想方面，后文将详述。关于社会原因，主要可以从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激化来解释。宋代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等，的确是它的骄傲。钱穆将宋代视为中国文化近代期的开端（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１３９页，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