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证
　　康有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首先从孔子的生卒年代看，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逝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也就是说孔子68岁时子思出生，而这时孔子刚刚由季康子派人带厚礼从卫国请回鲁国欲招其做官。孔子虽然受到敬重，但季康子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驰，所以拒绝出仕，而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事业上，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作《易传》，努力搜集整理古代文献作为教授子弟的教材。所以从时间上来说，子思儿时的启蒙教育完全有受之于孔子的可能。 其次，孔子本人确实也很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他曾教导其子伯鱼，让他认真学习诗、礼，并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告诫他。孔子对于孙子子思也同样寄予厚望。《圣门十六子书》中记载：孔子晚年闲居，有一次喟然叹息，子思问他是不是担心子孙不学无术辱没家门。孔子很惊讶，问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说：“父亲劈了柴而儿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继承父业，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孔子听后欣慰地说：“我不用再担心了。” 　　《圣门十六子书》记载的这则故事恐怕并非虚言，《孔丛子》一书中也有与之意思相近的记载。情况很可能是，子思首先在其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而且接受的是孔子晚年的学说。后来，孔子去世，子思又跟随曾子学习受益匪浅。所以《圣门十六子书》中说：“子思从曾子学业，诚明道德，有心传焉，乃述其师之意，穷性命之原，极天人之奥，作《中庸》书，以昭来世。”从曾子那里，子思也继续学习孔子思想的真传，阐发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书，被收在了《礼记》里。另外，《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也是子思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所记，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可惜大都亡佚了。 　　然而，关于《中庸》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是战国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说法。 　　传统观点认为《中庸》出于子思之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后，汉唐注家也多遵从此说。如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唐代的陆德明、孔颖达也同意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们都认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清楚地指出：“《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适就认为其中虽然加入了后人的某些材料，但该书大体上还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为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程是从极端的伦常主义、重君权、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到尊崇个人、鼓吹民权和心理的人生哲学的过渡。而《大学》和《中庸》就反映丁这个过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说的主张出现较晚，他们依据《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认为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话语，不应该出现在战国时期。《中庸》又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认为这应当言于秦亡之后。 　　实际上，子思作《中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著录有《中庸说》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类著录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其中有无《中庸》也未明言。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中，对于《礼记》各篇没有一篇单独立目，只有《中庸说》著录其中，所以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礼经，盖此之流。”看来，《中庸说》可能就像《诗》有《鲁诗说》、《韩诗说》那样，是专门“说”《中庸》的著作。这说明此前《中庸》已经单独行世，并且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其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句，按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解释，孔子生于春秋晚年，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趋于分裂，已经没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现实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应解释为“若”，《经传释词》曾列举许多古书中的例子都是假设语气，孔子所说也是假设，并非当时的事实，所以不能因这段话而怀疑《中庸》的成书年代。 　　不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说法还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证实。《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经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证明了什么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之说，并在《中庸》、《孟子》等书中找出了这个学说的痕迹，由此可以确定《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经被编辑成《子思子》一书。这个记载是否可信，学者们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这不仅可以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证明了《中庸》一书确实为子思的作品。该墓出土的竹简已经编成《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其中有儒家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分成两组，其中一组有《缁衣》、《五行》、《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郭店竹简中的这些儒书属于儒家子思一派，《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同时，这些竹简儒书又与《中庸》有不少相通之处，如《性自命出》论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致，《尊德义》的体例与《中庸》篇也颇近似。沈约曾说《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简中又有《鲁穆公问子思》。因此，这些竹简儒书肯定都与子思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庸》一书的确出于子思之手。 　　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样很重视礼，也身体力行遵守礼。子思得知父亲的前妻去世后，就在孔氏之庙痛哭，他的门人对他说：“庶民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恍然大悟，连连承认是自己的过错，“遂哭于他室”。子思与其他许多著名儒者一样也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并且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与孔子不同，为了施展抱负，孔子曾仕鲁参政，但却以去鲁告终。孔子周游列国，企图游说诸侯，但处处碰壁，甚至在各国受困。子思则不然，鲁穆公请他做国相，子思则以推行自己的学说为重婉言谢绝。 　　子思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对后世产生的较大影响，主要还在于他的思想方面，特别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一书中，然而它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据说，尧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经强调折狱用刑时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后来，子思作《中庸》一书，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讲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把“中庸”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 　　子思认为：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心是平静的，无所偏倚，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发泄了出来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广之，那么天地之间一切都会各安其所，万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颜回做人能够择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个大智的人，善于征求别人的意见而且对那些很浅近的话也喜欢加以仔细的审度。把别人错的和恶的意见隐藏起来，把别人对的和善的意见宣扬出来，并且把众论中过与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于民众，这或许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聪明的人过于明白，以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样去行；有才智的人做过分了，而没有才智的人却又做不到。这就像人没有不饮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能做到尽己之心推己及人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凡是别人加之于自己身上而自己不愿意做的，也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其次，君子应在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不应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处在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患难的地位，就做患难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无论处在什么地位都是自得的。 　　处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处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对别人无所要求，自然没有什么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归咎他人。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来的驱使，小人却要冒险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诗经》上说：“穿着彩色的绸衣，外面加上单层的罩衫。”为的是嫌那锦衣的文彩太显著了。所以君子的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不露，可是日久自然会渐渐彰露出来。小人的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鲜明，可是日子久了，就渐渐地暗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