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景岳医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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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彝族人口有776万，居全国各民族人口的第八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以云南最为集中。彝族历史悠久，曾经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和彝族曾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在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彝族文化是与汉文化交流融通得最多的民族之一。
传统医药是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医药的积淀与开发一直是当前我国民族医药继承发展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学者在这个领域内耕耘多年，取得了显著成绩，整理并汉译了一批彝医药古代文献，出版了一批整理性的著作，在此基础上，王正坤先生编著的《彝医揽要》是一部将历史文献和社会调查、传统理论和实践经验、各家论述与个人创见紧密结合的彝族医药力作。书中一方面对彝族医药文化的渊源和演进作了全面的整理和系统的阐述；另一方面又处处以切身的体验和审视的眼光予以考订、评估、思辨，直率地表述了个人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见解。他对于事业和师长的责任感，点点滴滴地融化在论述之中。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第一个印象。
根据《彝医揽要》的广泛收集和扼要解析，彝族医药的理论可以分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即清浊哎哺(彝语)观念。清浊是天地之分，哎哺犹阴阳之别；二是文化层面，包括彝族八卦、彝族五行、六色辨析和八方位年，属于彝族医药的文化土壤，是彝族医药的辨证体系和说理工具；三是医学层面，包括古代彝医的生理病理及诊断治则、医技方药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批彝族医药古籍相继被发掘出来，较早的著作如《宇宙人文论》、《元阳彝医书》，明清时期的著作有《西南彝志》、《双柏彝医书》等，这些古籍从多方面勾勒出彝族医药学术体系的轮廓。《西南彝志》云：“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生有清浊气，清聚牢成天，浊聚固成地。”这是关于宇宙变化、人类形成的原始理论。王正坤认为，“在彝文文献中，清浊的涵义十分广泛。它涵盖了父母、雄雌、日月、乾坤、轻重、浮沉、升降、形影、糜滞、青红、气血等互相之间不完全等同(也不可能完全等同)而又不能分开、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诸多内容。”对“彝族八卦”和“易经”的关系等，他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凸显了彝医学理论独有的特色。在临床方面，《彝医揽要》归纳了“窝病统治”的原则，直指症候的窝状存在，从整体的、联系的、非孤立的辨证思维中寻求疾病的症候群。书中对彝医症候的诠解，以翻译(彝译汉)《彝人病痛药方》142症候为例，采用白描式的、逼真的意译语境，不用西医术语，也不用中医术语，直接用老百姓主诉时的大白话，反映了编著者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彝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密切联系，反映在传统医药方面尤为明显。比如清浊理论，与汉族的天地形成说如出一辙。汉族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曰：“混沌初开，天地初分。气之轻清而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而下凝者为地。”描述的都是宇宙混沌时期人类对天高地阔的朦胧认识，但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哎哺理论与中医学的阴阳互根、阴阳互补、阴阳消长也十分相近。彝族将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种动物作为原始十二“尼能”，“尼”是六种家畜，“能”是六种野牲，加在一起和五行、时辰相配合。这十二“尼能”与汉族的十二地支、十二属相完全吻合，而且并非巧合，因为连“龙”这个图腾标志在内，都进一步证实了彝汉两种文化之间久远的共识和沟通。《西南彝志》云：“人未成形时，先产生人形。人生肾先生，肾与脾一对。壬癸养肾脏，戊己养脾脏。后产生心脏，丙丁养心脏。后生肝和肺，甲乙养肝肺，人体形成了。”这一段话，很可能是中医运气学说和脏腑学说的彝语表述。《云南民族史》指出：“还在新石器时期，云南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杂居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它们既保持自己的地区特点，又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云南境内的这些原始民族群体，有的与西北和中原的群体关系密切；有的和东南沿海的原始民族群体更为亲近；有的则属于孟高棉系统的部落。”可见彝汉文化的沟通在早期曾有亲缘的联系，日后的往来也始终不曾间断。我曾见茶马古道上开列的一张古代购物清单，其中欲购书籍包括经、史、子、集及大量医药类书籍，可见在彝族医药中出现清浊、八卦、五行、地支、属相等属于文化交融的产物，是不足为奇的。当然，其中也有不全相合之处，除了彝族人民的自我创造以外，还应是两个民族所处方位的显著差异造成的。因为中医学的形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易经》、八卦、河图、洛书、五行六气、子午流注，都离不开“黄河中心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医学对天人关系的普遍重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是各民族传统医学的共识。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杰作。人在大自然中形成和演进，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和适应过程。这个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自然对人类的塑造和选择。其间时有矛盾对立，人类总是想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但难免处处碰壁，最终离不开生与死的大限。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的主观能量大大地膨胀了，自以为万能了，看不起自然了，一心要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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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彝族人口有776万，居全国各民族人口的第八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以云南最为集中。彝族历史悠久，曾经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和彝族曾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在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彝族文化是与汉文化交流融通得最多的民族之一。
传统医药是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医药的积淀与开发一直是当前我国民族医药继承发展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学者在这个领域内耕耘多年，取得了显著成绩，整理并汉译了一批彝医药古代文献，出版了一批整理性的著作，在此基础上，王正坤先生编著的《彝医揽要》是一部将历史文献和社会调查、传统理论和实践经验、各家论述与个人创见紧密结合的彝族医药力作。书中一方面对彝族医药文化的渊源和演进作了全面的整理和系统的阐述；另一方面又处处以切身的体验和审视的眼光予以考订、评估、思辨，直率地表述了个人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见解。他对于事业和师长的责任感，点点滴滴地融化在论述之中。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第一个印象。
根据《彝医揽要》的广泛收集和扼要解析，彝族医药的理论可以分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即清浊哎哺(彝语)观念。清浊是天地之分，哎哺犹阴阳之别；二是文化层面，包括彝族八卦、彝族五行、六色辨析和八方位年，属于彝族医药的文化土壤，是彝族医药的辨证体系和说理工具；三是医学层面，包括古代彝医的生理病理及诊断治则、医技方药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批彝族医药古籍相继被发掘出来，较早的著作如《宇宙人文论》、《元阳彝医书》，明清时期的著作有《西南彝志》、《双柏彝医书》等，这些古籍从多方面勾勒出彝族医药学术体系的轮廓。《西南彝志》云：“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生有清浊气，清聚牢成天，浊聚固成地。”这是关于宇宙变化、人类形成的原始理论。王正坤认为，“在彝文文献中，清浊的涵义十分广泛。它涵盖了父母、雄雌、日月、乾坤、轻重、浮沉、升降、形影、糜滞、青红、气血等互相之间不完全等同(也不可能完全等同)而又不能分开、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诸多内容。”对“彝族八卦”和“易经”的关系等，他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凸显了彝医学理论独有的特色。在临床方面，《彝医揽要》归纳了“窝病统治”的原则，直指症候的窝状存在，从整体的、联系的、非孤立的辨证思维中寻求疾病的症候群。书中对彝医症候的诠解，以翻译(彝译汉)《彝人病痛药方》142症候为例，采用白描式的、逼真的意译语境，不用西医术语，也不用中医术语，直接用老百姓主诉时的大白话，反映了编著者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彝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密切联系，反映在传统医药方面尤为明显。比如清浊理论，与汉族的天地形成说如出一辙。汉族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曰：“混沌初开，天地初分。气之轻清而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而下凝者为地。”描述的都是宇宙混沌时期人类对天高地阔的朦胧认识，但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哎哺理论与中医学的阴阳互根、阴阳互补、阴阳消长也十分相近。彝族将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种动物作为原始十二“尼能”，“尼”是六种家畜，“能”是六种野牲，加在一起和五行、时辰相配合。这十二“尼能”与汉族的十二地支、十二属相完全吻合，而且并非巧合，因为连“龙”这个图腾标志在内，都进一步证实了彝汉两种文化之间久远的共识和沟通。《西南彝志》云：“人未成形时，先产生人形。人生肾先生，肾与脾一对。壬癸养肾脏，戊己养脾脏。后产生心脏，丙丁养心脏。后生肝和肺，甲乙养肝肺，人体形成了。”这一段话，很可能是中医运气学说和脏腑学说的彝语表述。《云南民族史》指出：“还在新石器时期，云南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杂居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它们既保持自己的地区特点，又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云南境内的这些原始民族群体，有的与西北和中原的群体关系密切；有的和东南沿海的原始民族群体更为亲近；有的则属于孟高棉系统的部落。”可见彝汉文化的沟通在早期曾有亲缘的联系，日后的往来也始终不曾间断。我曾见茶马古道上开列的一张古代购物清单，其中欲购书籍包括经、史、子、集及大量医药类书籍，可见在彝族医药中出现清浊、八卦、五行、地支、属相等属于文化交融的产物，是不足为奇的。当然，其中也有不全相合之处，除了彝族人民的自我创造以外，还应是两个民族所处方位的显著差异造成的。因为中医学的形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易经》、八卦、河图、洛书、五行六气、子午流注，都离不开“黄河中心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医学对天人关系的普遍重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是各民族传统医学的共识。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杰作。人在大自然中形成和演进，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和适应过程。这个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自然对人类的塑造和选择。其间时有矛盾对立，人类总是想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但难免处处碰壁，最终离不开生与死的大限。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的主观能量大大地膨胀了，自以为万能了，看不起自然了，一心要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