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景岳医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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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医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但目前关于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论述颇多，而且众说不一，甚至有人主张中医要脱离某些传统的经典著作和传统哲学。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只有在充分认识中医学的多学科性质和它与中国古代哲学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明确中医学所面临的问题，把握中医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具有多学科性质并与古代哲学关系密切
我们要认识中医学首先应该了解中医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学科性质，从它的成长过程中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轨迹。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秦汉之际，其标志就是《黄帝内经》，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自身的产生背景，是医学和社会科学及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首要基础便是古代解剖知识和当时大量的医学成就及医学实践经验，《黄帝内经》认为要进行医学研究就必须重视人体的形态结构，所以在《黄帝内经》中有大量解剖知识的记载，尤其是脏腑形态的描述与现代人体解剖基本一致，是中医藏象学说形成的基础。如果没有解剖知识，完全不了解脏腑器官的位置、形态及其相互关系，而试图确定脏腑名称，或凭空推断脏腑的生理功能及其病理变化是绝对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医学的哲学态度。同时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基于当时大量的医学实践和医疗成就，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疾病及人与疾病的斗争，当然医学知识和治疗经验就会不断地积累。如在《易经》、《诗经》、《左传》、《山海经》等著作中就有大量的医学方面的记载，表明当时人们对疾病已有相当深刻而广泛的认识，这些医学经验和医疗成就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可靠的实践基础。
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单纯依据于上述医学知识，还不足以产生一种完善的医学体系，第一是由于当时条件以及认识水平的局限，人类不可能有具体和深入的认识，因此必须借助于当时较为发达的其他学科（尤其是哲学）理论作为工具，从另一个角度促进自身的认识；第二从科学的结构而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不可能与其他学科完全隔离。所幸的是，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种文化学术流派、哲学学派进行了广泛的争鸣和交流，呈现出“诸子蜂起”的繁荣景象，这又为中医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和哲学学科的基础。如《周易系辞》中“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学整体观念产生的基础，老庄“阴阳调平，以平为期”的思想也恰好是中医治疗思想的理论源泉。反过来，中医学中某些理论的内涵，又远远超越了医学之囿。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智者察同，愚者察异”、“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等等，除了有其医学的一面外，更有其哲学和人文学方面的内涵。
此外，中医学还广泛地吸纳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天文、气象、历法、物候、兵法等多学科知识，将其有机地与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并对各学科知识进行了新的注解和发展。如中医学对人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阴阳关系的认识，对五脏之间功能失调的五行乘侮的认识，对形神关系的认识等等，都对原有哲学理论进行了新的理解，对古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中医学学科性质的另一层面，它是多门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由于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及其疾病，所以无疑具有自然科学的一面，但中医学形成的背景和过程都充分说明了中医学的多学科性质，我们只有把握中医学的这一特点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中医学，也才能真正地明确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发展和完善了哲学并促进了哲学和医学的融合
在中医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对它的影响。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哲学是人们对自然、社会、思维等最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说：“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想的支配。”中医学在形成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受到当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情况在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彻底分化的中国古代更是如此。作为哲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世界的起源和构成及其运动规律，如《庄子·知北游》中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吕氏春秋》又说“类同则召，气同则合，声比相应。”而中医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的起源和构成及其运动规律，于是中医学就借助于哲学对世界的认识，有意地运用了“气”的理论，即精气学说，并在“形神关系”的论述中赋予了中医独特的含义，用唯物理论对人体做出了客观的认识，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及“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而《类经》中则说“虽神由精气而生，然所以统驭精气而为运用之主者，则又在吾心之神。”这在神学、玄学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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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医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但目前关于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论述颇多，而且众说不一，甚至有人主张中医要脱离某些传统的经典著作和传统哲学。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只有在充分认识中医学的多学科性质和它与中国古代哲学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明确中医学所面临的问题，把握中医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具有多学科性质并与古代哲学关系密切
我们要认识中医学首先应该了解中医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学科性质，从它的成长过程中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轨迹。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秦汉之际，其标志就是《黄帝内经》，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自身的产生背景，是医学和社会科学及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首要基础便是古代解剖知识和当时大量的医学成就及医学实践经验，《黄帝内经》认为要进行医学研究就必须重视人体的形态结构，所以在《黄帝内经》中有大量解剖知识的记载，尤其是脏腑形态的描述与现代人体解剖基本一致，是中医藏象学说形成的基础。如果没有解剖知识，完全不了解脏腑器官的位置、形态及其相互关系，而试图确定脏腑名称，或凭空推断脏腑的生理功能及其病理变化是绝对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中医学的哲学态度。同时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基于当时大量的医学实践和医疗成就，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疾病及人与疾病的斗争，当然医学知识和治疗经验就会不断地积累。如在《易经》、《诗经》、《左传》、《山海经》等著作中就有大量的医学方面的记载，表明当时人们对疾病已有相当深刻而广泛的认识，这些医学经验和医疗成就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可靠的实践基础。
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单纯依据于上述医学知识，还不足以产生一种完善的医学体系，第一是由于当时条件以及认识水平的局限，人类不可能有具体和深入的认识，因此必须借助于当时较为发达的其他学科（尤其是哲学）理论作为工具，从另一个角度促进自身的认识；第二从科学的结构而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不可能与其他学科完全隔离。所幸的是，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种文化学术流派、哲学学派进行了广泛的争鸣和交流，呈现出“诸子蜂起”的繁荣景象，这又为中医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和哲学学科的基础。如《周易系辞》中“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学整体观念产生的基础，老庄“阴阳调平，以平为期”的思想也恰好是中医治疗思想的理论源泉。反过来，中医学中某些理论的内涵，又远远超越了医学之囿。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智者察同，愚者察异”、“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等等，除了有其医学的一面外，更有其哲学和人文学方面的内涵。
此外，中医学还广泛地吸纳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天文、气象、历法、物候、兵法等多学科知识，将其有机地与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并对各学科知识进行了新的注解和发展。如中医学对人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阴阳关系的认识，对五脏之间功能失调的五行乘侮的认识，对形神关系的认识等等，都对原有哲学理论进行了新的理解，对古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中医学学科性质的另一层面，它是多门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由于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及其疾病，所以无疑具有自然科学的一面，但中医学形成的背景和过程都充分说明了中医学的多学科性质，我们只有把握中医学的这一特点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中医学，也才能真正地明确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中医学发展和完善了哲学并促进了哲学和医学的融合
在中医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对它的影响。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哲学是人们对自然、社会、思维等最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说：“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想的支配。”中医学在形成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受到当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情况在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彻底分化的中国古代更是如此。作为哲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世界的起源和构成及其运动规律，如《庄子·知北游》中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吕氏春秋》又说“类同则召，气同则合，声比相应。”而中医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的起源和构成及其运动规律，于是中医学就借助于哲学对世界的认识，有意地运用了“气”的理论，即精气学说，并在“形神关系”的论述中赋予了中医独特的含义，用唯物理论对人体做出了客观的认识，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及“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而《类经》中则说“虽神由精气而生，然所以统驭精气而为运用之主者，则又在吾心之神。”这在神学、玄学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