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对空间的审美追求到了历史的文明化时代就成了日益增长的物质实体一步步将空间塞满堵死，致使人类不得不面对世界性的拥护和窒息。整个悖论表明：追求者最终将被自身的追求所追杀！然而，即便在拿破仑时代，人们都没能意识到历史如此严峻的事实。当拿破仑消失在那个厄尔巴岛上时，整个欧洲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人们对物质的巨大渴望，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赶走了那个亚历山大的幽灵，从而继续他们的浮士德事业，继续履行对梅菲斯特的义务。从此，不仅亚历山大成了回忆，连唐·吉诃德也一起成了笑话。至于海伦和杜西尼亚，更是成了虚无飘渺的童年梦幻，人们偶尔可以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里看到些许来自汤姆·索亚或者哈克贝利芬之类的孩子对那个文化灵魂的各种追忆和遐想。整个欧洲都忙于掠夺和积累，直至这种忙碌导致人人都无以幸免的战争。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一只历史的母鸡，将希特勒孵化出壳，那么恰好在希特勒从历史的海面上浮现之前，毕加索完成了被称之为立体主义绘画的时代使命。整个西方犹如一个有关空间形象的寓言，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揭示了该寓言的结局：曾经是那么神奇迷人那么富有诗意充满想象的空间，最后被物的碎片或方方圆圆的体积填塞。天空在《格尔尼卡》那样的画面上消失了，与此相应，人本身的形象也在《安·伏雅》之类的立体主义肖像画面上变成了物块的拼积。毕加索之于历史文化的这种揭秘如同洪水到来之前的警告一样惊心动魄，遗憾的只是，人们并没有因此大彻大悟。除了个别胆小而又敏感的观众对之投以极端的审美观念的愤怒之外，几乎没有人从这样的画面上领悟人类历史面临的空间危机和灾难。至于欧洲的学者们，更是沉浸在世纪末的学术游戏中，为理性和逻辑所苦，为自己能够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叛逆者而洋洋自得；从而自以为是地将二十世纪命名为分析的时代。并且乐此不疲，仿佛文化越来越没落，思想却越来越科学似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事实；当笛卡尔的“我思”在黑格尔的哲学王国中变成绝对理性之后，与“我思”相应的那种天真稚气充满活力的唐·吉诃德式的文化精神就被不知不觉地锁在了与物化世界相应的哲学体系之中。此刻需要的与其说是理性的叛逆，不如说是灵魂的复活。然而为物化世界所造就的物化头脑所无视的恰好就是欧洲人并不关心海德格尔指出的那种诗意的失落或曰存在的阙如，他们齐心协力地致力于将理性推向电子计算机，将科学引向原子弹。至于由此留下的历史空缺，则十分戏剧性地由尼采、叔本华和瓦格纳共同担当了弥补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志哲学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缝隙中产生出来的。它不象克尔凯郭尔的思想那样，一开始就是一首诗，而是一起步意味着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既带有耶和华的严厉（来自路德新教）。又带有绝对精神的专横（来自黑格尔哲学），它不是强调人类生存的诗意，而是希望人类按照超人的意志居住在这地球上。这种哲学一旦与瓦格纳的音乐交媾、孕育出来的只能是希特勒形象。这个形象之于人类的征服欲体现了历史的梅菲斯特意向这个形象之于历史的叛逆性则充满了灵魂怀旧般的浪漫情怀。正如从伦勃朗到毕加索可以勾勒出西方绘画史的基本轮廓一样，从亚历山大到希特勒乃是一部文化史在基本上精神上的灵魂征战历程。如果说从希特勒追溯到亚历山大还有点模糊不清的话，那么从亚里山大观照到希特勒却是一目了然的。因为亚历山大标记着整个文化历史的颠峰，而希特勒正好走在历史文化的谷底。死亡的气息在阴沉的山谷四处弥漫，它遮住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她掩去了希特勒本身的文化渊源。
当然，按照瓦格纳旋律行事的希特勒上演的不是《尼伯龙根指环》。他没有那个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所具有的青春和诗意。他的第一个亮相就显得相当苍老，既没有唐·吉诃德面对风车时的可爱，也没有浮士德走出书斋时的昂场，而象一个精明老练的赌徒。我指的是那个啤酒馆政变。尽管他在那场政变中表现得象个冲进现代政治生活的中世纪骑士，但他缺乏的恰恰是骑士应有的自信和风度。至于他在后来写作《我的奋斗》时的信心，是德国民众抛向他的喝彩和欢呼声所赋予的。发动政变在他是一次冒险，民众的误读才使他发现了自己的英勇和伟大。意志由此获得证实和自我确认，然后又通过《我的奋斗》完成了历史的加冕仪式。当亚历山大踏上他的征途时，他是继承了王位，开始了历险；而当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时，却既没有现成的王位，也没有历险的方向，只带着意志这一唯一的精神财产。或许正因为这种显著的差异，才使希特勒拒绝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而是将不无自我确认意味的成功诉诸了盲目的选票，整个过程如同一次中奖游戏，尽管其中不无作弊嫌疑。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一只历史的母鸡，将希特勒孵化出壳，那么恰好在希特勒从历史的海面上浮现之前，毕加索完成了被称之为立体主义绘画的时代使命。整个西方犹如一个有关空间形象的寓言，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揭示了该寓言的结局：曾经是那么神奇迷人那么富有诗意充满想象的空间，最后被物的碎片或方方圆圆的体积填塞。天空在《格尔尼卡》那样的画面上消失了，与此相应，人本身的形象也在《安·伏雅》之类的立体主义肖像画面上变成了物块的拼积。毕加索之于历史文化的这种揭秘如同洪水到来之前的警告一样惊心动魄，遗憾的只是，人们并没有因此大彻大悟。除了个别胆小而又敏感的观众对之投以极端的审美观念的愤怒之外，几乎没有人从这样的画面上领悟人类历史面临的空间危机和灾难。至于欧洲的学者们，更是沉浸在世纪末的学术游戏中，为理性和逻辑所苦，为自己能够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叛逆者而洋洋自得；从而自以为是地将二十世纪命名为分析的时代。并且乐此不疲，仿佛文化越来越没落，思想却越来越科学似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事实；当笛卡尔的“我思”在黑格尔的哲学王国中变成绝对理性之后，与“我思”相应的那种天真稚气充满活力的唐·吉诃德式的文化精神就被不知不觉地锁在了与物化世界相应的哲学体系之中。此刻需要的与其说是理性的叛逆，不如说是灵魂的复活。然而为物化世界所造就的物化头脑所无视的恰好就是欧洲人并不关心海德格尔指出的那种诗意的失落或曰存在的阙如，他们齐心协力地致力于将理性推向电子计算机，将科学引向原子弹。至于由此留下的历史空缺，则十分戏剧性地由尼采、叔本华和瓦格纳共同担当了弥补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志哲学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缝隙中产生出来的。它不象克尔凯郭尔的思想那样，一开始就是一首诗，而是一起步意味着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既带有耶和华的严厉（来自路德新教）。又带有绝对精神的专横（来自黑格尔哲学），它不是强调人类生存的诗意，而是希望人类按照超人的意志居住在这地球上。这种哲学一旦与瓦格纳的音乐交媾、孕育出来的只能是希特勒形象。这个形象之于人类的征服欲体现了历史的梅菲斯特意向这个形象之于历史的叛逆性则充满了灵魂怀旧般的浪漫情怀。正如从伦勃朗到毕加索可以勾勒出西方绘画史的基本轮廓一样，从亚历山大到希特勒乃是一部文化史在基本上精神上的灵魂征战历程。如果说从希特勒追溯到亚历山大还有点模糊不清的话，那么从亚里山大观照到希特勒却是一目了然的。因为亚历山大标记着整个文化历史的颠峰，而希特勒正好走在历史文化的谷底。死亡的气息在阴沉的山谷四处弥漫，它遮住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她掩去了希特勒本身的文化渊源。
当然，按照瓦格纳旋律行事的希特勒上演的不是《尼伯龙根指环》。他没有那个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所具有的青春和诗意。他的第一个亮相就显得相当苍老，既没有唐·吉诃德面对风车时的可爱，也没有浮士德走出书斋时的昂场，而象一个精明老练的赌徒。我指的是那个啤酒馆政变。尽管他在那场政变中表现得象个冲进现代政治生活的中世纪骑士，但他缺乏的恰恰是骑士应有的自信和风度。至于他在后来写作《我的奋斗》时的信心，是德国民众抛向他的喝彩和欢呼声所赋予的。发动政变在他是一次冒险，民众的误读才使他发现了自己的英勇和伟大。意志由此获得证实和自我确认，然后又通过《我的奋斗》完成了历史的加冕仪式。当亚历山大踏上他的征途时，他是继承了王位，开始了历险；而当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时，却既没有现成的王位，也没有历险的方向，只带着意志这一唯一的精神财产。或许正因为这种显著的差异，才使希特勒拒绝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而是将不无自我确认意味的成功诉诸了盲目的选票，整个过程如同一次中奖游戏，尽管其中不无作弊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