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特征加以重点描述，康熙《文水县志》卷1《祥异》就说：“万历
八年庚辰、九年辛已，大疫。从咽喉发瘟肿，至有一家毙绝无遗者。”
康熙《沁州志》卷1《灾祥》也指出：“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
头风，有一家全没者”。所谓“大头风”，是腺鼠疫患者颈部或耳后
淋巴肿大的别称。19世纪云南鼠疫流行时，当地有称此疫为“大头天
行症”的，这和山西“大头风”的含义是相同的。

　　万历十年大同鼠疫传到与之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
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
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
方。”患者的临床表现也是肿颈，与山西相同。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
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继续向南方传播。

　　万历初年的北京城中人口密集，常住人口（包括军人）达百万以
上，鼠疫造成的危害应甚于农村地区，只是具体的流行情况还不清楚。
至于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
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
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
项肿大。在《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顺天府的东安、保定、霸州、
文安和大城等县，都流行过“大头肿脖”、“大头瘟”之类的疫情。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
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
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
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
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
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
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正是
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生动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
《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
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这条记载相当清晰地描绘了患者鼠蹊部、腋部淋巴肿大的临床症状。
患者“吐淡血而死”，这是腺鼠疫转为肺鼠疫的典型症状。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
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
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
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
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瘟疫
传播的方向从北往南，从西向东，显示出陕北地区的鼠疫流行与山西
兴县一带的疫情有关。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
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
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
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
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
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在《定思小计》一文中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
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
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发生的
腺鼠疫至十七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
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


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
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
“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这是肺鼠疫患者的典
型症状。

　　崇祯十六年的鼠疫流行似乎只局限于北京及其以南地区。河北北
部的鼠疫流行要比南部为晚。“崇祯十六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
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究竟
为何种瘟疫呢？“顺治元年秋九月大疫，保安卫、沙城堡绝者不下千
家。生员宗应祚、周之正、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
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我们知道，李自成是
从山西进入河北的，由他的部队活动所引发的瘟疫当然与同时期山西
流行的鼠疫有关。从此疫人畜共患和大量人口的死亡这两个特征看，
可断定为鼠疫。

　　然而，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北京城已经成为鼠疫的流行区。
攻打一座被鼠疫折磨了将近一年的城市，对于李自成的部队来说，真
是太容易了。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
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
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
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
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
克的。

　　从当时人留下的记载中，依稀可以看出李自成攻克的北京实际已
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
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
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
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
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
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
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三月，李自成部进入北京。李部在
京城只呆了短短的43天，就被清军逐出了北京。是否可以说，李自成
的部队是给鼠疫逐出了北京的呢？

　　天津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
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
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
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
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
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骆养性将天津的鼠疫流
行归结为李自成部队的活动，他说：“斯民甫遭闯逆蹂躏之后，孑遗
几何，宁再堪此灾疹也耶？”为什么文献不见李自成部队大批非战斗
减员的记载，笔者至今还不明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
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
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
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
当惊人的。山东省的疫情记载不明，但不排除同时也有鼠疫流行的可
能。

　　根据我的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
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
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实际远不至于此，
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除了吴三桂降清这一偶然的因素外，
还与华北地方已无能力支持对清的战争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朝
的灭亡是明代后期华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说来奇怪，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旱情
有了明显的缓和，久涸的大地喜逢甘霖，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
华北社会在清帝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休生养息、恢复发展的新时期。
走笔至此，作者和读者都不禁要问，明清之际的社会鼎革，是人力，
还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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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鼠疫啊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