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导演：无论多困难都能拍出好电影

新作是“三部曲”的一部分
记者：《关于伊丽》中的哪些东西是你想在《一次别离》中进一步探讨的？
法哈迪：拍《关于伊丽》时我已经开始构思《一次别离》。这两部电影风格有些相似，但我不是刻意去追求这种风格，是这两个故事本身引导我去用这种风格来讲述和创造它们。其实，这两部和我另一部《烟花星期三》间有很多内在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三部电影就像一个链条上的三个环节。
记者：你是否用了特别的方式来拍摄《一次别离》这个题材？
法哈迪：演员们的表演方式不一样。在《关于伊丽》中，我需要让演员们成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群体，而在《一次别离》中，我需要他们更加独立。此外，《一次别离》中即兴表演的场景更少了。比如，“纳德”这个角色被设定为只喜欢听传统音乐，从签约、排练到进入拍摄，扮演纳德的演员一直都在听传统音乐。他在戏中虽然只有一句台词提到音乐，但也能非常准确地反映出他的音乐喜好。
记者：伊朗观众看到《一次别离》是什么反应？
法哈迪：它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和在国外没有太大不同。这部电影在伊朗很受欢迎，许多观众到影院去观看它，评论界和电影圈的同行也都认为不错。但是，从这部电影里寻找多样化的反响，恰好对应着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多样化的观念。

因为太爱音乐，反倒用得少
记者：你写剧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法哈迪：从故事大纲开始，然后尽一切努力去让剧本成熟，就是这样。我相信每个故事都包含着许多主题，但我要试着抓住那些真正对我重要的主题。对我来说，写故事就像在报纸上做纵横字谜，所有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我试图要做的就是用那些最简单浅显、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来编织我的故事。
记者：你曾说会与演员们一起来丰富剧本，他们对你的剧本会有怎样的影响？
法哈迪：我在选择演员之前，当然已经完成了剧本，但是当演员们来到我面前时，我会从他们的行为中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把这些细节注入到剧本中。所以，当我和演员们排戏时，我同时也在调整我的剧本。

记者：你拍戏的时候喜欢改剧本吗？
法哈迪：一旦开拍，我就不想再改变，因为如果你今天改变了一些东西，10天之后你会突然发现，它会产生一些你没预料到的影响。所以，只要开机，剧本就是雷打不动的。
记者：为什么你的电影很少用音乐？
法哈迪：这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音乐，恰恰是因为我太喜欢音乐，以至于我觉得应该非常谨慎地使用音乐。音乐能为电影煽情，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所以我更不愿意这样做。实际上，我希望情感在整部电影中自然地发展、贯穿，在片尾出字幕的时候，才用音乐来释放情感的高潮。

电影人必须有自己的信念
记者：你的电影总让观众们感觉到，自己切身地参与到了角色们的冲突之中，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法哈迪：我有三个保留真实感的原则：
第一，用纪录片的影像风格来拍摄；
第二，镜头不偏向于某一个人物，所以，你看到的大多数人物的景别都是一样的；
第三，让观众看电影时，意识不到摄影机存在。我尝试达到这样一种效果：
当你看电影时，你感觉你不是在看电影，而是相信这些事情真实存在，人物说的话、做的事都不是导演编出来的，它们就是事实。

记者：你说过，希望观众离开影院时不是带着答案，而是带着问题。那么，你希望给观众带来哪些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或感受？
法哈迪：我看《一次别离》时，会有个人的感受和疑问，但我不能说观众应该产生什么样的疑问，我只能说，希望每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观点和问题，这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
记者：如果《一次别离》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对你个人和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说，会意味着什么？
法哈迪：这对伊朗电影界来说将会是一件大事。它将使得伊朗的电影人认识到：无论在多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拍出好电影，好电影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观众。对我个人来说，它(得奖)将使我相信，以后我更应该只拍摄自己想要的电影，因为《一次别离》就是这样拍出来的。如果一个电影人有自己的信念，那么需要发生的一切，往后都会自然发生。

电影在伊朗
在伊朗拍电影的花费并不高，所以融资方面没多大挑战。但是，在伊朗，不是任何电影都能随便拍，这就产生了其他的难题：如果你在伊朗拍电影，就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律和限制因素，纵然你不愿意接受，但为了拍电影也只能服从。不过，尽管有这么多限制，仍然完全可以找到其他的办法去拍摄你想拍的电影。

在伊朗“申奥”
我们有一个由政府组的委员会，成员来自伊朗电影界的制片人，所有“申奥”的电影都要经过这些人来审查。年复一年，委员会的成员也都不同。有几年，成员都是由深思熟虑挑选出来的、非常有能力的电影人担任，但另外几年的情况就没有那么理想，还有一年甚至都没有委员会，只有一个人来挑选他个人认为合适的影片去参赛。
本版编译：牛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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