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点校说明
在清代学者解释和研究《诗经》的众多著作中，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是最著名的几部之一。至今想要较为深入的研究一下《诗经》，这部书仍然是必须参考的。
……
清代学术的主流，从批判宋学的空疏开始，继而转入对古代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的重新校勘、注释和分门别类的或综合性的研究。多数学者主张继承和发扬汉代经学的传统，从而形成了以经学为中心内容的所谓汉学，产生了大量著作。其中《毛诗传笺通释》是有关《诗经》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清史稿》本传说，马氏著此书，同时陈奂著《毛诗传疏》，都号称‘专门之学’，‘由是治《毛诗》者多推此两家之书’。《诗经》的传授，在汉代有《齐诗》、《鲁诗》、《韩诗》三家，都属于今文经学，《毛诗》则属于古文经学。各家所依据的本子在文字上有差异，对诗意和文义的具体解释也有许多不同。汉代以后，《三家诗》相继亡佚，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毛诗》。《毛诗》的汉人注释，主要有毛亨的《传》，郑玄的《笺》。《传》、《笺》都十分简略，唐代孔颖达著《毛诗正义》，对《传》、《笺》做了详细的疏释。马氏对《正义》和其他唐、宋学者的注释都不满意，在吸收前人特别是清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做了疏释，因而名为《毛诗传笺通释》。
这部书的主要优点，我认为首先是发挥了清代学者擅长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名物考证的优势，特别是运用了依声求义的方法来校勘、解释文字。《诗经》是群经中产生时代较早的一部（此外还有《周易》和《尚书》），文字多古音古义。而且毛诗依据的文本是古文经，其中假借字比较多。作者能广征博引，触类旁通，‘以古音古义证其讹互，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借’（《自序》），有时一个字（实字或虚字）能从古书中找出十个以上通假的例证，并求出本字本义，从而纠正了请以前许多学者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解释，比较准确地解释了字义和语法，使一些疑难问题涣然冰释。其中有不少创见，不仅对正确理解《诗经》文义有帮助，而且对理解其他古书文义也有启发。其次，在一些问题上能够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对毛《传》和郑《笺》，并不完全盲从，凡认为毛《传》、郑《笺》或两者都解释错了的地方，都一一指出，并另立新说。对毛《传》和郑《笺》的同异，也注意辨明。毛《传》属古文经学，而郑玄则融会今古文，他解《毛诗》，虽然‘宗毛为主’，但‘如有不同，即下己意’（《郑志》）。所谓‘己意’，实际上主要是吸收了《三家诗》特别是《韩诗》的异说。对《传》、《笺》的同异，孔颖达《毛诗正义》等书往往以同为异，或混异为同，本书一一纠驳，有许多是很有说服力的。此外，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摒除了门户宗派之见，对散见古书的《三家诗》遗说，凡认为有助于解释《诗经》的，都加以引证。对唐宋元明人的著作特别是朱熹《诗集传》，也有所采取。对清代学者的见解，引用更多。但本书也有若干严重缺点。首先是作者过于尊信《诗序》，他敢于批评毛《传》、郑《笺》的错误，对《诗序》则极少批评，几乎完全依照《诗序》来解释每首诗的本事和主题思想，对具体文字的解释也都屈从于《诗序》所定的框框，这就造成了若干牵强附会和歪曲，束缚和妨碍了对诗意、文义的正确理解。其次，喜好依照《三礼》来解释《诗经》中的礼制。《三礼》比《诗经》晚出，其中含有不少儒家理想和造作的成分，未必完全符合《诗经》时代的制度与风习，将两者等量齐观，也难免造成一些牵强。至于书中表现的其他封建观点和迂腐之处，更不用说了。上述优点和长处，缺点与局限，当然基本上也是当时许多汉学家不同程度地共同具有的。而最难令人原谅的则是本书引用书证不够谨严。汉学重证据，引书特别多，常凭记忆或转引，不能一一核对原书，同时原书本身也有不同的版本，因而发生一些错误是难免的。但相对而言，本书的错误较多。而且有些书证还很牵强。如卷一《召南召南考》论证‘南’为国名，此说本身不为无据，但其中引《吕氏春秋?音初篇》‘实始作为南音’为一证，而音初篇原文还提到‘东音’、‘西音’‘北音’、东、西、北都表方位，很难说南字不表方位而是国名。又引高诱注说：‘南音，南方南国之音。’我查了几种版本，都作‘南方国风之音’，……此外还有些引文，查原书根本没有那样的话。广雅书局翻刻本书，廖廷相在跋语中也举了些例子，指出‘马氏著此书，草草刻成，未及详校，其中引用不免讹舛’，甚至说：‘岂《自序》所谓“意有省会，复加点窜”者欤？’这就是怀疑马氏有意窜改引文了。我想这样说也许言之过重，但研究者如果想要采用他的某一说法，对他所引的部分书证恐怕还有必要核查一下的。
以上所说，只是点校过程中得到的一些初步印象，说不上是对本书全面而确切的评价，仅供参考而已。无论如何，本书在清代有关《诗经》的著作中仍属上乘，是很值得有关研究者一读的。
本书有道光十五年乙未学古堂初刻本，现在流传的已极少。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由广雅书局翻刻了一次（后编入《广雅书局丛书》），对初刻本的讹误（包括引书的错误）有所订正，大致情形见于廖廷相的跋语（见本书附录）。同年王先谦编印《皇清经解续编》收入此书，翻刻时也有所校正。二者订正之处有所不同，同时在翻刻中又各自产生了一些新的刊误，所以存在一些异文。这次整理，鉴于初刻本讹误较多，故采用广雅书局本为底本，以《皇清经解续编》本（校语中简称续经解本）为校本。……以上合计校改九百馀处，其中荣有不当或不必之处，好在除极少数明显错误迳依校本改正外，都写有校语，读者自己可以判断和复原。避清讳和孔丘讳的字，如玄作元、胤作允、历作历或厤、丘作邱以及缺笔之类，一般都迳改。少数讹体字根据《说文》等字书改正，异体字在同一条内交错出现容易引起误会的适当统一，都不出校。另外，本书少数诗篇的名称与通行本《毛诗》有所不同，如……现在一律改从通行本（除在篇题下出校外，其他引用处均迳改），以便于读者查找。马氏自编的目次过于简略，另编了一个《本书检目》以便检索。但原《目次》附有马氏按语，故仍保存。
陈金生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在清代学者解释和研究《诗经》的众多著作中，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是最著名的几部之一。至今想要较为深入的研究一下《诗经》，这部书仍然是必须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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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的主流，从批判宋学的空疏开始，继而转入对古代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的重新校勘、注释和分门别类的或综合性的研究。多数学者主张继承和发扬汉代经学的传统，从而形成了以经学为中心内容的所谓汉学，产生了大量著作。其中《毛诗传笺通释》是有关《诗经》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清史稿》本传说，马氏著此书，同时陈奂著《毛诗传疏》，都号称‘专门之学’，‘由是治《毛诗》者多推此两家之书’。《诗经》的传授，在汉代有《齐诗》、《鲁诗》、《韩诗》三家，都属于今文经学，《毛诗》则属于古文经学。各家所依据的本子在文字上有差异，对诗意和文义的具体解释也有许多不同。汉代以后，《三家诗》相继亡佚，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毛诗》。《毛诗》的汉人注释，主要有毛亨的《传》，郑玄的《笺》。《传》、《笺》都十分简略，唐代孔颖达著《毛诗正义》，对《传》、《笺》做了详细的疏释。马氏对《正义》和其他唐、宋学者的注释都不满意，在吸收前人特别是清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做了疏释，因而名为《毛诗传笺通释》。
这部书的主要优点，我认为首先是发挥了清代学者擅长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名物考证的优势，特别是运用了依声求义的方法来校勘、解释文字。《诗经》是群经中产生时代较早的一部（此外还有《周易》和《尚书》），文字多古音古义。而且毛诗依据的文本是古文经，其中假借字比较多。作者能广征博引，触类旁通，‘以古音古义证其讹互，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借’（《自序》），有时一个字（实字或虚字）能从古书中找出十个以上通假的例证，并求出本字本义，从而纠正了请以前许多学者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解释，比较准确地解释了字义和语法，使一些疑难问题涣然冰释。其中有不少创见，不仅对正确理解《诗经》文义有帮助，而且对理解其他古书文义也有启发。其次，在一些问题上能够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对毛《传》和郑《笺》，并不完全盲从，凡认为毛《传》、郑《笺》或两者都解释错了的地方，都一一指出，并另立新说。对毛《传》和郑《笺》的同异，也注意辨明。毛《传》属古文经学，而郑玄则融会今古文，他解《毛诗》，虽然‘宗毛为主’，但‘如有不同，即下己意’（《郑志》）。所谓‘己意’，实际上主要是吸收了《三家诗》特别是《韩诗》的异说。对《传》、《笺》的同异，孔颖达《毛诗正义》等书往往以同为异，或混异为同，本书一一纠驳，有许多是很有说服力的。此外，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摒除了门户宗派之见，对散见古书的《三家诗》遗说，凡认为有助于解释《诗经》的，都加以引证。对唐宋元明人的著作特别是朱熹《诗集传》，也有所采取。对清代学者的见解，引用更多。但本书也有若干严重缺点。首先是作者过于尊信《诗序》，他敢于批评毛《传》、郑《笺》的错误，对《诗序》则极少批评，几乎完全依照《诗序》来解释每首诗的本事和主题思想，对具体文字的解释也都屈从于《诗序》所定的框框，这就造成了若干牵强附会和歪曲，束缚和妨碍了对诗意、文义的正确理解。其次，喜好依照《三礼》来解释《诗经》中的礼制。《三礼》比《诗经》晚出，其中含有不少儒家理想和造作的成分，未必完全符合《诗经》时代的制度与风习，将两者等量齐观，也难免造成一些牵强。至于书中表现的其他封建观点和迂腐之处，更不用说了。上述优点和长处，缺点与局限，当然基本上也是当时许多汉学家不同程度地共同具有的。而最难令人原谅的则是本书引用书证不够谨严。汉学重证据，引书特别多，常凭记忆或转引，不能一一核对原书，同时原书本身也有不同的版本，因而发生一些错误是难免的。但相对而言，本书的错误较多。而且有些书证还很牵强。如卷一《召南召南考》论证‘南’为国名，此说本身不为无据，但其中引《吕氏春秋?音初篇》‘实始作为南音’为一证，而音初篇原文还提到‘东音’、‘西音’‘北音’、东、西、北都表方位，很难说南字不表方位而是国名。又引高诱注说：‘南音，南方南国之音。’我查了几种版本，都作‘南方国风之音’，……此外还有些引文，查原书根本没有那样的话。广雅书局翻刻本书，廖廷相在跋语中也举了些例子，指出‘马氏著此书，草草刻成，未及详校，其中引用不免讹舛’，甚至说：‘岂《自序》所谓“意有省会，复加点窜”者欤？’这就是怀疑马氏有意窜改引文了。我想这样说也许言之过重，但研究者如果想要采用他的某一说法，对他所引的部分书证恐怕还有必要核查一下的。
以上所说，只是点校过程中得到的一些初步印象，说不上是对本书全面而确切的评价，仅供参考而已。无论如何，本书在清代有关《诗经》的著作中仍属上乘，是很值得有关研究者一读的。
本书有道光十五年乙未学古堂初刻本，现在流传的已极少。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由广雅书局翻刻了一次（后编入《广雅书局丛书》），对初刻本的讹误（包括引书的错误）有所订正，大致情形见于廖廷相的跋语（见本书附录）。同年王先谦编印《皇清经解续编》收入此书，翻刻时也有所校正。二者订正之处有所不同，同时在翻刻中又各自产生了一些新的刊误，所以存在一些异文。这次整理，鉴于初刻本讹误较多，故采用广雅书局本为底本，以《皇清经解续编》本（校语中简称续经解本）为校本。……以上合计校改九百馀处，其中荣有不当或不必之处，好在除极少数明显错误迳依校本改正外，都写有校语，读者自己可以判断和复原。避清讳和孔丘讳的字，如玄作元、胤作允、历作历或厤、丘作邱以及缺笔之类，一般都迳改。少数讹体字根据《说文》等字书改正，异体字在同一条内交错出现容易引起误会的适当统一，都不出校。另外，本书少数诗篇的名称与通行本《毛诗》有所不同，如……现在一律改从通行本（除在篇题下出校外，其他引用处均迳改），以便于读者查找。马氏自编的目次过于简略，另编了一个《本书检目》以便检索。但原《目次》附有马氏按语，故仍保存。
陈金生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