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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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很随便吧的答，有几个钟头的课”搁现在就一个词形容：装13！

因为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这些学校都没了啊。
952年6月至9月，中央人民政府大 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经过全盘调整后，全国许多高等学校被分拆，大力发展独 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加到149所，而 高校数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后的183所，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 取消，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
“向苏联学习”，是这次院系调整的主方向。在苏联的教育理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国教育工作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逐章逐节地进行学习。国家还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清华大学首 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在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当时，对苏联教育模式的学习是单向的，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或批 判。开始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公开提出质疑。为此，他们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 “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中，都受到批判。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 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据当时的清华学子回忆，“对潘光旦先生的全校大检查，好像有三四次，每次检查都达四个小时”，这位学生回忆了其中一次的 场景：“在暗夜里，学生们席地坐在成府的马路上，人声如潮，灯光晃动，显得异常恐怖。”后来，潘光旦被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写文章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 来》，继续进行思想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