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战争与和平- 的几句话
- 出版于 -俄罗斯档案-，1868 年
- 牛津世界文学经典系列，Henry Gifford 英文版，1983
翻译：公子镔
1. 什么是战争与和平？2. 那个时代的特点。（内容略）
当本书的第一部分问世时，有的读者告诉我说：在我的作品中没有充分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对这一指责，我回答如下：
我知道人们没有在我的小说中找到的“时代特征”，是指农奴制的恐怖，对妻子的囚禁，对为成年子女的鞭打，索尔塔科娃（将 139 位农奴折磨死的**隶主），等等；但我不认为，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这些时代特征，是正确的，所以我没有打算再现这些内容。
在对历史书信、日记、风俗资料进行研究之后，我认为，同那个时代的野蛮恐怖相比，现在和其他任何时代，都不会好到哪里去。在那个时代，人们也爱过，羡慕过，也寻找真理和美德，也为情感而迷失。
我们之所以相信那个时代的反常和粗暴，是因为流传给我们的历史资料，记载的大多数是出奇的暴力和野蛮。认为那个时代的主流特征是动荡不安，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那个时代有其自身的特征（每一段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来自于上流阶层同其他阶层的明显疏离，那个时代的宗教哲学，教育的特别，使用法语的习惯，等等。我尽我所能想描述的，就是这些特征。
3. 在一部俄语作品中使用法语。4. 书中人物的名字。（内容略）
5. 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我跟历史学家的分歧
这种分歧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一位艺术家跟一位历史学家，对历史时期的描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想对一位历史人物，就其生命的各个方面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整体描述，无疑是错误的；而一位艺术家总是想强调该人物的历史重要性的话，也是失败的。
库图佐夫并不总是手持望远镜观察敌军并骑着白马，罗斯托普钦并不总是手持火把投向沃伦诺夫斯基家族（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女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并不总是站在貂皮斗篷前手扶法典，但在普通大众的想象中，他们就是这样。
对一位历史学家而言，考虑一件事件的历史成就时，想到的是英雄；而一位艺术家在描述人在生命各个方面的关系时，不能是，也不应该是英雄，而只应该是人。
历史学家有时将一个理想强加给一个历史名人，然后让这位历史名人的行动，凌驾于真理之上。艺术家则相反，他正是要单独找出，这种理想跟人物问题的不可调和性，他努力理解并展示的，不是某位演员，而是人。
在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描述上，艺术家跟历史学家的分歧更尖锐，更突出。
历史学家必须讨论的是，一件历史事件的后果，而艺术家讨论的，则是这个事件的事实真相。
一位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一场战役的：“某某军队的左翼挺进，攻击某某村庄，驱散了敌人，但随后被迫撤退；然后骑兵上阵，击溃了…”，如此云云。但这些话对于艺术家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且事实上没有触及事件本身。
艺术家或者通过其自身经验，或者通过书信、回忆录或报导，形成了自身对事件的看法，而且通常情况（以一场战役为例）证明，历史学家关于某某军队活动所能够做出的推理，跟艺术家的推理正好相反。
对双方取得结论的差异的另一种解释是：他们获取信息的资料来源。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仍然以一场战役为例），其主要资料来源是指挥官和总司令的报告，而艺术家从中无法获得任何信息。他们无法告诉艺术家任何东西，也无法给艺术家解释任何东西，不仅如此，艺术家甚至要排斥这些人，因为艺术家在他们身上找到的，必然是谎言。更何况，一场战役之后，交战双方的描述几乎总是矛盾的，对一场战役的任何描述，谎言都是必须的，因为需要用几句话描述绵延数里的成千上万人的行动，同时也是受最强烈的（恐惧、耻辱和死亡所引起的）道德刺激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