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很长 所以原谅我任性下在2L就放点自己的评论吧
再读它还是有感悟，文风不免有文青卖弄见识之嫌，可是托这些爱卖弄的见识的福，刚好是我想知道的。足球、政治丑闻、艺术不分家所以说大家都是亲切的狂热分子社会的不安定潜在因素。为什么中国足球一直这么尴尬大概就是我们的民族性决定的必须抓住那份显得多余的安全感，嗯，不仅多余，作为一项一直在普及却成效颇微的大运动，要我说就该完全摒弃。张小舟或许极端了，但任何一个狂热球迷的排他性都该被理解和尊重，就像你不能同时深爱两位妻子。其实我无颜从这瞎BB，一个伪迷寻找激情和快乐遭人鄙视我也认了。本来想说的话长到可以再写一篇文章了，但现下决定闭眼闭嘴再睡一觉。最后对与我同在的伪迷大军说：有自己的态度很重要。

十八层天堂
我混在数千国米球迷中走上诺坎普最廉价的看台，爬了很长时间楼梯，十八层天堂，其感觉犹如爬圣家族大教堂。我学着聂鲁达的诗句（“美洲的爱，和我一起上升！”）默念：“加泰罗尼亚的爱，和我一起上升！”一个国米人渣霸占了我的座位，好在还有其他空座，我于是到最高的一排，仿佛坐在火山口，一览众山小，看人头滚滚10 万人一起涮火锅，仿佛踏着蓝黑敌人的尸体走上十八层天堂，颇有一种上帝俯视棋盘的感觉。最高最远最廉价的座位，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座位。
婴训
世纪大战前一天，我在诺坎普旁一座小球场，观看了西班牙丙级联赛巴萨二队的比赛，恩里克是主帅，2 比0 获胜，观众只有千把人。我略感失望，除了中卫丰塔斯，似没发现能成大器的球员，传说“天赋10 倍于梅西”的以色列少年阿苏林日后能达到佩德罗的水准就不错了。但随后我又见识了令人鼓舞的拉玛西亚青训――准确地说是童训――传统：一个袖珍球场上，一班八九岁的巴萨小朋友在训练，据说其中有古德约翰森的儿子。巴萨专卖店也卖巴萨牌婴儿奶嘴――青训、童训、婴训，算你狠！我恍然见到一伙婴儿叼着奶嘴在地上乱爬，扑向一个足球，而且遵照克鲁伊夫圣旨，爬都要爬出433 阵型。
左派足球
很多次，梅西进球后右手按着左胸――那是队徽和心脏，这让我想到74 年的克鲁伊夫，那张旧明信片上克鲁伊夫在第一个钻出帐篷冲进球场的刹那，右手按着左胸。这张旧明信片卖两欧，我第二次去准备买下时已没了，这是巴塞罗那之行的一件憾事。世俱杯决赛梅西用胸将球撞进球门，巴塞罗那媒体一致高呼：梅西用心进球！梅西用队徽进球！足坛名士梅诺蒂以其惯有的知识分子气质将足球分为左派和右派。在2009年9月的《踢球者》杂志上，他为“左派足球”下了定义：“最慷慨、最艺术、最精致的总是属于左派，慷慨、开放，对观众有所承诺，因为身兼代表性和归属感而倍感荣耀这些在我看来更多属于左派而非右派”，而“右派是另一种足球，观众不重要，唯一在乎的是结果”。梅诺蒂认为国际米兰是右派，他奇怪地没提到巴萨，但谁都知道，巴萨是最典型的左派。左派足球和左派政治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克鲁伊夫加盟巴萨，被说成是因为他反佛朗哥，其实更大的原因是阿贾克斯背着他和皇马谈判激怒了他；克鲁伊夫拒绝参加1978年世界杯，被视为反阿根廷政府独裁的急先锋，其实更大的原因是他家中被盗令他分心。但加泰罗尼亚人更愿意神化他，把足球政治化。国际米兰极端球迷在政治上是偏右的，但莫拉蒂和萨内蒂又曾经公开支持萨巴塔游击队，还专门将国米球衣送给左派新偶像马科斯副司令。梅诺蒂是左派足球的捍卫者，但他支持左派政治吗？不，他当年是阿根廷军政府的合作者。

约翰・凯奇
我在当代艺术馆消磨了整整一个下午。这儿有一个约翰・凯奇回顾展，除了他的曲谱手稿、信件、藏书（那本对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英文《易经》），以及约翰・凯奇的合作者、学生或受其影响的艺术家（比如白南准）的作品，还可以带上耳机听他的大量作品。还见到一张约翰・凯奇和杜尚下棋的照片，杜尚影响了凯奇，克鲁伊夫影响了瓜迪奥拉。我说过克鲁伊夫就是足球的杜尚，一个创造并出售观念的人。偌大的艺术馆弄这么一个没有多少人光顾的展览并不出奇，出奇的是我后来在一家奶酪店发现门口贴着一张约翰・凯奇回顾展的海报，但这其实多么符合约翰・凯奇的艺术理念：艺术即奶酪（或者他最爱的蘑菇）。
达利
对达利，我有一个从喜爱到厌恶（虽然不是全部厌恶）的过程。我对他的家要比对他的画更有兴趣：从巴黎到加泰罗尼亚。在他晚年住过两年的普波堡，二楼放着达利的黑胶唱机和一个唱片箱：贝多芬，舒伯特，莫扎特……好像没有巴赫，还有瓦格纳，马勒，斯特拉文斯基，这几个恐怕更契合达利。石屋回荡着瓦格纳肃穆的歌剧，我走上三楼，上面竖立着一具具卡拉（达利老婆）的晚礼服和长裙，幽暗的房间，肃穆的瓦格纳，五颜六色的无头女鬼……如果达利去拍鬼片或僵尸片，我会重新喜欢他。
乔治・ 奥威尔
在伍迪・艾伦之前，对加泰罗尼亚旅游事业贡献最大的外国文艺人士应该是乔治・奥威尔。1936 年他曾作为国际志愿军参加西班牙内战，抗击佛朗哥。在一座教堂前我见到一张“乔治奥威尔之旅”广告，只要交10 来欧，就可以带你走一走这位英国作家、记者兼战士在巴塞罗那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在巴塞罗那早餐吃奶油吐司的时候，我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说的是加联党一个哥们的战壕策反工作，他不是高喊**口号，而是一一列举己方的食品：“‘奶油吐司！’―谁都能听到他的洪亮嗓音在寂静的山谷回响―‘就在这儿，我们正坐下来吃奶油吐司！多么可爱的奶油吐司切片啊！’其实，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和我们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没见过奶油了。但在如此寒冷的夜晚，关于奶油吐司的消息，大概一定会使法西斯分子流口水了。这甚至也让我流了口水，尽管明明知道他在撒谎。”这子虚乌有的奶油吐司，大概也是我喜欢乔治・奥威尔、喜欢加泰罗尼亚的一个理由。　　米罗　　在山上的米罗基金会，我看了成百上千米罗的画，绚烂得实在太甜腻了。但在最后，我看到他生命最后一年的一幅画，尺幅很大，但上面只画了一根线。米罗这才真正震撼了我，在这根线面前呆坐了许久。
阿尔科孔
诺坎普附近有两个地铁站，一个是Les Corto，一个是Maria Cristina，我喜欢Maria Cristina，漂亮的名字，她是西班牙王太后，对帕勃罗・卡萨尔斯有知遇之恩。世纪大战那一天，一出Maria Cristina地铁口就遭雨淋，幸有一姑娘在一条一条地发围巾，我当然乐于拿一条在头上挡雨，一条黄蓝围巾，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赞助商的广告围巾。后来进了诺坎普仔细一看，才发现是西班牙丙级队阿尔孔科的围巾！这支马德里地区的小球队因为在国王杯上狂胜皇马而举世闻名――但阿尔孔科球员全都是皇马的球迷！旁边的巴萨球迷一直满脑狐疑地盯着我――怎么会有一个亚洲人挥舞一条西班牙丙级队的围巾？发围巾那姑娘的目的达到的：在世纪大战这个梦幻秀场，阿尔孔科也秀了一把。

广场
两次去巴塞罗那我都住在皇家广场：椰林，柱廊，街灯，一个迷人的法式小广场。街灯是高迪年轻时设计的，毕加索在广场一角做过皮衣。我不喜欢马德里五月二日广场，这是1808年西班牙人抗击拿破仑的战场，有个纪念烈士的拱门。广场上一股阴森。巴塞罗那皇家广场是拿破仑入侵后法式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尽管马德里广场是爱国主义圣地，但我就是喜欢被拿破仑“殖民”后的巴塞罗那皇家广场。


短斗篷
18 世纪在马德里发生过一次有些滑稽的“斗篷起义”。起因是波旁王朝的卡洛斯三世蔑视西班牙传统，竟把治安混乱归因于西班牙人爱穿长斗篷戴宽边帽―很容易暗藏凶器―遂下令市民一律改穿欧式“现代”的短斗篷，改戴小三角帽。这好比吾国一百年前， 辫子是万万割不得的，于是卡洛斯三世的圣旨引来一场流血暴乱。然而，短斗篷终于还是战胜了长斗篷。世纪大战那天，无数穿着印有巴萨队徽的短斗篷式雨衣球的球迷在茫茫雨夜中向诺坎普进军，无数红蓝幽灵在诺坎普游荡，仿佛在迎候入侵的佛朗哥军队。那是世界上最酷的雨衣。

性行为
让・科克托说：“写作是一种性行为，否则只是写字。” 足球是一种性行为，否则只是脚球。
未知的美
让・ 科克托说：“他害怕冒犯了未知的美。”未知的美！即便有详尽的草图，高迪也要等上数百年―圣家族大教堂还远未建成。而对梅西来说，未知的美只需十分之一秒，对手和观众无法判断他的下一个动作，甚至连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未知的美总是意外的、不可思议的惊奇。

克鲁伊夫
很多人说克鲁伊夫当年加盟巴萨而不 是皇马，是因为巴塞罗那是反佛朗哥的 象征―当时佛朗哥还活着。克鲁伊夫 在最初未必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但 后来荷兰大师彻底成为一个加泰罗尼 亚主义者，他和范加尔都很快学会加泰罗尼亚语。1973 年2 月15 日，巴萨客场战皇马，为了专心备战，克鲁伊夫提前让妻子剖腹产，他给儿子起了个加泰罗尼亚名字：Jordi。一周后，克鲁伊夫率队在伯纳乌以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5比0庆祝Jordi的诞生。十九年后，约尔迪・克 鲁伊夫也加盟了父亲执教的巴萨梦之队。一个荷兰人就这样成为加泰罗尼亚人的神。瓜迪奥拉主张把足球和政治分开，但坚持在更衣室大家要说加泰罗尼亚语。巴萨赴阿布扎比参加世俱杯，想乘土耳其航空的包机直飞，却得不到西 班牙政府批准，拉波尔塔因此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加泰罗尼亚想独立。“虽然分离主义已没多大市场，但“加泰罗尼亚不是西班牙”的标语还是不难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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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有内涵
马个克

喜欢！爱巴萨！爱克鲁伊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