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种复归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倒退，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式超越。也就是说，狂人与其停留于疯狂的世界中，发出一些空洞无效的呐喊，不如回归到常人世界中去寻觅交流与对话的文化语码。否则他为什么要把这些日记保留下来，并且题名让其兄献诸旧友一阅呢？当然这种选择毕竟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包含着难言的痛楚与深广的忧愤[10]。实际上这种痛楚和忧愤正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启蒙的困境和启蒙先驱者的悲剧命运。这种困境不仅仅在于中国封建宗法秩序及其伦理文化的根深蒂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难见真的人！”而且在于没有经历现代市场熏陶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还被这种秩序和文化深深地奴役和禁锢着，成为消解以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为核心的启蒙思想的天然罗网，从而阻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中，那些思想解放的启蒙先驱都往往会被民众视为“狂人”、“疯子”、“异类”、乃至“国民公敌”。近代以来，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章太炎到陈独秀、鲁迅本身都曾有过这种经历。所以通过狂人满怀悲怆的选择，作家实际上提出了如何有效地启发民众觉醒的历史课题，隐含着作家对新文化运动的悲剧性思考和对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历史困境的深刻洞察；并且穿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隧道，在1970年代末刘心武的《班主任》再一次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唤中得到了历史的回应，并且延续到新世纪之交的社会生活和学者的思考中[11]。 

　　再退一步来看，按照新观点的看法，狂人如果停留在疯狂中，就真的是壮剧而不是悲剧吗？的确，从表面来看，狂人形象会显得非常崇高。但是在获得崇高的同时也失去了历史的厚度与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对疯狂的这种坚持对于实现他生命的目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对这个问题，鲁迅的小说同样也作了深刻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长明灯》正是《狂人日记》的重写。疯子要吹熄吉光屯社庙的长明灯，是因为吹熄了它，就不会有蝗虫和猪嘴瘟。但常人却维护着这祖传的长明灯，认为吹熄了它，吉光屯就会变成海，吉光屯的人就会变成泥鳅。同《狂人日记》中的“仁义道德”一样，这里的“长明灯”也具有了象征意义，实际上指代制导着人们思想的古老精神传统。同样疯子破坏这种古老精神传统的行为也遭到吉光屯居民全体一致的反对，甚至要合伙打死他，只是因为疯子祖上做过官而放弃了。虽然疯子表现了顽强执着的意志和抗争的精神，庙门不开，他就准备用火去烧，但最终仍不过被人关在庙里的黑屋子里无能为力。虽然他仍不停地呐喊着“我放火！”但只是被孩子们作为好笑的词句编在儿歌里传唱而已。那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耀着吉光屯。《药》则可以说是在现实的层面上演绎了《狂人日记》的寓言故事。虽然革命者夏瑜（以秋瑾为原型）为了人民和民族的解放而顽强斗争，并英勇牺牲，但是他的鲜血除被卖作“人血馒头”之外，留下的只是一片惨淡的残忍、冷漠与遗忘。在茶客的眼中，崇高的夏瑜不外乎是一个滑稽可笑的“疯子”而已。而且这“人血馒头”的药也并没有治好小栓的病。一直到死后的坟场，夏瑜与小栓也被一条“界限”分明的“路”分隔开。所以要治疗华家（中华民族）的“痨病”（精神暗伤），还必须寻求新的“药”。今天，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现代化的曲折坎坷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与“疯子”和夏瑜的方式相比较，狂人的复归正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选择，是更为明智的对真正有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方法的历史寻觅。怎么能说是一种妥协呢？而无论是“疯子”始终的战叫，还是夏瑜的英勇献身，都不过是一种“空留纸上声”（鲁迅《题<呐喊>》）的空洞呐喊而已。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理解《狂人日记》文言小序的结构功能及其与白话日记的对峙。新观点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小序，但其立论的复归“候补”正来源于文言小序，并认为这正是“近一个世纪来”，“对‘狂人’评价的盲点或误区”之所在。实际上早在1990年就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小序’和‘日记’的明显断裂和猛烈颠覆。‘小序’具有自己的叙述动机和叙述力量，对‘日记’形成强大压力和否定，具有扭转和消解‘日记’的叙述作用。”当然“‘小序’也受到‘日记’语境的冲击”，“‘小序’和‘日记’的矛盾造成了反讽，《狂人日记》在整体上是一个反讽的结构”。“于是，正是‘小序’这一被人忽略之处，可以解开《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艺术奥秘。”[12]海外学者李欧梵在他影响广泛的《铁屋中的呐喊》中也认为，通过小序“宣布狂人的病已经治愈，也就取消了日记中记叙的一切事的有效意义”，从而显示出高度反讽的意味。[13]的确用文言和白话分别写成的“小序”和“日记”构成了分明的文体对峙，并且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它们还显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视野。“对不同能指系统的选择中，包含了不同的文化选择，包含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尖锐搏斗。在文言/白话的分歧点上，隐喻地包含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旧/新、激进/保守、好/坏、传统/现代”[14]等等互相对峙的意识形态的内涵。鲁迅的《孔乙己》中孔乙己（文言）与咸亨酒店酒客（白话）的话语冲突与对峙，正体现出他们价值观念的歧异与生活方式的分殊。

但是如同其没落的主人公孔乙己最终被喧哗的白话洪流所淹没而只留下一片快活的笑声一样，《狂人日记》中的文言小序和白话日记的对峙也是不平衡的。首先、200余字的小序相对于2000余字的日记来说无疑处于弱势，从阅读机制来看，往往会把它混同于话本小说中无关正文宏旨的“头回”或“锲子”，或是把它看作辅助性的“引言”。其次、小序与日记之间的冲击与压力是在双向互动中展开的，小序既引导与颠覆了对日记的阅读，同样日记也消解与改写了小序。由于日记处于一种强势地位，并且倡导的是一种与其历史语境的主流话语相吻合的思想价值，因而常常会造成对小序的忽略与遮蔽。从《狂人日记》最初的审美接受来看，无论是1919年付斯年以孟真的笔名发表在《新潮》上的《一段疯话》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并号召广大青年“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还是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在《新青年》第6卷第6期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教》都是从狂人的白话日记中去汲取思想的资源和发掘智慧的力量的。并且这种主要着眼于白话日记来理解狂人的阅读构成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解读狂人的主导模式，这在《狂人日记》的多样化的阅读接受史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如同狂人的白话话语包含着内在的裂隙和冲突一样，文言小序的视野也不是那么统一的，同样充满了内在的裂隙与分离的声音。虽然叙述人“余”一方面以常人的视野看出狂人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另一方面他又似乎以一种新的视角发现了这似狂非狂的谵言臆语背后的真意与深意，因而“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不仅这“供医家研究”与作家所自我表白的创作主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近似，似乎是它的另一种言说形式；同时也正是因为“余”的“撮录”，使狂人的日记构成了一种自足的言说体系。而且如前所述，通过我们对狂人疯狂话语的内在涵义的领悟和对其内在逻辑的把握，又反过来质疑和颠覆了“余”对狂人日记“错杂”“荒唐”的界说，并进而探究其“供医家研究”的真意与深意。这样就不应该简单地把“余”看作是狂人的对立力量，他的叙述表明狂人的话是“疯话”，“没有任何价值”[15]，而恰恰是相反，在反讽的形式中掩藏着他与题写了书名的狂人之间潜在的共谋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把文言小序的结构功能理解为读解（狂人）白话日记的桥梁。一方面，通过把狂人确认为狂人，给他抹上了“荒唐”“错杂”的喜剧性油彩；另一方面，又通过“供医家研究”等含混的话语暗示出狂人谵妄的话语中潜隐着的某种真意与深意。正是在由这对立两极所形成的富有艺术张力的阅读指向的交错指导下，当我们逐渐深入狂人的内心，逐渐消除狂人的喜剧色彩，领会到狂人的悲剧性崇高的时候，也就开始了从文言小序的视野向白话日记视野的跨越，或者说是从常人价值世界向狂人价值世界的跨越。而当我们随着狂人形象被迫复归的内在逻辑重新回到文言小序的视野和常人的世界中时，也就不会简单地断定为狂人妥协或投降，而是深切地体验到狂人内心的悲凉和忧愤的深广，以及小序视野的荒凉与错讹。这样通过由“余” 和 “我”（狂人）的双重叙述展开双重否定的双重第一人称叙事结构所导引的阅读过程就创造性地实现了作品中狂人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审美转换逐渐把狂人从一个病态的疯子理解为一个清醒的反封建启蒙先驱，从一个滑稽的喜剧形象理解为一个忧愤深广的悲剧形象以后，便创造性地实现了与狂人价值观念的认同。这既可以说是作家精心设置的“供医家研究”所引导的双重叙事结构的主旨之所在，也是一个世纪以来《狂人日记》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反封建的历史作用的艺术奥秘之所在。当然要真正理解这一奥秘，必须在双重第一人称叙事结构的导引下，真正走近《狂人日记》，走近鲁迅。对那些只是在其门口徘徊的人，的确，只会享受到谩骂他读不懂的“实在有失水准”。[16] 


我不会发帖子啊 教我好吗

楼上的 孩子

 你不是发得蛮好的吗. .

不关是什么 年代都有‘人吃人’的事情，应为社会在发展而弱肉强食每个时代都是从在的

我懂了！谢谢你！

我懂了！谢谢你！

这个 
 是作业吧!!!

这个 
 是作业吧!!!

非常好,谢谢

但我仍不明白日记"一"中的"他",真的是指<新青年>吗,文中毫无暗示啊,有点远了.
还有"三"中那个打儿子的女人,又有什么代表意义?

不时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狂人吧!

我从来不怀疑六楼的是个神仙

好郁闷,鲁迅写的东西咋怎么深奥.

这个 
 是作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