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战役国军视角
　　硬战——**二总队与中原会战
张赣萍
转载者按语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史，几乎就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历史，胜利的到来似乎是一件劲而易举的事情，总之**太容易成功了，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这是主旋律的调子，但事情往往有两面性，一方面在贬低敌人的同理，其实也是在否定我们的胜利的价值。国军不堪一击，那我们一定是胜之不武。这几乎现在还是充斥我们的文艺影视作品中。但历史的真实不是这样的，国军也会打仗，而且有些部队还能够打得很好，当我们读了一些有真实价值的军史时，你会渐渐发现，国军的一些王牌军队，如整十一师，整五军，他们技战术水平不是一般地高于解放军，而是远高于解放军，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毛主席才会在他的一些军事文稿中总是强调，要五倍，六倍，十倍地围歼敌人。一般而言，同等规模人数的解放军是打不过同等规模的国军的。
国民党的失败是一个谜，单纯的军事决定论或者民心决定论甚或是经济危机决定论，还或者是以上几种原因的结合都不足以解开这个谜。
国民党怎么就败了？
－－转载者思
在我身经的战役中，打得最惨烈、最残酷；在以一当十之下，胜得最奇异的一场硬碰硬的战争，则是交二总队配属黄伯韬将军指挥，参加「中原区会战」。那次是以「火海」对「人海」，打了刘伯承的「二野」，又打陈毅的「三野」，苦战一星期。最后一仗，打得我左腿右臂先后负伤，就在坚持「最后五分钟」的千钧一发全胜，黄伯韬与张绩武也因那一仗而同获「青天白日勋章」。我也曾获「宝鼎」勋章。
那是在四年勘乱史上，一场空前的大胜仗。不过，据我们亲历其境的人所了解，却胜得十分危险；假如陈毅的刘长胜纵队，在我负责的防守阵地，再发动一次冲锋的话，我固然早就「瓜得」，整个战局也要改观；又假如陈毅的「三野」，能在第六天再坚持下去的话；或者刘伯承的「二野」再加一点夹攻力气的话，黄伯韬整个兵团，连同被围的七十四军，都要像区寿年兵团一样「被吃掉」。
可是，我们不但没有被吃掉，反而打了一次大胜仗，这是什么原因? 这正如拿破仑所说：「我能坚持最后五分钟，但敌人不能」。也正如我国「战斗纲要」的总则所说：「我们感到最痛苦的时候，也正是敌人感到最痛苦的时候」，及「谁能支持最后五分钟，谁获胜」的道理。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在河南黄泛区的「中原会战」，就我当时所知及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敌我态势，大概是这样的：
共军陈毅的「第三野战军」，与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以南北夹击之势，「二野」围困郑州（当时守郑州的部队，是**第七总队长彭自强，湖南长沙人，原任交二总队副总队长，也是一个能打的总队。）策应陈毅的「三野」进攻开封。我军区寿年兵团（区是广东人，该兵团系商邱绥靖区司令周岩的基本部队）及七十二军驰援开封，均被围困，结果开封失守；我军邱清泉兵团与黄伯韬兵团，又奉命驰援。我**二总队，则任商邱与朱集车站之防务。当时，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我们在朱集车站加强防御工事时，见到黄兵团的主力二十五军及配属指挥之伞兵总队，源源西进，感到整个局势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因为商邱是否能保? 全看这一仗，而在徐州剿总所辖之「华东战区」，可以使用的兵力，差不多都投入到这一次的会战中来了。
我们担任城防的加强工事刚刚做好，忽奉周岩司令官命令，配属黄兵团西进，改任驰援区寿年兵团任务，防务由地方团队接替。说得明白一点，那一次是「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等于「沙蟹」，商邱也等于是摆「空城计」。周岩司令官这一大胆冒险的决定，当不外乎基于两点：第一，区寿年兵团，是他的基本部队，也即是他的「本钱」；如果「老本」不保，他就成了「光杆司令」。在有兵才有官，有力才有势的现实环境中，他就是拼了老命，也想把这点老本救到。其次，如果黄兵团这次不能达到任务，共军挥军东犯，进攻商邱的话，仅凭我们交二总队这点兵力，也很难守得住朱集与商邱。与其将兵力分散，则不如将兵力集中；与其让我们交二总队坐守在朱集与商邱等待敌人来犯，则不如将我们交二总队派出去，加强黄兵团战力，挡住敌人在商邱以西的地区打。于是，我们奉令即行，沿商邱经宁陵、睢县、杞县、陈留到开封的公路线，向西推进。当时的行军序列，黄兵团主力在中，伞兵总队在右，我交二总队在左。说实在话，黄兵团的一般官兵，对我交二总队是不太「敬重」的；对穿着光彩，外表漂亮的伞兵部队，则另眼相看。事实上，从外表看去，他们一切的一切都比我们好，商邱的老百姓就曾说过笑话，说伞兵总队是「少爷兵」，我们交二总队是「化子兵」；尤其在服装上，他们也真似「大少爷」，我们的确像是「叫化子」。但经过那一仗之后，事实证明：「好看的部队不能打，能打的部队不好看。」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