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全:参与者与见证人
陈 侗
1992年,肖全随"双年展"大队人马来广州,我和他在我家的楼道里相识.他穿着摄影背心,留着齐肩长发,他的到来和离去总是极其偶然,给人一种行踪不定的流浪者的感觉.后来我却知道,这种漂泊感伴随他多年,他走南闯北既为"糊口",更为完成《我们这一代》的拍摄。几年后,当他访遍了他想找和能找到的“我们这一代”的“代表”,选定98幅照片准备结集出版时,我忽然心血来潮,告诉他这件伟大的工作却进行了一半。我建议他也像美国新闻摄影家约翰.菲利普斯——一位陌生的历史“见证人”——那样,在图片之外写些文字,回忆拍摄过程中的人和事,以使这本摄影集更具可读性。肖全高兴然而也有些不安地接受了建议(谁知道摆弄文字对摄影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快,他放下其他工作,不再四处闯荡,回到成都认真对待平生首次正式写作。说实话,也许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而要表达的东西有太多,他的笔头显得过于急促,叙述或多或少带有不加思索的痕迹。然而,从他那良好的记忆里面一点一滴倒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不正在悄悄改变着我们习以为常的写作---阅读的原则和格式么?
初读之下,肖全那近十万字的絮叨显然有待审慎处理和雕琢。然而,在贴近人物个性和表现瞬间的真实感方面,这种“历史的”同时又极为“现在时”的写作。恰恰表现出比职业作家要大得多的自由度。毫无疑问,这一切产生于镜头之外,作为“回忆”却不作为对画面的补充,它是画面本身。作者奉献这些琐细的文字,目的不在于给媒介提供新的传闻。“我们这一代”于其中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作者所见的具体生活情景,而不是奢望。作者生动的描述使得他们不再是“名人”,而是回复到除了其名字被广为传播之外,没有更多与众不同的生活在真实里的普通人。
与文字叙述的实在感和片断性稍为不同,肖全所拍的照片更多地体现出他固有的审美热情。他赋予镜头的使命是拍出一幅幅经典之作,因为获得了“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的赞誉。盛名之下,使得他自始至终为拍摄工作制定周密的计划----从时间,地点到人物。这个计划可能始于另外一些照片(如诗人庞德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机遇(如较早时他拍了三毛的系列照片),更归于他所选择和所处的特定文化群落。虽然他不曾写诗和作画,但他认识的诗人和画家比诗人和画家还多。他既作为一个观察者,体验者,在很多时候,也很多时候,也作为一个参与者,直接为这个时代年轻的文学和艺术而工作。如此,他所拍的《我们这一代》就天然地摆脱了纯客观的记录(也许我们应当将他叙述中的某些延伸部分对“审美热情”的附注)。
比方说,当肖全费尽心机找到贾平凹时,我们可以想象其实贾平凹家中已有一大叠影集。那么,一个专程而来的摄影师给被摄者带来的难道仅仅是“另一张”照片吗?每一个被摄者都有过无数被摄的经历(在摄影术刚刚进入中国时,人们对黑匣子一度表现出恐惧和不安),而其中真正具有“历史感”的可能还是那些透现着“现场感”的照片。然而,能提供给摄影师的现场机会毕竟是有限的,即使提供了也很难为某一个摄影师独有。在多数情况下,肖全所扮演的都不只是一个勤于叩门的访问者,而是事件的“目击者”和“证人”,但他的作品却因为追求“经典性”而放弃了他后来在叙述中一贯到底的切割手法。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跟随张艺谋工作,为剧组和导演本人拍了一些用途广泛的照片,但当决定张艺谋以何种姿态进入《我们这一代》时,肖全从上千个底片中挑选了张艺谋张大嘴巴(在吆喝或在喘息)的头部特写。还有“杨丽萍”。肖全曾为杨丽萍拍过无数剧照,更在叙述中对 这位舞蹈家流露深情,但本书中杨丽萍展现的却只是在镜中端详自己面容的一个随意瞬间。另有不少作品并不在意表现特定的环境(如“残雪”),但简洁的画面反而特别富有戏剧性和感染力,如“郭路生”。这张被选作本书封面的照片,的确能反映肖全把握人物时的直觉。尽管肖全常常专注于画面的经营,但最终他还是很清楚:他的工作并不是完全为了摄影,而更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为了那些不同岁数的,历经坎坷而又有所作为的,活着的和不幸早逝的同代人。
这一代与上几代人一样,有很大的历史跨度,生命的起点则在50-60年代。肖全曾向我感叹那不该有的学业荒废的岁月,因此他把整整一代人的缺失和希望理解成了对个人命运的一种抗争。“98”这个不完满的数字暗示着“我们这一代”对于生命,能量和意义所不得不表现出的那份遗憾,如果说我们今天还在靠理想(而不是某种现实指标)支撑着往前走,那么这种理想恰恰是由那个荒无年代培植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中有很多人干着本不属于自己干的事,在70年代后那些热情高涨的年月里,我们每个人都作出了种种努力,有时也患下一些可爱的幼稚病,每一次不同的面孔上都毫不掩饰地透现出充满希望的镇定和安详。
拍照的难处在于人人都能拍照,衡量一名真正的摄影家除了技术还有心智。肖全虽然常常形容自己是用机关枪对着被拍摄对象狂扫,但也有在条件充足的情况下拍不成理想之作的时候,他懂得他还需要更贴近和更深入地了解对象。当我们对他的某一件作品(或照片中的被摄者)发表见解时,便会从中发现:那些最丰富的素材,那些最深刻的内涵和最有趣的生活琐事最终归于一个特写——表情或手势。在肖全那里,这一切也许是不知不觉产生的;而在我眼里,则不容置疑地被视为作者的一种技巧和表现功力。无论是做为一个作家(临时的),或作为一个摄影家(一生的追求),肖全都称得上是独具风格。
陈 侗
1992年,肖全随"双年展"大队人马来广州,我和他在我家的楼道里相识.他穿着摄影背心,留着齐肩长发,他的到来和离去总是极其偶然,给人一种行踪不定的流浪者的感觉.后来我却知道,这种漂泊感伴随他多年,他走南闯北既为"糊口",更为完成《我们这一代》的拍摄。几年后,当他访遍了他想找和能找到的“我们这一代”的“代表”,选定98幅照片准备结集出版时,我忽然心血来潮,告诉他这件伟大的工作却进行了一半。我建议他也像美国新闻摄影家约翰.菲利普斯——一位陌生的历史“见证人”——那样,在图片之外写些文字,回忆拍摄过程中的人和事,以使这本摄影集更具可读性。肖全高兴然而也有些不安地接受了建议(谁知道摆弄文字对摄影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快,他放下其他工作,不再四处闯荡,回到成都认真对待平生首次正式写作。说实话,也许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而要表达的东西有太多,他的笔头显得过于急促,叙述或多或少带有不加思索的痕迹。然而,从他那良好的记忆里面一点一滴倒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不正在悄悄改变着我们习以为常的写作---阅读的原则和格式么?
初读之下,肖全那近十万字的絮叨显然有待审慎处理和雕琢。然而,在贴近人物个性和表现瞬间的真实感方面,这种“历史的”同时又极为“现在时”的写作。恰恰表现出比职业作家要大得多的自由度。毫无疑问,这一切产生于镜头之外,作为“回忆”却不作为对画面的补充,它是画面本身。作者奉献这些琐细的文字,目的不在于给媒介提供新的传闻。“我们这一代”于其中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作者所见的具体生活情景,而不是奢望。作者生动的描述使得他们不再是“名人”,而是回复到除了其名字被广为传播之外,没有更多与众不同的生活在真实里的普通人。
与文字叙述的实在感和片断性稍为不同,肖全所拍的照片更多地体现出他固有的审美热情。他赋予镜头的使命是拍出一幅幅经典之作,因为获得了“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的赞誉。盛名之下,使得他自始至终为拍摄工作制定周密的计划----从时间,地点到人物。这个计划可能始于另外一些照片(如诗人庞德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机遇(如较早时他拍了三毛的系列照片),更归于他所选择和所处的特定文化群落。虽然他不曾写诗和作画,但他认识的诗人和画家比诗人和画家还多。他既作为一个观察者,体验者,在很多时候,也很多时候,也作为一个参与者,直接为这个时代年轻的文学和艺术而工作。如此,他所拍的《我们这一代》就天然地摆脱了纯客观的记录(也许我们应当将他叙述中的某些延伸部分对“审美热情”的附注)。
比方说,当肖全费尽心机找到贾平凹时,我们可以想象其实贾平凹家中已有一大叠影集。那么,一个专程而来的摄影师给被摄者带来的难道仅仅是“另一张”照片吗?每一个被摄者都有过无数被摄的经历(在摄影术刚刚进入中国时,人们对黑匣子一度表现出恐惧和不安),而其中真正具有“历史感”的可能还是那些透现着“现场感”的照片。然而,能提供给摄影师的现场机会毕竟是有限的,即使提供了也很难为某一个摄影师独有。在多数情况下,肖全所扮演的都不只是一个勤于叩门的访问者,而是事件的“目击者”和“证人”,但他的作品却因为追求“经典性”而放弃了他后来在叙述中一贯到底的切割手法。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跟随张艺谋工作,为剧组和导演本人拍了一些用途广泛的照片,但当决定张艺谋以何种姿态进入《我们这一代》时,肖全从上千个底片中挑选了张艺谋张大嘴巴(在吆喝或在喘息)的头部特写。还有“杨丽萍”。肖全曾为杨丽萍拍过无数剧照,更在叙述中对 这位舞蹈家流露深情,但本书中杨丽萍展现的却只是在镜中端详自己面容的一个随意瞬间。另有不少作品并不在意表现特定的环境(如“残雪”),但简洁的画面反而特别富有戏剧性和感染力,如“郭路生”。这张被选作本书封面的照片,的确能反映肖全把握人物时的直觉。尽管肖全常常专注于画面的经营,但最终他还是很清楚:他的工作并不是完全为了摄影,而更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为了那些不同岁数的,历经坎坷而又有所作为的,活着的和不幸早逝的同代人。
这一代与上几代人一样,有很大的历史跨度,生命的起点则在50-60年代。肖全曾向我感叹那不该有的学业荒废的岁月,因此他把整整一代人的缺失和希望理解成了对个人命运的一种抗争。“98”这个不完满的数字暗示着“我们这一代”对于生命,能量和意义所不得不表现出的那份遗憾,如果说我们今天还在靠理想(而不是某种现实指标)支撑着往前走,那么这种理想恰恰是由那个荒无年代培植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中有很多人干着本不属于自己干的事,在70年代后那些热情高涨的年月里,我们每个人都作出了种种努力,有时也患下一些可爱的幼稚病,每一次不同的面孔上都毫不掩饰地透现出充满希望的镇定和安详。
拍照的难处在于人人都能拍照,衡量一名真正的摄影家除了技术还有心智。肖全虽然常常形容自己是用机关枪对着被拍摄对象狂扫,但也有在条件充足的情况下拍不成理想之作的时候,他懂得他还需要更贴近和更深入地了解对象。当我们对他的某一件作品(或照片中的被摄者)发表见解时,便会从中发现:那些最丰富的素材,那些最深刻的内涵和最有趣的生活琐事最终归于一个特写——表情或手势。在肖全那里,这一切也许是不知不觉产生的;而在我眼里,则不容置疑地被视为作者的一种技巧和表现功力。无论是做为一个作家(临时的),或作为一个摄影家(一生的追求),肖全都称得上是独具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