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
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早在300年前就开始了，如把思想预热的时间算在内，则不止500年。现代性是100多年来不断被反思而仍然不清楚的问题。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后来的观念和社会**的预热。文艺复兴有着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和有趣的科学探索风气，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心灵的全面开放，奇思异想因此成为可能。在重新发现古代的借口下，各种原来不能想不能做的事情变成可想可做的了。不过除了被认为鼓吹了冷酷的政治哲学的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并没有产生特别伟大的思想家。
心灵的全面开放首先暗示着不能由信仰来定义什么是正确的，而必须由智力上的理由来定义。宗教的权威无形中受到打击。当然，由于人们长期相信宗教而并不希望摧毁宗教，因此，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颇得人心，他们只是反对坏的基督教制度和对圣经的坏的解释。其中对圣经解释权的重新解释可能有着极大的社会后果，新教相信，解释权不是教会权威机构的专利，而是每个基督徒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宗教改革促进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世俗化。不过后来人们发现,宗教的世俗化与其说是破坏了宗教的权威还不如说是拯救了宗教.社会学家韦伯诱导人们相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却怀疑这是夸张的解释。
文化的通常状况是因循或自我模仿，其逻辑格式是：既然一向是这样做的，并且一向可以自圆其说，那么，继续这样做的理由大于无法预期的其它选择。可以想象，文化的**性变化必须基于某种不同寻常的精神需求，而新的精神需求又基于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新问题的出现，只有当新问题把人们逼到不得不自我改变或者给予人们巨大的诱惑时，才会有文化**。现代社会是一次文化**，今天似乎又需要一次在不远将来的文化**，这是后话。
文艺复兴打开了心灵的广阔空间，开始了各种探索和积累。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是导致现代文化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则应该是无限商业化。科学技术首先带来许多幸福感和实惠，但是后来的无限商业化又毁掉了幸福感只留下实惠。科学至尊和万物皆商是现代社会最大的观念，是现代人集体创作的作品。科学和商业观念所以力大无穷，因为它们是物化的观念，而物质是最大的力量。如果说中世纪时思想是神学的仆人，那么现代思想就是物质的仆人。

从启蒙主义以来思想家们就一直在构思和论证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好社会，一个现代社会。有着许多政治主张或相近或冲突的“主义”，

从启蒙以来思想家们就一直在构思和论证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好社会，一个现代社会。有着许多政治主张或相近或冲突的“主义”，......其中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原理，指导着一个据说有着...关于人人都有追求生存、健康、、财富的权利的理论成为现代..（以美国为典型）的基本信念。.....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讨论各种政治分歧，去讨论这些观念背后的纯粹思想分歧可能更有意义，就是说，把政治立场问题转变为知识论问题来分析。回到知识论层面来看，可以发现那些一直保持到今天的主要现代思维模式——经验论和唯理论——都是深受科学观念影响的思维，尽管各自所相信的关于“科学”的含义有所不同。
休谟的经验主义论点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西方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知识论根据，而且也是西方现代主流哲学的主要来源。休谟相信，严格有效的知识只能是纯粹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大概是逻辑和数学知识，但是这种纯粹的知识不能保证关于经验的知识，无论我们获得多少经验知识，都不可能因此必然地推论其普遍性和永恒性，就是说，想由现成的经验知识推出未来的知识或完全概括的知识是个幻想。因此，不管我们多么精明，都不可以用理性去规划经验——用理性去规划经验正是被哈耶克讥讽为“致命的自负”的唯理思维。休谟论点被广泛接受用来反对各种社会全盘规划，并成为自有主义的知识论基础。
不过仅仅有理性的谨慎是不够的，如果现代社会要完成自我辩护，还必须有一种对现代价值辩护，否则无法说明为什么需要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生活。这个问题显然比知识论问题要深刻和艰难得多。现代思想家大多从主体性原则去论证人道..、个人..价值观，其中康德的伦理论证最为经典，成为后来人权理论的基本论证方式。但是这种论证格式其实不得不依靠循环论证，例如他关于“人是目的”的论证，要论证每个人都是道德目的，就必须暗中假定平等，而如果论证平等，则必须假定每个人都是目的。循环论证还只是个小缺陷，更严重的是主体性原则本身是个不公正的原则，它遇到的是无法处理的“他人心灵”问题。
“由我及人”这个格式表明了把我放在存在论和知识论的优先地位上，而把他人看成一个推论对象，当由我推论他人的类似存在和价值时，表面好象给予他人同样的存在和权利，但实际上意味着否定了他人的精神/文化主权，就是说，我认为世界和生活应该如此这般来理解，我认为应该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法律和伦理，并且认为我的这些观念都应该成为对每个人一视同仁的普遍原则（这个观念完全可以通过康德测试），而你必须承认，因为这些普遍原则对你也是一视同仁的。这意味着，他人的生命、财产等虽然同样重要，但他人的思想文化是不予考虑的，或者说，他人的肉体是重要的，精神就算了。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主体性原则和个人主义等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只喜欢谈论人人都有生命和财产的同等权利，却不相信别的思想也是同等级别的真理、别人也有同等的文化权利，这就是现代西方观念的根本局限。人们对主体性原则一直深信不疑，到20世纪才终于遇到布伯—列维纳的“他者原则”理论以及人类学反思运动的挑战。


现代价值的成功来自强大的推广，但它的设计本身是不完善的。仅就理论本身的深度和合理性而言，现代价值观念远不及希腊的德性观念扎实，可能有一个原因是，现代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政治性，或者说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性背叛——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性背叛或者其它故意的背叛都是生硬的。希腊价值观则主要是一种文化生活的自然要求。德性就是优越性，例如人们都希望能够不怕困难，但只有少数人能够真的坚定无畏，所以勇敢就是价值；或人们都希望能够和别人共享欢乐，但只有少数人真的愿意分享欢乐，所以慷慨就是价值。优越性既是事实的又是价值的，因此很自然地就成为公共的明显价值/事实。人们追求这些价值正是人们的自然心愿，不需要政治论证和宣传，这就是希腊价值观在思想文化水平上高于现代价值观的根本所在。像麦金太尔那样要求“追寻德性”，复活古代的价值观，大概是不现实的，而且在理论上也颇有不足之处——显然未来生活的德性体系要由未来生活的需要来决定——但他对虚弱的现代社会伦理的批判是相当正确的。
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有大量的思想家在批判现代社会，其中马的批判可能是最重要的，他不仅建立了一种社会历史批判方法论，进行了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批判，从而影响了20世纪的大多数批评家，而且他还设想了另一种现代化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鼓励了后来实际上发生的**和社会实践。也许他关于另一种现代社会的设想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设想在理论上更加不充分，但是有没有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即使这种想象并不严密）决定了一种批判是否有足够的力度。相比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们比马要弱得多，他们对歪曲人性、压抑自由人格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好象是卓别林电影的理论版，而对好生活的理解则含糊犹豫，很难说他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他们对社会和生活的批判更像是知识分子气的文学批评（不过他们关于社会科学的改革建议却很重要）。海德格尔在存在论水平上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就要深刻得多，但他试图把本来应该属于人类历史故事的那种英雄主义感觉和出生入死的深刻体验缩小为个人体验故事里“诗意”的微缩景观，显然鼓励了一些诗人、文人或浪漫知识分子的自我伟大化幻想，但毕竟只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不太真实的表述。正如列维纳指出的，海德格尔的人从不知道饥饿，就知道在个人的存在论体验里冒充英雄。


共产主义国家试图塑造的则是集体主义的英雄形象，他和其他的**同志们有着同样的本质，只不过他的杂质如此之少以至于成为这种本质的典型，几乎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本身。毛在“新人类”形象设计上颇具天才，“雷锋”是其中最成功的前卫形象设计。一方面，因为只做一些琐碎的小小好事；另一方面，因为毫不利己是无比困难的，“全心全意”永远只做而且始终在做好事也是无比困难的，通过塑造雷锋，毛创造了“普通人/伟人”的英雄格式。不过毛的**浪漫主义精神没能使人们抵抗住现代物质利益的诱惑。
什么样的精神才能拯救饥渴的肉体?这是问题之所在.资本主义世界成功地诱导苏联和东欧国家走向崩溃,根本上说靠的是物质诱惑（个人自由的诱惑是相当次要的，有时候甚至只是说起来比较高尚堂皇的借口）.不过现在又多了个疑问:什么样的物质才能使精神满意?
尽管现代有着五花八门的观念，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观念和主义只是一种爱好和标签，追求个人最大利益才是真正的第一原则。虽然这个情况似乎比较接近自由主义场面，但是否确实产生了自由主义所预期好生活，却有些可疑。这里有个隐藏着的问题：这个理念是一个在思想构造上十分特殊的理念，它只要求有一种能够保证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利的秩序，但不去为人们策划生活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说，负责给你选择权，但不负责你的选择。这在思想语法上相当于说，这个理念的内容就是“不提供理念”。在欲望方面的放权很自然使得人们按照自私的冲动去选择。不难看出，追求个人最大利益的原则并不是一个能够作为思想基础的理念，就像觅食本能不算是个理念一样。因此，现代的基本观念问题是，既然现代生活的实际第一原则并非一个合格的理念，那么现代就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理念，所以现代人不断述说生活的茫然、缺乏目的、孤独和焦虑也就不足为奇了。高更的一幅画题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他以艺术家的敏感表达了现代问题。

3。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行为甚至在哥伦布的殖民行动时就开始了，西方人义无返顾地要把他们的地区信仰和文化变成世界信仰和文化。西方通过物质的现代化把自身文化解释成应该作为普遍标准的核心文化，而把其它文化解释成边缘的或地方性的文化。到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全球化行为的规模如此之广大以至于形成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是现代的最后阶段，它有着全球性的殖民和反殖民,霸权和反霸权、跨国资本对国家和经济概念的改变、信息产业对时空概念的改变、商业文化对所有文化的打击等等各种现象。人们特别关心的是，由于各种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走向不明的变化，全球化似乎在酝酿一个未来新时代。人们对未来有各种猜想，例如，在民族主义支持下将会发生文化大冲突；或将出现称为“历史的终结”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等等，不过这些美国中产阶级式的想法缺乏基本的想象力，无非是把现在一些局部现象夸大为总趋势。华勒斯坦的猜想则令人吃惊，他说也许未来会是新封建主义或民主法西斯主义之类。这又未免有点滥用了想象力。
未来不见得是现实的逻辑结果，也不见得是现实问题的一种“头痛医头”的对策结果。今天人类在科技和经济上蕴藏的能量太大，面对的又都是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确实很难猜测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甚至都很难以康德式的口气提问：“我们希望什么”？在不清楚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宁愿提出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们现在通用的知识论思维方式管用吗？
当下的全球化时代首先是一个问题复杂化和问题大暴露的时代。
（1）物质力量成功地使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的平民化通俗版本成为世界文化，这本来似乎应该使问题变得简单，但事实相反，各种?地方性”文化不愿意失去原来的传统和成就而以一种类似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在地方性具体解释中使西方定义了的各种观念走样，甚至替换成非常不同的内容，包括人权、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基本概念；同时挖掘各自的传统观念来混入现代观念体系，更使现代观念在体系上产生多种混乱的编排风格（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其实是迟到的主张，因为人们早就在解构了），以此来反抗西方的文化霸权。可能除了科学技术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观念能够得到人们的一致解释；同时，旧西方也在反对新西方（美国）的文化霸权，尽管西方文化本质上是家族相似的，但旧西方对美国把西方文化庸俗化和肤浅化成没有灵性的美式中产阶级或白领所喜闻乐见的通俗版不太满意。于是，被假定为普遍原则的西方观念在它的全球推广过程中不断破坏各地文化而同时又被在各地被似是而非化，从而形成各种复杂问题。


（2）问题复杂化使得各种原来由于各自孤立而被隐藏起来的问题纷纷在复杂冲突中暴露出来，造成大量问题同时在场、互相纠缠甚至“僵住”的局面，我们已经分不清各种问题的级别、层次和次序。思维长期以来依赖的分类学概念种属体系已经不再适用。这一事实促使人们去改变社会科学的问题模式。福科、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对此有着杰出的直觉和贡献。可以发现，社会问题并非分别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各自的问题，而是各种问题的一大堆密切关系，因此各种方面因素必须同时考虑，于是形成一种可能更接近真实的问题模式，即“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伦理/……”模式（X/Y …模式意味着事物或问题之间的互动互蕴关系）。福科的“知识/权力”分析、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都是人文社会科学新问题模式的实践。维特根斯坦的“游戏理论”似乎为新问题模式准备了一种广义方法论，即所有社会行为、思想行为和语言行为都是各种游戏，但这些游戏并非固定了的游戏，而是遵循规则和改变规则合二为一的连续变化过程，因此，一个游戏总是某个游戏但同时又可能无法控制地在变成另一种游戏。也许我们有必要警惕一种似是而非，似新实旧的流俗思维，即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把某两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地搞出个“新”的子学科或曰边缘和跨学科的做法，这种流俗思维非常幼稚，我们知道，三个臭皮匠终究是凑不成诸葛亮的。
当然，新型问题模式到目前为止还属于实验性的思考，其中必须重新思考的根本性的问题很多，因此我相信，为了能够思考新的生活世界，我们可能需要哲学的复兴，或者说哲学的前卫化。首先必须进一步考虑两个基础方法论问题：a）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在问题体系中的旧问题的比例、地位和相关性的实际改变，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创造一种能够容纳并恰当安排各种可能的新问题的问题体系。同时这又意味着需要创造适合表述新问题的概念体系。合起来就是“问题/概念体系”的重塑问题；b）人们已经知道了各种事物/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甚至比事物本身还重要，于是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路径进入由事物/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所构成的思想空间才最能够理解这个思想空间，或者说，应该以什么样的路径穿行于“一个或所有问题”之中才是最有效的，也许我们需要在各种思想问题间连续地进行思想角色变换或身份变换，即“无立场地”利用任何一种立场的眼界。这种思维可能与老子的“道”思维暗合。
另外，全球化时代又是个无限商业策划的时代。这暗含着一个从征服物质到征服心灵的基本转向。现代化的意图是拚命开发市场和疯狂生产，就像经济学家们鼓吹的那样“把馅饼做大”。尽管人们分别所得的馅饼“面积”可能确实大了，但看来人们更加感兴趣的是“份额”。当然，征服物质是个永远的事业，但是征服心灵可能变成一个更重要的事业。
科学固然容易造成人的“机心”，但艺术和人文思想（哲学、史学、文学和宗教）毕竟保持着人类的想象力。艺术和人文是对“人”的艺术性策划，使“人”这个概念不断变得丰富难测。人文思想的科学化是真正的危险，它使得关于人的想象性思考变成对人的程序化研究，它不再把“人”看作是个开放的艺术概念，而是看成由各种规律定义了的科学概念。于是，心灵被认为是可以摸透、有确定反应的、可以制导的东西，就跟巡航导弹差不多。社会学和心理学尤其是典型。尽管人们已经不相信孔德、穆勒们所指望的像认识自然一样认识人的社会科学，但仍然非常相信社会学调查、统计和模式分析；尽管人们也已经不太相信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或巴普洛夫、斯金纳式的行为分析能够有效治疗心理病态，但却相信心理学能够摸透一般人的心理规律。


非常不幸的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确实能够摸透“一般人”的心灵，于是，商业发现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比较实用的社会科学的巨大价值，充分利用关于心灵的知识来策划指导所有产品的生产、推销和宣传。由于商业追求的是尽可能大的利润，也就需要说服尽可能多的人相信那些相对不太值钱的东西其实是特别值钱的东西；并且使尽可能多的人变成容易被诱导的人。根据这样的动机，商业关心的是关于心灵弱点的知识，而不是心灵的，因为只有弱点才能够被利用；同时，商业通过把本来有特别风格的东西变成大批量产品从而消解其特殊魅力，即通过把一切东西变成大众产品而减少用知识无法控制的领域，并且通过迎合最大多数人，构造以平庸为最好价值的社会普遍观念，从而吸引尽可能多的人为了分享利益而加入最大多数人，以此扩大社会知识的应验范围。电视剧、工业饮料和快餐、大众心理保健读物、办公室健美操、流行时装、最低要求的普适伦理、方便法门宗教等等大众文化都是基于心灵知识的试图统一心灵的商业文化策划。
许多人批评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里面没有深刻问题，只有平常故事，这种批评其实不对。事实上大众文化非常喜欢深刻主题，甚至专门表达深刻主题，只不过永远用把问题肤浅化的方式来歪曲深刻问题，使深刻问题变得很丑。当然，人们毕竟心中还存有对生气勃勃的经验的渴望，可是商业马上就知道了这一点，于是电影就都去表现英雄和暴力、天才与罪犯、浪漫和变态、恐怖与神秘，一切另类的东西马上又被主流化了。知识与商业的结合使一切都变成商业策划，而无限商业策划征服着心灵。在现代初期，资产阶级战胜了贵族；在现代后期，平庸心灵试图征服天才和有美德的心灵。这是一种特别的阶级斗争。
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特别表现为生活意义和理念的缺失。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暗示的，尽管我们可能获得所有可能的知识，但是最重要的东西不巧落在知识界限之外，因此，知识的巨大成功终究无助于生活意义的建立。现代社会虽然在理论上和法律上保证了个人自由，但实际上只提供了一个生活游戏，即权力/金钱游戏，因此，人们虽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却没有可以自由选择的多种游戏（商业和自由世界提供的多彩生活并非多种生活）。看来，要建立有着多种可能生活的社会，就需要由社会生活的商业性策划转向艺术性策划。但这只是幻想。要对未来抱乐观态度只怕不易。
关于未来，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还很难说，但如果要正确地做事情就恐怕需要考虑两个用来限制“普遍主义”的方法论要求。普遍主义是最坏的思维方式，它的齐一化和标准化正是对思想生态的根本破坏。
（1）虽然全球性密切关系的形成已是事实，但基于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观念和态度并不可取，其中有着可能引起危险冲突的一统天下意图，而且在思维方式上看，全球化是对已经形成的复杂问题的可疑的简单处理。“国际化”（international）这个旧概念虽比全球化温和一些，但统一倾向仍然太强。我们可能需要具有同等广度的另一种观念和态度。也许现在一些人类学家提倡的“跨文化”（transculture）概念更有文化间互相尊重和交通的平等态度，或许，文化并置（juxtaposition of cultures）概念(萨林斯)更有互相参照、共同繁荣的意义。在背后的思想深层意义上说，要正确做事情就需要终结作为现代思维基础的“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是个单数人的原则，它导致对他人进而对人的漠视和对生活意义的破坏。列维纳的“他者原则”则是个复数人原则，一个可能恢复生活/文化互动性和活力的新原则。
（2）普遍主义在思维自身上的表现则是知识论原则。把知识论原则充当整个思想的普遍原则和最高原则，不仅破坏了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多种价值的自然体系，而且鼓励了像无限商业一样的无限制的过度知识生产（就像艾柯所批评的“过度解释”一样不利于思想和艺术）。尽管知识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但知识毕竟比思想范围小得多，显然人类生活需要多种并列重要的价值。只有当存在着多种并列重要但互相矛盾的基本价值，才会有丰富的心灵、思想、艺术和生活。永远不能统一的互相矛盾的基本价值正是人类所需要的思想和生活的生态要求。因此，知识论原则或知识眼光需要被替换为在价值上宽容开阔的艺术性原则或创作眼光。知识毕竟只是人类的一种作品。希腊哲学家和老子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不可超越的知识论问题：我们终究不可能知—道。这个问题本身是无解的，但我们可用另一个问题去替换它：不管我们是否知—道，但是我们在创造世界，因此，存在即造事（to be is to do）。生活或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使所创造的世界的魅力胜过自我，使“所为”（factum）和“所思”（cogitatum）的魅力超过“我思”（cogito），使主体（大写的Subject）臣服于（to be subjected to）所创造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