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可能世界
涉及“无穷”，问题就复杂。尽管康托在逻辑上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更同情“明明知道整数比偶数多”这种直观，或者说，更同情直觉主义数学。不过直觉主义数学可能是不够的，人们需要有更广阔的思维。但是，是否想象能够走多远就应该走多远？
可以想象的可能世界有无数个（如果一个世界的构成不是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就是一个可能世界），每个可能世界都有那个世界的真理，这些真理是按照一个可能世界的定义产生的。例如欧氏几何空间由于有平行公理所以根本不同于非欧几何空间（数学家曾经因为平行公理在经验上不够自明而试图从欧氏几何的其他公理推出平行公理，但是没有一种证明是成功的，问题在于，平行公理的至少一部分含义恰恰就是欧氏几何空间的存在定义），现在我们知道，非欧几何才是符合真实世界的，欧氏几何假设了一个事实上不存在的“方方正正”的空间，尽管在一个足够小的事实空间里欧氏几何的真理是碰巧合用的，但从本质上说，欧氏几何的真理完全是另一个非现实世界的真理。不同可能世界的不同真理体系是不太可能完全达成一致的。那么是否有在所有可能世界里为真的原理？据说逻辑原理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在所有可能世界里为真的原理必定非常空洞，远远不是足够用的思想标准，所以一进入实际问题，逻辑的意义就变得很有限。而且，逻辑原理是否能够在所有可能世界里为真也仍然是个问题（逻辑里的真值是给予任一命题的，这种真值怎样能与任何命题各自的真理意义一致，就是个问题）。不过我们似乎也不一定需要真正普遍必然的真理，对普遍必然真理的要求只不过是一种过分的哲学欲望。甚至很可能也不需要假设一些理想世界，理想世界的假设也是一种可能有害处的哲学欲望，显然，按照我们的想象力，总能假设一些理想的东西，然后理想的东西往往构成批判的暗示，好象我们总有理由随便批判实际世界，可是绝对理想的时空或者完美的乌托邦都是廉价的想象，因为怎么想都行。
4。事实和价值
也许不可能有绝对可信的真理，即使有，也一定很少以至于不够用，但是这并不是使我们烦恼的事情。只有假设了理想的东西才产生烦恼，而这种烦恼是虚设的。对于科学来说，保持普遍认可的与事实的尽量一致性就是足够好的标准了。如果说在标准的问题上有什么真正的困难，根本上都是人文观念方面的困难。甚至可以发现，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中总有一些不合理的人文观念的话，科学就不会有那些观念上的麻烦，例如公理系统的一致性要求是一个属于科学本身的技术性要求，但是公理系统的完备性则实际上是一个在科学背后的人文理想主义要求（哥德尔定理不能说成给数学带来危机，而应该说使数学更像数学）。人文观念方面的麻烦才是真正痛苦的麻烦。人文观念甚至很难要求普遍原则（普遍原则是理论意义上的客观公正标志），对于这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来说，普遍主义却又是一种实践上的不公正。就是说，或者理论上不公正，或者实践上不公正。
为什么人们会尊重科学哪怕不懂科学？为什么人们不管懂不懂人文社会科学都不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因为如果科学许诺要做什么，多半能够做到，而如果人文社会科学许诺要做什么，则多半是空话，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从来几乎都是不灵验的。人文社会科学讨论的是价值，而用来证明或批评价值的根据仍然是价值，于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都存在着根本的技术性困难：假如把某种价值看作是超越于其他价值之上的批判标准，则这种思想在学术上是不公正的；假如坚持学术的公正，使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由其他价值来批判，则不存在任何标准（可以参考维特根斯坦著名的规则悖论：假使任意一个做法都能被说成符合一条规则，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做法符合规则）；又假如某种价值被看作是不被其他价值所批判的最后标准，这种价值就不得不批判自身，这又构成“自相关”，于是这种标准仍然没有根据。人文社会科学也试图获得关于人或者社会事实的知识，但是即使是其中比较“科学的”的学科如经济学和心理学也难以给出准确的理解，问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就是人对人自身的理解，而人的注意是难测的，或者说，人的存在是不确定的。


价值缺乏外在标准，或者说，不能由关于事实的知识推出价值的判断，而且人的事实是不确定的，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其实很不像“科学”，不过决不能因此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是比较不重要的，事实上由于人文观念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的决定性根据，因此，人文社会科学至少是和科学一样重要的思想。人们一向似乎相对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不过现在人们好象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项决定性的研究，下世纪里人文社会科学很可能会成为人类思想的主题，于是，价值标准的困惑越来越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思想问题。
5。标准的危机
也许人类思想一直就有着标准的困难，但真正成为危机是现代社会的事情。吉登斯非常正确地指出，现代性是“后传统”秩序，是“风险文化”：现代思想试图以理性为准，反对传统的独断要求，可是追求理性就是允许怀疑，当怀疑在理性的所有可能性中普遍展开，就反而没有确定可靠的原则了（参见《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传统作为标准，在理性上确实是不清楚而且不公正的，但是开放的理性却给与我们太多的可能性，而且真正严重的是，我们发现没有一种是完美的。
多元化和全球化给人类生活造成非常复杂的难题。日益复杂的生活使人以一种不安的眼光去看世界，看出来处处是危机，处处都要批判，也许没有看错，但是当下热情高涨的批判话语掩盖了一些需要澄清的基本观念，也就掩盖了基本的思想问题。事实上假如所有事情都被搞成批判的对象，同时所有要求都被搞成批判的标准，就无所谓有标准和有意义的批判了。
所谓“后哲学文化”鼓励了一种渗透到各种学科中的文学批评式的思维，这种思考也许在语言上是丰富的，但是在思想上却缺乏深度，可以说，缺乏哲学智慧的社会科学是无深度的，也就是回避了思想的基本问题及其困难。如果回避了对思想的基本问题和困难的理性分析，就会加重标准的危机，结果就是现在的思想状况：我们不是因为有标准所以有理由进行某种批判，而是因为我们进行了批判所以好象有了标准。这是一种最坏的知识社会学状况，显然，缺乏标准的批判无论看起来多么“学术”都将退化为市井争论。人文社会科学对自身很可能有一个误解，即以为科学是在谋求关于事实的知识，而人文则进行价值批判。问题出在哪里？它就在于，假如一种批判由于其价值观点而成立，那么，逻辑地，任何一种批判都将成立。或者说，假如一种价值观点是批判另一种价值观点的充足理由，那么任何一种批判都是可以解构的。
看来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价值与事实的关系，虽然人文不可能像科学那样与事实是知识关系，但是应该是另一种密切关系，尽管还不清楚。


再转：公共事业和公共语言
语言是一种生活行为，又是一种拥有世界和观念的方式。它必须充满生活魅力，否则无法表达和理解生活的问题，就会变成虽在生活中却与之离心离德的一种变态行为，就会最终从生活中分离出去变成对虚无的表达。因此，学术语言需要不断到生活中回炉，证明自身的生活身份。语言“复性”的途径就是保持语言的日常性。日常语言是语言的根本和基层，它是日常生活不可分的部分。学术语言在日常语言中的印证可以表明学术语言在何种程度上脱离真实生活及其问题；同时，学术语言融入日常语言的程度也可表明它所开拓的问题的真实程度。
胡适在1916年提倡文学**，特别是其中的“白话文”**极大地影响了汉语书面表达方式，改变的远远不止是文学，而是整个语言和思想方式。由无数人的共同努力构成的白话文运动在数十年里取得重大成功，不仅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和诗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比较注重语言逻辑关系的现代汉语，使汉语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现代科学的论证方式。这种现代白话文的成功建立在古典白话和西方科学—逻辑表达方式的顺利结合上，而它们能够顺利结合则是因为科学—逻辑表达方式就其本性而言是可以普遍转达的语言方式，虽然科学—逻辑表达方式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但它没有明显的“文化拖累”。
但是，现代汉语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表达方式上却不太成功。
在引进的西方学术表达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概念和句式不仅没有成为白话，反而成为“黑话”，甚至连有极高文化教养的人也经常读不懂另一个专业的黑话。这不是翻译的问题，而是因为人文语言有着文化拖累。西方人文学术语言进入汉语是散架了的文化移植，它所牵动着的文化背景、意义定位和深层的意义整体却作为文化异体无法同化，人们仍然只能用西方的方式去理解它。
不过真正的问题是现代人文汉语自己不够成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形成现代人文汉语时对自己生活提出的问题和母语自身的语言发展潜力缺乏足够积极的关注，我们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里更多关注的是异邦的生活和问题，结果多少造成了我们精神的失语症，于是我们“无话可说”而且“无语言可说出”。今天我们甚至都说不清“中国理念”——现在中国有什么样的文化目标和定位。我们是“无面目”的，因为缺乏自己创造出来的当代思想和话语，就只好使用“他思”和“他语”把我们自己生活的问题翻译成别人的问题，因此难免似是而非、鹿马不辨。这决非要拒绝他思他语，而是说，只有当我们自己能够开发出充满活力的语言才有能力活学活用他方话语（我们的大众语言就一直保持活力和主动性，因此能够贴切地接受外来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