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所主张的对哲学的整体改造与维特根斯坦的做法有何区别？
答：维特根斯坦是破坏性的，他的工作主要是阻止一些徒劳的努力和愚蠢的想法，但他似乎并不觉得能够有另一种新的建设，好像哲学只不过是让人恢复清醒头脑的手段。这一点我十分不以为然。维特根斯坦与“后哲学文化”很有些关系。后哲学文化意味着旧哲学的崩溃，它是旧哲学的恰当结果但也是一个糟糕的结果。现代思想不再需要旧哲学，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新哲学。简单地说，维特根斯坦觉得旧哲学说错了话，我觉得是做错了事。这一区别牵涉到哲学功能的不同理解，哲学通常被认为是在澄清问题，提示真理。我觉得这些是科学和逻辑的工作，哲学的功能在于创造出真理。因此，旧哲学的错误不在于胡说，而在于没有创造出有价值的真理。哲学改革的结果应该是产生新哲学。
问：具体一点说，哲学“做错了”什么事？
答：旧哲学有一个幻觉，以为哲学能谈论一切事情。这一幻觉导致了一种连锁错误：当哲学把不归它研究的对象当成了课题，这一错误甚至使哲学不能正确地对待它本职份内课题。这串连锁错误是这样开始的：哲学把世界当成了对象，于是有了存在论和知识论。存在论和知识论是哲学最大的错误，这一错误非常微妙，世界的确是所能思想的最大主题，但却非哲学所能思想的，它不是哲学的责任范围。在思想上，能力决定了思想责任。在世界这一问题上，哲学的思想能力远远弱于科学，因此哲学不可能给出更高的知识。对世界的不恰当兴趣还影响了对思想的反思，从知识的角度去理解思想不但是狭隘片面的，而且歪曲了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真理和语言）。在存在论一知识信纸这一基本结构的影响下，我们就不再能够恰如其分地理解生活问题，就会陷于“事实和价值之分”这类教条中。


问：如果真的像你据说的那样，哲学一直在做错事，那么为什么哲学会一直犯这种难以置信的错误？
答：哲学的错误一点都不愚蠢，相反它是对于聪明了。人类有强烈的欲望，总想追根问底，如果不是出于实际需要而是出于心理兴趣去追问，就成了无节制的追问。这种追问很像儿童“打破砂锅”式的追问，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种经验，这种追问最后总是通向完全离谱的问题和毫无价值的解释。同样，哲学也卷入在无节制的追问中，盲止地追问思想链条末端的那些最大的问题，诸如本质、本源、终极目的之类。现代有些哲学家已经意识到那些最大的问题是无意义的，它们超出了思想能力。但这种反省仍不够深刻，关键在于那些最大问题是无价值的，那种关于本源和终极的思考就像关于“死后世界”的思考一样无价值。凡是不能实现为具体创造的思想决不是智慧；凡是不能转化为行动的思想也决不是智慧。事实上中国哲学家就很少犯那种“无节制思想”的错误。
问：与旧哲学的比较，你所要求的“新哲学”有些什么机关报明显标志？
答：至少有这样一些区别：旧哲学是作为“解释者”的思考，即研究的是“事情其实是什么”；新哲学是作为“解决者”的思考，即研究“事情需要成为什么”。或者说，旧哲学以“知识”问题为核心，新哲学以“行动”问题为核心。理由是，一个事情首先必须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至少是与行动相关的事情，才是重要的。既然行动的“相干存在”比“不相干存?”更重要，行动就是一切思想的基本点。
旧哲学进一步表现为“元科学”，经希望对事物作出总的解释；新哲学则是“元观念学”，只求对观念作出裁决，从而满足行动的需要。
旧哲学是立场的思想，即它的思想取决于某些假定；新哲学则是无立场的思想，即仅仅取决于需要。任何一种立场都弱于怀疑态度，而需要则无法怀疑的。
旧哲学试图“揭示出”事物的真相和思想的真理，总之是“去蔽显真”；新哲学却试图为行动和思想创造出所需要的真理。以为有些真相或真理隐藏着等待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哲学幻觉。事实上，凡是属于事物真相都与事物一起显现着，凡是属于思想的真理都是按照需要创造出来的。大概有这些区别。这只是很简略的比较，在这里恐怕无法详述。


问：看来你所设想的哲学和人们通常接受的哲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如何证明你设想的哲学是更有价值的哲学？
答：有用的思想比无用的思想更有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旧哲学是无用的，它好像解释了一切但却全无用处，这和万能药什么病也治不了一个道理。其中关键问题就是旧哲学只听从思想的欲望，为追问而追问，无视思想实际上的需要。新哲学只听从思想的实际需要。
文明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一些实际工作，其中产生了各种问题，有一些是在具体学科内能够自己解决的，但有一些却是这些学科自身不可解的问题（通常是学科的“基础”问题）这些基础性问题虽然是由各个学科提出来的，但由于自身不可解，这些总是载的性质就发生变化?D?D可以说是思想问题的临界变化?D?D它们转化为哲学问题：历史问题转化为历史哲学问题，规范和法律问题转化为道德和法律问题，逻辑问题转化为逻辑哲学问题，等等。这些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所以我说哲学没有那种“自留地”式的只为哲学的问题，而是承接所有具有实际价值的基础性问题。
问：你说到哲学的任务不是揭示真理而是创造真理，这一说法不但有悖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而且有悖人们对真理的理解，你如何解释？
答：我们一般认为真理是被发现的普遍规律，而哲学则是发现那些最深的规律。前者是误解，后者是误解加幻觉。即使是科学命题也只是高效知识而不是真理，因为确证（evidence）的幅度永远跟不上断言的幅度。哲学对世界的那些断言则连一项确证都没有。真理只能是人类对自己作品或行为的断言而不可能是对世界的断言。人对自己作品和行为的断言实质上是思想的创造，它的真理性表现在它是思想上的最佳或唯一决策。我相信真理的标志是选择的“最佳性或唯一性”，而不是“普遍性”。换句话说，零点理是偶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为什么真理，特别是哲学真理，是创造性的？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实事求是地了人类文明的实况。思想文化所构成的“观念界”并不是“世界”的对应性产物，观念界和世界毫无相似之处，世界只是观念界的一个条件，正如树生长于土地但并不像土地。观念界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行动”，至于“世界如何”则只是“如何行动”的相关问题。这样事情就清楚了：观念界的真正对象是行动，行动向观念提出问题，观念作出行动的决定。观念界有着特定的“思想布忆”，思想布局不断在变化，哲学活动就是那种试图安排或改变思想布局的活动，这只是创造性的活动。


问：“思想布局”听起来是个有吸引力的概念，能否稍加解释？
答：人类文明和各个方面、各个学科基本观念或者说起决定性作用的观念组合起来就是思想岂有此理局。人类思想各方面发展情况不同，思想布局就不断变化，哲学追求的就是最佳的思想布局的创造性决策。因此我总是强调哲学的对象不是世界而是观念界，更具体地说，就是观念界的思想布局。哲学试图表明“思想之路该怎么走”。我相信这种新哲学更合乎思想对哲学的要求，因此哲学会变得有用，而且有助于人们更恰当地理解哲学：哲学没有一块自得其乐的“自留地”，哲学其实是贯穿在各个学科中的一种思想艺术，一咱特殊的思想操作。
问：你有一个观点认为，全部哲学问题在实质上是价值问题。这是否排斥掉太多的哲学问题？
答：凡是与世界本质之类有关的问题就被排除了，凡是与观念界思想布局腾的问题都保留。这里主要牵涉到对价值的理解。我所反对的是“知识与信仰”或“真理与价值”这种西式结构。这种结构使哲学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失去了统一的思想能力。实际上，“真值”是一种值，“善恶”也是值，这只不过是不同问题采取的不同取值。无论是“X 是真的”不是“X 是好的”，都有一个是非判定问题，这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更高定位的判定，可称为中国式的定位。在这一更高定位中，旧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同时破产了，新的真理概念是一个直理和价值一体化的概念。真理是一个最佳的思想决策。所谓的事实命题（X 是真的）和价值命题（X 是好的）都有可能是真理。按照更高定位的真理事价值概念，观念界的大多数观念尤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观念都是含有价值判定的观念，因此所有重要的观念在新哲学中不会被漏掉。
问：我们在《论可能生活》一书中看到你用这种新的真理概念证明了价值性真理的存在，在此能否对价值性真性作一简要说明？
答?我证明价值性真理的存在是为了否证主观众价值理论，即“按照某立场或规范，X 是好的”这种主观价值判断。主观价值判断其实是一种连自己也糊弄不了的自慰形式。价值性真理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比较性的，即X 比Y 好，例如“得冠军比得亚军好”；另一种是自足性的，即X 本身是好的，例如“幸福是好的”。可以说，价值性真理是根据“先验目的”而成立了判断。例如比赛先验地规定冠军是最高荣誉。第一类价值真理的先验目的显而易见，第二类的先验目的则容易被忽视，这一点对伦理学是致命的。伦理价值真理根本上说有两种：属于幸福和属于公证的。
生命是特殊的存在，它的先验目的不是“如其所是”（as it is）去存在而是有意义地存在，可以说生命的先验目的就是由生命转化为生活，由单纯存在转化为意义化的存在，实现这一先验目的之方式就是幸福。社会则是更微妙的存在，不仅人的生活事务依赖着他人的存在，而且每个人的生活意义也以他人的生活意义为条件，每个人注定要承认他人，否则自己毫无意义（这里不存在所谓为己为人的问题）因此社会的先验目的是公正。具体的伦理价值真理详见《论可能生活》。


问：承认伦理价值是否意味着对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有某种抑制？
答：这个问题稍有些复杂。如果说伦理学总要建议某些抑制的话，那么旧伦理学的抑制性更强。旧伦理学总想强加给人们某种规范意识，即“我应该……”。其实，人生来没有什么“应该”的事情，只有“想做的”和“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就是事实，这一事实并不导恶，没必要掩盖。伦理学的目的是让人找到幸福之路而不是背负不幸的规范重担。你的伦理学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不向人推荐规范，而只考虑从他的角度来说对他最有利的行动方式。我力图证明的两条原则中，幸福原则是一条自由原则，公正原则是一条反自由原则。关键在于，公正虽然是反自由的，但却意味着“不得不做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抗拒公正恰恰对他不利，不过，公众不能仅仅存在于自觉意识中，而主要必须实现为一种权力甚至强权。我们希望的是以幸福的自由道德和公正的法律合起来占领分有伦理规范的领地，这样人将获得尽可能大的自由和最可接受的不自由。在中国思想中，与新儒家这一主流倾向相反，我自认是“新道家”，不过是清除了隐退风格的、亲近法家的新道家。


由此产生另一个问题：假如哲学根本不是为了提供一些“标准答案”，那么哲学的意义又在哪里？换个角度说，要改变哲学的思考性质，就等于要改变哲学的意义，这显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尽管人们从来都不真正相信哲学提供的那些最后的知识，但是那些哲学的“大话”（言过其实的话）毕竟表达了各种理想或观念，这些理想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有助于人们形成各自的所谓世界观、生活观和社会理想之类的基本态度，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基本态度，人们的精神和行为将是混乱的。因此，虽然“大话”是不真实的，但是人们需要“大话”，以便使构成生活的那些琐碎小事、?聊过程和斤斤计较变得好象有意义，所以，哲学需要不断地说“大话”，或者说，生活需要哲学去说“大话”。当然，从知识的角度去看，“大话”是不真实的、荒谬的、夸张的，或者像早期分析哲学认为的那样，“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大话），不过，知识的标准并不等于思想的标准，连后期分析哲学都发现大话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从思想或文化的角度去看，正如前面说到的，“大话”是思想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重要的思想文化功能，它是一种重要的胡说，却不是一种变态话语。显然，“无意义”（meaningless）不等于“无用”（useless）。
于是，问题变成了“怎样去说大话”和“说什么样的大话”，即大话的表述问题和大话的选择问题。虽然大话是言过其实的，但我们已经知道大话其实很重要，如果一种大话是智慧的而且构成了对生活的一种诱惑，那么这种大话就是有用的，不过，大话本身还不是哲学，哲学仅仅是大话的一种，准确地说，哲学是“问题大话”，是把大话说成真问题。假如一种大话无法被说成必需思考不可的问题，就谈不上有什么智慧，而只是一些随便的街头狂想、伪科学的假设或诗意的意境（海德格尔的思想虽然深刻，但他把诗和思混为一谈却难以同情，哲学智慧虽然是艺术性的，但却不是能够这样“还原”的艺术性，哲学是与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艺术）。

在我看来，要把大话说成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一个关键的态度就是哲学必须成为语言的引诱者而不是被引诱者，就是说，我们要用被生活推到面前来的问题去引诱语言来形成思想，而不能被涌现着的语言所引诱，被五花八门的语言所暗示去讨论那些不真实的问题。一个词，一个概念有着它的暗示性，好象它真的意味着某个问题，有着特别的含义，也许有时真的是这样，但是有些词和概念，特别是哲学的专业概念，所表达的含义仅仅是语言里的问题而不是与生活的真实粘连在一起的问题，它们是一些由理性编撰出来的纯粹（pure）问题，比如说纯粹的自我、世界的本质、绝对精神、普遍必然的道德原理、纯粹存在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其实连还原、合理性、辨证等等也都是很生硬的问题），它们当然是问题，但却不是由生活硬逼出来的不纯粹（impure）的问题，因此，那些纯粹的问题只能引起我们的理性上的好奇心，却与真实生活不相干，于是，对于那些纯粹问题的各种解释对生活来说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不相干导致无所谓（irrelevance makes indifference）——就是说，哲学家对那些生造出来的问题的不同解答可能个个都很有趣，但这些不同的解答对于实际问题来说却没有根本的不同，对于哲学家来说，不同的解答形成了进一步的非争论不可的问题，而对于其它人来说，随便哪一种解答都挺好的，因为它们反正都没有用，至于理论的争论只不过是斗气。当哲学被语言所征服、所迷惑，哲学家就会觉得语词所暗示的所有问题个个都那么引人入胜，一步一步地越走越远，一直走到和真实无关的地步。
语言本身是盲目的，逻辑本身是生硬的，但是我们却又不可能超越语言和逻辑，思想的这种悖论性的状况恰恰已经指明了真正的哲学工作：既然哲学是关于思想中最后的问题的思考，而那些最后的问题又都同时是关于思想自身的问题，那么，哲学就是思想的思想，而思想对自身进行思考，实际上就是与自身作斗争，就是防止思想稀里糊涂地走向那些脱离生活的无意义的目的地，也防止思想过于清醒地把某一种思想语法、逻辑和概念系统当成唯一合理的思想制度。
维特根斯坦最早感觉到了我们的思想障碍并不比心理障碍少，因此他声称哲学是一种思想疗法。从一个侧面去看，这种生动的说法是相当准确的。语言和逻辑分析被许多哲学家接受为一种有效的思想疗法。但是这种疗法有其局限，即使像后期分析哲学那样在什么是合法的观念上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例如重新考虑各种价值观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仅仅讲究关于任何一个我们愿意讨论的观念的恰当表述和讨论方式，我们还是没有把握相信恰当的表述和讨论方式是否能够消除思想病症。我倾向于认为通过分析哲学而发展起来的语言和逻辑分析方法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至少在今天已经不是哲学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说，分析哲学的贡献是可接受的，但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大问题。
在今天，哲学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把“某个问题”讨论出清楚的结果，而是需要思考和重新建立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或者是老问题的新含义，人文社会科学各科对生活各方面问题的反思又提出了另一层问题，可以说，在这个现代化、全球化和全面反思的时代，各种问题以及各种问题的丰富含义正在纷纷被暴露出来，并且正在发生复杂的杂交性演变，因此，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成了最重要的也是最不清楚的问题。为什么各种问题变得不清楚了？因为在新问题的干涉下，我们原来的思想格式（例如现代的知识至上的学术格式）、概念系统（例如逻辑编排的种属概念等级系统）和价值观念（例如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价值排序）都明显不够用了，不仅偏狭，而且失真，因此，即使我?固执地使用既定的思想方法把问题表达清楚，这种“清楚”本身是可疑的。假如以为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可靠知识和方法足以套用，就像围棋的各种定式和棋谱一样，那就错了。人们一定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代，创造生活和历史的人们正是各种各样跃跃欲试的危险人物，电脑巨头、黑客、生物学家、金融投机家、发明家、技术人和传媒人以及其他怪人，他们所制造的生活难题恐怕不是现在这种学术描述和批评所能够对付得了的。


假如我关于哲学改革的设想是恰当的，那么，哲学会有什么样的新面目？或者说，我希望我的设想能给哲学带来什么后果？
　　人类观念的主要形式是描述和理解，前者想说明某种东西“是 ”什么，后者想把某种东西“看作是”什么，由此分别形成知识和意见。哲学一直不能表明自身是知识还是意见，糟糕的是，哲学家们以为哲学或者是一种更高的知识或者是更高的意见。我希望人们意识到，根本不可能有哲学的知识或意见。假如哲学是知识，那么是多余的，因为在科学之外不再有什么有用的知识；假如哲学是意见，那么毫无特殊地位，因为它不可能比日常意见更重要，而且通常只不过是些贴满了文化标签的日常意见。哲学试图制造出一些真理。真理不是知识，知识也绝不是真理。科学虽然是人类智力的顶峰之作，但却不是真理，而是对世界的高效解释。真理只属于逻辑、数学和哲学。就是说，只有当思想的对象恰好是思想的创造作品时才会有真理，至于世界和历史，我们永远只能“在外”地进行解释，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只有我们的作品，我们才有全权断言它。如果哲学是知识，那肯定是最差劲的知识；如果哲学是意见，那无疑是最差劲的宗教。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犹豫于知识和意见之间，有趣的是中国哲学从来就没有这类困惑，在中国，纯粹的思想从来就不是知识也不是意见，而是“道理”，在我看来，“道理”就是哲学真理。这其中暗示着一种新的真理概念，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做成一个真理理论，但结论却简单得出奇：西方哲学错误地用知识论去解释真理，其实x是真的、x是好的等等只是取值类型不同，并不存在所想像的更多的差别，至于x是真的或x是好的这些形式下的命题哪一个是真理则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充足断言条件。我相信这一真理概念可以导致一些不寻常的结果，例如价值命题（尤其是伦理学命题）可以是真理。这正是中国式的哲学精神，在中国思想中，无论真伪善恶都有一个“是非”问题。知识在于发现，意见在于趣味，智慧在于创造。哲学的任务是制造真理。


假如我关于哲学改革的设想是恰当的，那么，哲学会有什么样的新面目？或者说，我希望我的设想能给哲学带来什么后果？
　　人类观念的主要形式是描述和理解，前者想说明某种东西“是 ”什么，后者想把某种东西“看作是”什么，由此分别形成知识和意见。哲学一直不能表明自身是知识还是意见，糟糕的是，哲学家们以为哲学或者是一种更高的知识或者是更高的意见。我希望人们意识到，根本不可能有哲学的知识或意见。假如哲学是知识，那么是多余的，因为在科学之外不再有什么有用的知识；假如哲学是意见，那么毫无特殊地位，因为它不可能比日常意见更重要，而且通常只不过是些贴满了文化标签的日常意见。哲学试图制造出一些真理。真理不是知识，知识也绝不是真理。科学虽然是人类智力的顶峰之作，但却不是真理，而是对世界的高效解释。真理只属于逻辑、数学和哲学。就是说，只有当思想的对象恰好是思想的创造作品时才会有真理，至于世界和历史，我们永远只能“在外”地进行解释，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只有我们的作品，我们才有全权断言它。如果哲学是知识，那肯定是最差劲的知识；如果哲学是意见，那无疑是最差劲的宗教。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犹豫于知识和意见之间，有趣的是中国哲学从来就没有这类困惑，在中国，纯粹的思想从来就不是知识也不是意见，而是“道理”，在我看来，“道理”就是哲学真理。这其中暗示着一种新的真理概念，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做成一个真理理论，但结论却简单得出奇：西方哲学错误地用知识论去解释真理，其实x是真的、x是好的等等只是取值类型不同，并不存在所想像的更多的差别，至于x是真的或x是好的这些形式下的命题哪一个是真理则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充足断言条件。我相信这一真理概念可以导致一些不寻常的结果，例如价值命题（尤其是伦理学命题）可以是真理。这正是中国式的哲学精神，在中国思想中，无论真伪善恶都有一个“是非”问题。知识在于发现，意见在于趣味，智慧在于创造。哲学的任务是制造真理。


　按照我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改革，哲学的问题和思想结构都有着很大的变化。哲学问题不再是关于世界而是关于观念界的问题，哲学问题的意义不再是引出某种观点而是导致某种思想或行为操作。哲学不再是关于事物的描述和理解，而是关于行动的决定和决断。一个事物的存在和本质不是问题，怎样使用这个事物才是问题。哲学一直都过于注重名词或主词，而我坚信首先必须关注动词或谓词，并且永远使关于主词和名词的问题服从于关于谓词和动词的思考。不要总向别人宣扬你的理解、体会和观点，任何一个哲学家或者任何人的理解和体会都不可能比任何一个别人的理解体会更有价值，因为没有一个人需要别人的体会（除非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别人只需要有人能提供一些有效的操作。无论是关于真理和意义还是关于幸福和公正，我都只想指出一些有效的操作。尽管我的表述是现代式的，但精神实质却是中国式的。在中国思想中，诸如“道”“仁”等最基本的概念从来就不是意味着某种事物或性质，而意味着某种做法。
　　如果我是对的，哲学将有一种新结构。首先将取消知识论，传统意义上的存在论也不再存在。这是我的所谓“元观念学”或“观念存在论”的两个基本后果。哲学的新结构将以伦理学和思想操作原理为主题。伦理学是人类全部生活问题的极端思考；思想操作原理是人类全部思想问题的极端思考（包括逻辑基础、数学基础、语言理论甚至艺术理论）。
　　我在思想上的各种设想从来都没有那么圆熟和系统化，只是一些思想冒险和侦察。就是这样。

我的另一个更有特色的理论是所谓“无立场”或“无观点”的思想。这一理论往往令人反感，有不少人告诉我这一理论可能过火了，因为有悖常理。但我这一理论想表明的恰恰是哲学是一种反常思想，否则哲学就没有价值。这种反常性只表现在思想方式上，因此我强调哲学的“平常心、异常思”。其实，“无立场”这一要求并非不允许我们从某种立场观点去看事物，而是准备剥夺任何一种立场观点的价值判定功能，也就是说，任一立场观点都不是一个思想的证明，都不能表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以往哲学都是有立场的，我敢说，对世界和生活的任何一种哲学的解释，尽管有着吓人的思想伪装，但决不比任何一种拙劣的迷信更可靠。我们要求哲学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智慧之道，就像我们要求医生对疾病有着明确的诊治手段，我们决不希望医生根据不同的“立场”把某种疾病说成是肺炎、肠炎和消化不良。一个哲学家，无论多么伟大，他至多有着更高明的思想操作，但绝不意味着他有着高于正常人的更有价值的立场、更值得赞叹的感受、更值得模范的体会。每个人都有哲学立场观点，哲学的立场观点恰恰不属于哲学，哲学必须退出哲学立场观点而发展成为哲学的思想操作。在《论可能生活》一书中，我试图以实践的方式表明，在没有预设的立场观点的条件下，仅靠一些基本事实和纯粹的思想技巧即能引出足以解释伦理问题的原则。
　　由“无立场”这一哲学性质，我很自然地想到有必要设计一种新逻辑。对于人类思想来说，科学所能说明和证明的东西是有限的，逻辑（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的能力同样是有限的。现代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对逻辑很迷信，其实逻辑只是思想的一项要求，它根本没有充足的能力去说明思想的恰当性，甚至逻辑本身就需要被说明和解释。逻辑学家通常只是关心逻辑系统的严密和完备，但却几乎不能说明逻辑。我希望有一种新逻辑或者说思想自身解释的方式，它至少能够表明：（1）逻辑操作的真正性质是什么样的，这是从思想对逻辑的要求去反思逻辑而不是按照逻辑去解释思想；（2）人类思想中各种基本原则怎样才是恰当的。思想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属于哪个领域的基本原则都正是科学和逻辑所不能说明的，人类一直不能做到这一项自身解释。把思想的基本原则说成是先验的或自明的，这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基本原则必须能够以某种思想操作模型去说明。关于新逻辑，我自己心里也不十分明确，我只是意识到了这是思想自身的一项要求。我猜想思想的自身解释首先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语言理论，它与分析哲学所关心的语言问题和语法结构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