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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毓:印光大师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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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3]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末民初,虽然社会的动荡已经使儒学日薄西山,但印光大师毕竟还是接受过儒学的正统教育,因而,他同儒学有着不解之缘。
  在学生时代,印光大师还没有接触到佛学,对佛教一无所知。但是,那时的他却坚决反对佛教。为什么?因为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和欧阳修反对佛教,因为作为理学宗师的二程和朱熹反对佛教。那时,在他的心目中,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等等就是传习孔、孟之道的儒学大家,他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佛教的接触与了解的加深,他对佛教的态度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直至最后步入空门。对佛教的修学使他对儒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他更是认识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便不再追随他们,也不再盲目地推崇儒学,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儒学的东西。
  在印光大师看来,儒学应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一个是以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就社会的功能而言,早期儒学所宣扬的基本观念要比新儒学的基本内容有用得多。这种思想,印光大师在许多作品中都有充分的流露。
  印光大师曾经为唱戏的戏台题过对联,其中的一副就很能反映他对正统儒家思想的赞赏。他这样写道[4]:「寓褒贬,别善恶:庆殃福极,报不爽于淑慝贤奸。发聩震聋,允作千秋藻鉴。扶教化,振纲常:慈孝仁忠,义各尽于君臣父子。移风易俗,洵为万世典型。」不难看出,印光大师运用了一系列儒家的概念,诸如「纲常」、「善恶」、「褒贬」、「教化」、「庆殃福极」、「慈孝仁忠」、「淑慝贤奸」、「君臣父子」等等。其中,纲常指的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它要求君、臣、父、子要各尽其分,为君的要仁,为臣的要忠,为父的要慈,为子的要孝。做人,一定要淑与贤,不能慝与奸:淑与贤之人必有吉庆与福气,慝与奸之人定遭灾祸与不幸。唱戏就是要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照来扶助儒家的教化,以便达到褒扬善行、针砭恶习和移风易俗的目的,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1楼2012-01-31 16:41回复
    不过,教化是一回事,教化的内容又是一回事。唱戏是为了教化,这只是儒家教化方式的一种延伸。印光大师所欣赏的并不是唱戏,而是其所唱的内容,即儒家纲常名教。
      印光大师曾经向世人推广过儒家的经典,诸如《四书》、《十三经》等等,也为孔子和三教堂题过对联。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印光大师对正统儒家的把握。
      首先,对于孔子,印光大师说:「继往开来,道通天地有形外;祖尧述舜,恩遍飞潜异类中。」[5]意思是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思想博大精深,其恩德无人不被。
      其次,对于十三经,印光大师说:「十三经者,二帝、三王、周公、孔、孟继天立极、教化万世、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大经大法也,悉本天地无私之至理、吾人本具之良知。初非有奇特玄妙不可企及者,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尧、舜与人同,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耳。若能遵而行之,则人入圣域、世复大同矣。」[6]这段话不仅反映了早期儒家思想的特点和追求,而且也反映了印光大师的欣赏态度。
      印光大师认为,十三经是先秦圣贤依据真理(天地无私之至理)和人人本具之良知而开发的做人、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因为这个「大经大法」是人人本具的,愚夫愚妇同尧、舜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只要能以十三经为准绳而努力躬行,就一定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一旦人人都成了圣人,世界也就大同了。也就是说,大同是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而圣人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个人目标。[7]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同样是圣人的「大经大法」,十三经的侧重点还是不尽相同的。印光大师指出:
      十三经所发明之道乃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阐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要,唯《大学》则次第言之而曲尽其致,《中庸》、《论语》、《孟子》俱皆发挥此义,但不次第循序而说耳。是知,四书者,乃《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之注疏而俾其道大明;《孝经》乃推其实行之效;《春秋》三传乃示其遵、违、得、失之证验也。由是而吾人之本心、群圣之薪传俱得大明,以之继往圣而开来学,其为功也,与天覆地载之功相等。……《尔雅》之所训释乃诸经之总注,俾若文若义悉得解了也。是则,《尔雅》为解义之初步而《四书》乃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8]
    这就是说,十三经都是阐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的,但是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则有所不同。具体地说,四书是对《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等所作的注解,是对其进一步发挥的作品;《孝经》是有关其实践的作品;而《春秋》三传则是以历史史实来验证《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的作品。因此,四书就是十三经「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而在四书这一总持法门中,《大学》更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
      印光大师认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家之道以「诚明」而为根本。他说:「儒者以『诚明』为本。『诚』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实则,『诚明』即『明明德』也。」[9]换句话说,儒家一切教化都是围绕着如何加强自身修养的问题而展开的,离开了这一核心问题就谈不上什么儒家。[10]
      那么,儒家是怎样实现诚明的呢?
      印光大师认为,其实现诚明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格物致知。他说:
      欲明其明德,必须格去人欲之物,令净尽无余,庶即心本具之真知彻底圆彰而读书之能事只在此几希间了耳。何等直捷!何等痛快!方知「人皆可以为尧舜,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乃真语实语,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也。[11]
    这里,印光大师将「格物」解释为「格去人欲之物」、将「致知」解释为「即心本具之真知彻底圆彰」,显然是受孟子的良知本具观的影响,属于性善论的修养论范畴。
      印光大师的这一解释与宋明理学所谓的「格物致知」迥然异趣,但是他认为,只有这个解释才是对的。他专门写了副《「格物致知」确解》[12]的条幅,说:「格除幻妄私欲物,致显中庸秉彝知。」继而,他又解释说:
      此「物」即心中不合天理、人情之私欲。一有私欲,则所知、所见皆偏而不正。若格除此幻妄不实之私欲,则不偏不易、即心本具之正知自显,一举一动,悉合情理,了无偏僻。此圣人为天下后世所立修己治心之大法,修齐治平在是,超凡入圣亦在是。于此用功最省力,而其所得之利益,随各人之工夫浅深,为贤、为圣乃至为佛,悉由是得,况其下焉者乎!惜后儒不察,以「物」为「事物」,以「知」为「知识」,则是以根本之根本认为枝末之枝末,又以枝末之枝末认为根本之根本,不但不得圣人之意,亦乱圣人之文。何以言之?以「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极省力、极简便、举念即得之法弃之不讲,令人推极吾之知识、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以期诚意正心者,则举世难得其人矣。由宋儒误认「物」为外物,故后儒只云「诚正」而不提「格致」。此理极明显:以自命得圣人心传者错解之,致圣人教人修己治心之道晦塞不彰,可不哀哉![13]
    朱熹等人错解了圣人之意却还要自命不凡,结果导致了「圣人教人修己治心之道晦塞不彰」,实在是太可悲了!
      虽然儒家提倡的是个人修养,追求的是世界大同,并且也确实在中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中国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因此而朝着儒家向往的方向发展,甚至在很多时候,二者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2楼2012-01-31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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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与佛法互证对释,则「诚」也、「明德」也乃「本觉性德」也,「明」也、「明明德」也乃「始觉修德」也,「物」即「妄想执著」,「格物」即「离妄想执著」。离妄想执著,则得如来智慧;格人欲之物,自能彻底显现吾心固有之良知与真知也。故曰:其发挥浅深虽有不同,其理体工夫固无二致也。[29]
      因为佛教与儒家的根本处并无二致,古往今来,才会有那么多的聪明睿智之人学佛,进而「因得佛之心法而儒先圣人之心法方得悉其底里」。[30]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印光大师的儒学思想归结为如下四点:其一,在社会效果上,儒家与佛教的根本处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具体发挥的形式和深浅问题;其二,净化社会人心应当以十三经的圣贤之道为主,应当借助于佛教的力量,决不能反对佛教,更不能反对因果学说;其三,唐、宋以来的新儒家[31]更大程度上是同孔、孟之道相左的,是他们的错误观点最终导致了儒学的没落和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其毒害非浅;其四,世人都应当学佛,只有把佛教学好了,才能真正发挥古代圣王的治世精神,也才有可能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


      4楼2012-01-31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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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泉先生果然见多识广,不错不错,要是想了解全面的阳明心学,佛之学、道之论、儒之理都不可以或缺!


        5楼2012-02-03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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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在读《坛经》呢。


          6楼2012-02-04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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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光大师的观点倒是跟阳明子相合,不知道是不是受他影响,宋朝自周子,二程,而至朱熹先生跟陆九渊先生理学确实留下了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却说不上是对圣学的曲解,到阳明子才得以结合完善


            IP属地:湖南7楼2012-03-20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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