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3]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末民初,虽然社会的动荡已经使儒学日薄西山,但印光大师毕竟还是接受过儒学的正统教育,因而,他同儒学有着不解之缘。
在学生时代,印光大师还没有接触到佛学,对佛教一无所知。但是,那时的他却坚决反对佛教。为什么?因为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和欧阳修反对佛教,因为作为理学宗师的二程和朱熹反对佛教。那时,在他的心目中,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等等就是传习孔、孟之道的儒学大家,他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佛教的接触与了解的加深,他对佛教的态度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直至最后步入空门。对佛教的修学使他对儒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他更是认识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便不再追随他们,也不再盲目地推崇儒学,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儒学的东西。
在印光大师看来,儒学应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一个是以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就社会的功能而言,早期儒学所宣扬的基本观念要比新儒学的基本内容有用得多。这种思想,印光大师在许多作品中都有充分的流露。
印光大师曾经为唱戏的戏台题过对联,其中的一副就很能反映他对正统儒家思想的赞赏。他这样写道[4]:「寓褒贬,别善恶:庆殃福极,报不爽于淑慝贤奸。发聩震聋,允作千秋藻鉴。扶教化,振纲常:慈孝仁忠,义各尽于君臣父子。移风易俗,洵为万世典型。」不难看出,印光大师运用了一系列儒家的概念,诸如「纲常」、「善恶」、「褒贬」、「教化」、「庆殃福极」、「慈孝仁忠」、「淑慝贤奸」、「君臣父子」等等。其中,纲常指的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它要求君、臣、父、子要各尽其分,为君的要仁,为臣的要忠,为父的要慈,为子的要孝。做人,一定要淑与贤,不能慝与奸:淑与贤之人必有吉庆与福气,慝与奸之人定遭灾祸与不幸。唱戏就是要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照来扶助儒家的教化,以便达到褒扬善行、针砭恶习和移风易俗的目的,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清末民初,虽然社会的动荡已经使儒学日薄西山,但印光大师毕竟还是接受过儒学的正统教育,因而,他同儒学有着不解之缘。
在学生时代,印光大师还没有接触到佛学,对佛教一无所知。但是,那时的他却坚决反对佛教。为什么?因为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和欧阳修反对佛教,因为作为理学宗师的二程和朱熹反对佛教。那时,在他的心目中,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等等就是传习孔、孟之道的儒学大家,他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佛教的接触与了解的加深,他对佛教的态度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直至最后步入空门。对佛教的修学使他对儒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所代表的新儒学,他更是认识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便不再追随他们,也不再盲目地推崇儒学,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儒学的东西。
在印光大师看来,儒学应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一个是以韩愈、欧阳修、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就社会的功能而言,早期儒学所宣扬的基本观念要比新儒学的基本内容有用得多。这种思想,印光大师在许多作品中都有充分的流露。
印光大师曾经为唱戏的戏台题过对联,其中的一副就很能反映他对正统儒家思想的赞赏。他这样写道[4]:「寓褒贬,别善恶:庆殃福极,报不爽于淑慝贤奸。发聩震聋,允作千秋藻鉴。扶教化,振纲常:慈孝仁忠,义各尽于君臣父子。移风易俗,洵为万世典型。」不难看出,印光大师运用了一系列儒家的概念,诸如「纲常」、「善恶」、「褒贬」、「教化」、「庆殃福极」、「慈孝仁忠」、「淑慝贤奸」、「君臣父子」等等。其中,纲常指的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它要求君、臣、父、子要各尽其分,为君的要仁,为臣的要忠,为父的要慈,为子的要孝。做人,一定要淑与贤,不能慝与奸:淑与贤之人必有吉庆与福气,慝与奸之人定遭灾祸与不幸。唱戏就是要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照来扶助儒家的教化,以便达到褒扬善行、针砭恶习和移风易俗的目的,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