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朝廷推行崇文抑武的既定国策，而号为名将的大多是行伍出身。北宋中期最著名将领狄青，就是行伍出身的大将。年轻时以“善骑射”应募当兵，因为脸上有青色的被刺的军号，以后被称为“狄青”。他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崭露头角，4年作战中大小25仗，每次作战奋勇向前，8次负伤，升为指挥。因为得到主持西北战区的文官上司韩琦、范仲淹的赏识，才得以升迁为朝廷重臣。宋仁宗曾建议他将脸上当兵时的刺青除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因此臣愿留这块刺青，以劝军中。”

南宋初期“三大将”：韩世忠、岳飞、张俊都是行伍出身。

韩世忠，“早年鸷勇绝人”，能够驯服烈马，但“嗜酒尚气，不可绳检”。18岁应募投军，以能够“挽强驰射”而出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有战功，但只升到“勇副尉”。北宋末年，随军转战南北，靠战功升为将领。南宋初期镇守长江下游地区，成为方面大将。

岳飞，“少负气节”，“家贫力学”，少年时就能拉300斤弓、8石弩，而且能左右射。1122年应募投军，以战功升为小军官。南宋建立后，他上书请求立即开始北伐，以“越职”而被罢官。这也就埋下了日后不得信任的伏笔。在以后平定江淮地区的战争中再立战功，得以成为方面军大将，长期镇守长江中游地区。

张俊，少年时“好骑射，负才气”，在乡间为盗，16岁时投军为弓箭手。在北宋末年与西夏的战争中以战功升为将领。因为劝赵构自立为皇帝（即南宋高宗）而得到信任，南宋朝廷初建，张俊就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地位在武将中为第一。后来极力支持秦桧与金朝议和，设计收其他两大将的兵权，并参与陷害反对和议的岳飞，不料结果自己的兵权也被撤消，被迫退休。

明清时期行伍出身的军官仍然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的开国功臣常遇春，少年时就混在一伙强盗里，后来转投朱元璋部下当兵。在朱元璋渡江攻取集庆（今南京）为根据地的战役中，他带头冲锋陷阵，立下大功，由此得到朱元璋赏识，不久就任命为“统军大元帅”。在建立明朝统治的混战中战功卓著，成为全军副统帅，地位仅次于朱元璋的老战友徐达。封为开平王。他的小舅子蓝玉，也从士兵升到大将。

明成祖朱棣时期的一些名将也大多行伍出身。比如号为功臣第一的邱福，就是行伍出身，以资格升到千户后，即跟随朱棣起兵，在“靖难之役”中立下战功，被任命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淇国公。但是后来在出征本雅失里时，在胪朐河战役中兵败被杀。另一个功臣薛禄，朱棣起兵时还只是士兵，连名字也没有，因排行第六，被军中呼为“薛六”，后来因战功升为大将，才以音定名。他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号为宿将，粗通文墨而已。

为满清入关当先锋的一些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原来都是行伍出身的低级军官，因为明辽东主将毛文龙被冤杀，发动兵变，被明官军攻击后归降满清，反倒成了满清的开国功臣，后来得以封王。

清朝平定三藩时绿营兵已起到主要作用，而绿营的一些名将也是行伍出身的。比如赵良栋，是在清兵入关后的第二年才应募当兵的，到三藩之乱时已升为总兵。他以自己训练的5000精兵平定了宁夏的叛军，又从四川转战到云南，首先攻入昆明城。被提升为云贵总督、挂兵部尚书衔，这已是武官的最高台阶了。但后来因与其他将领争功，被迫退休。

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直到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仍有76%的军官是行伍出身。

明清军事调动主要依靠书面文件，以印信文件为主，虽然有“信牌”，但只是传递公文、表示官方身份的标志，并不是调兵令牌。

春秋时期，国君一般都亲自率军出征作战，有不少国君负伤、阵亡、或被俘的记载。比如据《左传》记载的就有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在进攻犬戎之战中阵亡，公元前707年东周与郑国繻葛之战中，周桓王中箭负伤，公元前660年卫懿公在与狄军作战中被杀，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中晋惠公因战车陷入泥潭被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国君亲自出战的情况到了战国时期就很少见，一般都是委派将军到前线指挥，并授予将军实现庙算所决定的战略目标的全部临战指挥权，仅在和、战等重大问题上才需要向国君请示。据《六韬》一书的说法，当时任命将军的仪式非常隆重，君王要在太庙亲自向将军授予代表国王权威的斧钺，并要说将军持斧钺自天到地都可制裁之类的套语，而将军要向君王表示“军不可从中御”。《孙子兵法》将此归结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战争结束后，将军率军回朝，交出指挥权。《孙膑兵法》更是将军队“不胜”的5个原因之首列为国王“御将”。

将军拥有指挥全权的情况在秦汉时期还有遗风。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文帝“细柳劳军”的故事：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汉军集结应战。周亚夫率军屯兵细柳，汉文帝前往慰问，不料军营的门都尉不开营门，说：“将军有命令：军营中只服从将军命令，不接天子诏令。”汉文帝只得派使者手持代表皇帝的“节”进军营找周亚夫，周亚夫传令打开营门，自己身披盔甲、手持兵器迎候，只向汉文帝行军礼，并要求车驾不得在军营中急驶。汉文帝非但没有因此怪罪周亚夫，还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其他4座任由车驾长驱直入的军营只是儿戏。不过从当时随行的大臣都大惊失色的情况来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已经不再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随着后世太多的将军发动军事政变篡夺政权，制度上不再允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相反强调的是在出兵后，皇帝仍然要通过种种办法加以“遥制”，战略的指挥权和战场指挥权都力图要保留在皇帝手里。

朝堂不仅要庙算，还需要进一步遥控指挥。朝廷里开始出现皇帝周围的一些亲信组成的实施这种遥控指挥的小班子。西汉末期是以大将军府来实施指挥的，到东汉时期是以皇帝周围原来的秘书班子“尚书台”来实施，凡是受到皇帝信任的大臣就挂上“录尚书事”的头衔，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变化，尚书台扩大为尚书省，尚书省下的兵部正式掌握承受皇帝命令发布调兵指令、武官任免、军队编制、后勤供应等权力；而与尚书省并列的武官机构12卫大将军府，则有组织训练、出任战地指挥等权力。

不过因为尚书省是处在宰相领导之下，如果兵部权力过大也就是加强了宰相的权力，所以唐末五代时期又出现了枢密院机构，由皇帝的亲信组成——开始时是由皇帝所亲信的太监组成，以后才改为文官担任——专门处理军国重事，帮助皇帝实施军事指挥，成为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的长官为枢密使，副手为枢密副使。

北宋正式建立与行政机构平级的军事统御机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对等号为“二府”。枢密院长官开始称枢密使、枢密副使，与宰相并称“宰执”；以后为了防止权臣，改由其他官员来负责枢密院事务，号为“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职责是辅佐皇帝实现对军事指挥的控制，制定战略方针，调度军队，选任指挥官，向前线指挥官发布实施战役的指令。尚书省的兵部仍然保存，但只是执掌武官的人事、后勤供应等具体事务，没有调兵、指挥权力。

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一般都是由文臣来担任，间或有武官担任的情况发生，但不是经常性的。狄青出任枢密使，遭到文臣一致反对，即使是同情他的文官也建议朝廷为了狄青能够“全节”还是撤了他为好。最后以狄青罢官了结。


4、“以文驭武”

自从春秋时期开始任命将军领兵出战，对于担任将军的战地指挥官的种种监督、防范制度也就开始形成。春秋时期齐国穰苴要求齐景公派“监军”，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战国时期的对于战地指挥官的监督制度具体情况不清楚，现有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朝廷派出“监军”之类的监察官到战区执行监察的记载。秦国在各郡都派出“监御史”，御史是皇帝周围的文官侍从，是受到皇帝信任的人，由朝廷派到各郡进行监视，这或许就是从监察战区指挥官的职务发展过来的。

西汉武帝开始委派“监军御史”，到各战区监察指挥官，但并没有授予御史太大的职权。比如汉武帝时有个叫胡建的，在北军中担任“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他家境贫困，没有车马，经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关系很好。北军有个监军御史，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百货进来高价卖给士兵。胡建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军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他招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军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来审判，御史是没有死罪。但是按照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东汉时期由朝廷派出监军已是制度，并且提高了监军的职权，一般由朝廷命官担任“监军使者”。这些使者保留本身的官职级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代理总指挥，从而开创了后世文臣领军、以文驭武的先例。公元48年，湖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汉朝统治，汉将刘尚兵败战死，当时伏波将军马援已经62岁了，仍然向东汉光武帝请战，说自己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亲自看他上马后，才同意他带4万多援军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线的朝廷官员“谒者”（官称）宋均为监军。第二年这支大军到达前线，在初战获胜后就陷入游击战的泥潭，不断遭遇袭击，但却找不到敌军主力。暑热季节来临后，传染病在军营中爆发，马援自己也病死在军营中。光武帝很着急，又派了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到前线责问马援，接管指挥权。梁松和马援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线就诬告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就剥夺了马援的“新息侯”爵位。而梁松自己也没有打赢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宋均见可能要全军覆没，就和诸将商议是不是和对方停战和谈？将军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宋均说：“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于是毅然伪造诏书，派人去和对方谈判，保证不再追究造反罪责。当地少数民族除去了几个好战分子后，纷纷解甲归田。宋均率领军队回朝，还没进洛阳就先自劾“矫制”罪。光武帝却下令嘉奖，派人迎接，赐给金帛，要他先回家探亲。以后视宋均为心腹之臣，有疑难问题经常请宋均出主意。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监军使者往往受其指使，陷害正直的将领。公元162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汉朝，打到江陵一带，东汉地方长官纷纷逃跑。东汉桓帝拜“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的冯绲为车骑将军，领兵10万进行讨伐。并授予冯绲全权：“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可是冯绲知道自己和太监关系不好，惟恐被太监陷害，就请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监头目）为监军。当时还没有太监监军的先例，因此有大臣为此弹劾冯绲“失大臣之节”。桓帝也没有同意冯绲的请求。后来冯绲平定荆州回师后，监军使者张敞按照宦官布置，弹劾冯绲带了两个穿军装的丫鬟出征，还在江陵为自己“刻石纪功”。文官们则为冯绲辩护，认为这两件事“罪无正法”，不应追究。正好长沙又发生少数民族起义，于是桓帝以“盗贼复发”为理由，罢了冯绲的官。


文臣监军、朝臣领兵仍然不足以使皇帝放心，因此明永乐朝以后，又重新开始委派太监监军。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不过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直到末代皇帝崇祯，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1635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这批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撤回全部监军，只留下崇祯帝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第二年就全部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

清朝入关，吸取明朝教训，不再有太监监军，也不再有文臣监军。在大规模战争停止后，不再由亲王、贵族出京领兵，也逐渐停止委任汉族武将为某一战区大将军，而全面采用明中期后文臣为战区、军区总指挥的制度。明确总督为跨两三省的大军区总指挥，指挥区内的绿营兵，但仍然挂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的官衔；巡抚为各省的绿营兵总指挥，挂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衔。

总督和巡抚各自都有直接指挥的绿营兵部队（督标与抚标），和绿营兵的武将提督、总兵、副将所属的各镇、各协绿营兵部队互为牵制。另外各要害省又有驻防八旗军队，不受总督、巡抚节制。这种盘根错节的军事体制，比之前代更有效地防止了武将割据局面。

而且总督、巡抚理论上也是临时职务，虽然总督、巡抚辖区内的军政事务都要受其节制，但开始时并没有正式的衙门，也没有设置衙门的预算。其属下配备的从属官员只有副官性质的文、武巡捕，没有其他正式职官编制。总督、巡抚要自行组织起军事指挥部性质的“幕府”，聘请编外人员帮助处理军政事务。这也具有防止总督、巡抚专权的意义。

晚清出现的另一种“文人带兵”的情况，这就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体制，直接以文人为带兵军官。根据罗尔纲《湘军兵志》一书的统计，见于史籍的湘军各级将领182人中，文人出身的居然有104人，达到58%。尤其是统领以上的高级将领，大多数是文人书生。武官出身的只是在基层营官一级占有多数。这实在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说明当时清朝的统治确实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曾国藩又成功的将清朝的统治危机演绎为中国传统名教的危机，从而得以顺利动员如此之多的文人书生投身过去无论如何不愿涉足的军旅。后来李鸿章仿照湘军体制组建淮军就没有如此突出的文人带兵现象，王尔敏《淮军志》统计432名淮军将领中只有5%是文人出身，淮军幕府则大多由文人组成，依然是传统的“以文驭武”的体制。这些幕府人员后来官至总督、巡抚的有10人，而武将中只有4人达到这个地位。

于是唐、宋的情况再次出现，当在实战中军队战斗力日益下降时，明朝廷又被迫允许将领们组建并自行训练战斗部队。最著名的就是戚继光组建，后来以他姓氏命名的“戚家军”。当倭寇入侵危险性降低而北方边境告急时，明朝廷又将这支军队与它的指挥官成建制的调到北方前线，并进一步允许戚继光以这支军队为蓝本在北方组建新军。

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明朝军队都以此为榜样，朝廷也难以严密控制，以至于很多军队都具有私人军队的性质，士兵只知道招募他们的将军，不知道有朝廷。福王在南京成立第一个南明政权后，高杰、黄得功、左良玉、刘泽清等将领各拥重兵，并没有象南宋初年三大将那样以效忠朝廷为要务，反而为了争夺地盘摩擦不休，其中的左良玉甚至以“清君侧”为名大举进攻南京，直接导致福王政权的覆灭。

明末再次出现的军阀割据的苗头实在让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担心，因此对于汉族人组成的绿营兵采取了严格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制度。绿营兵平时驻扎的塘、汛极其分散，当征调绿营出征时，总是由朝廷军机处发出调令，从各个标、协、汛抽调士兵，征调兵员数额都精确到个位数，零星凑齐到指定地点集中，由朝廷临时指派的指挥官接替指挥，带队前往战区集结，接受战地总指挥官的指挥。

这是历史上最为彻底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战斗力不强的弱点，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朝并没有遭遇到劲敌，以这种方式拼凑起来的绿营兵部队几乎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遂行了清朝统治者发动的一系列战役。

到了18世纪末发生湖广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已暴露出绿营兵战斗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最后是依靠各地组织“团练”（民兵性质的地方武装）才得以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而1840年后开始的鸦片战争，对付从海洋而来的英国远征军飘忽不定的进攻，官兵互不熟悉的绿营兵部队连战皆败，常常发生夜间军营内无端“惊溃”的情况。而地方政府临时招募的“义勇”，纯然是乌合之众，不仅不能打仗，反而骚扰地方不已。

戚继光总结明朝军队的教训，认为“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是最大的弊病，因此他在《练兵实纪》等著作中强调必须要由领兵将领来亲自主持招募各级军官、各级军官亲自招募并编练士兵，才能实现“万人一心”，才能使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这对于亲身体会到历史上最严格的“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弊病的晚清朝廷中一些有头脑的人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启示。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绿营兵连战连败，地方团练更是一触即溃。当1852年曾国藩被清朝廷任命为团练大臣时，他立即建议“以练兵为要务”，成立按照“戚家军”方法的新军队，使这支军队“诸将一心，万众一气”，才可以对抗并进而消灭太平军。他迅速在湖南组编起“戚家军”模式的“勇营”，后来就叫“湘勇”、“湘军”。

这支军队组织方面的特点是“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实现“将兵一体”。以后淮军也按照这一体制编练，终于得以帮助清皇朝渡过统治危机。

但是历史再次重演，湘军、淮军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和历史上每个朝代末年情况相仿，这种军队逐渐成为将领、而不是朝廷的工具。并且成为近代中国军阀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