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盐铁会议一开始，那些贤良、文学们立刻气势汹汹，赤膊上阵。他们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汉武帝时盐、铁等业的官营政策，从表面上看，攻的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怀有险恶的政治用心。因为实行盐铁官营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的一项重要措施，打掉了它，就打掉了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制一系列内外政策的一个物质基础。
贤良、文学们叫嚷说，盐铁官营，违背古代“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盐铁论·错币》）的原则。这样做，“与民争利”（《本议》），闹得国富民穷，是“民间”一大“疾苦”。同时，“末盛则本亏”（《本议》），破坏了农业生产，伤了国家的元气。你看，他们振振有词，俨然是一群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
什么“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这不过是从孔老二反动思想武库里捡来的破烂。当年的孔丘就口口声声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其实，孔老二狂热鼓吹君子之“义”，就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统治的反动精神，代表着一小撮没落奴隶主贵族最狭隘的私利；他拚命攻击小人之“利”，则是为了反对新兴势力的政治经济利益。这就是儒家的“义”、“利”观的反动实质。贤良、文学们打着“义”的幌子来反对“利”，其目的是反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妄图改变法家的政治路线。桑弘羊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阐明自己反孔尊法的政治立场，理直气壮地说盐铁官营“有益于国”（《非鞅》），并举出大量历史事实，热情赞扬法家的变法革新，指出商鞅“内立法度”，“外设百倍之利”，（《非鞅》）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终于统一了六国。而孔孟之流大谈仁义，“危不能安，乱不能治”（《殊路》），终究挽救不了奴隶制度的灭亡。从而对贤良、文学们所鼓吹的“义”、“利”观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贤良、文学们果真是要义不要利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对于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孔孟之徒从来是贪得无厌的。不是“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吗？孔老二在这方面，称得上是个黑样板。在陈蔡被围、饿扁了肚子的时候，学生弄来一点酒肉，孔老二不容分说，抢过猪肉就啃，抓起酒杯就灌。虽然他反对搞商业，但周游列国的经费却仍然要靠当大商人的学生子贡掏腰包，而且是多多益善。他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们，也正如桑弘羊所揭露的，是一帮“洁言污行”、“鸡廉狼吞”的巧伪人。汉代的那些儒生，没有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想升官发财的。在暂时捞不到油水时，他们对别人得利眼红得要命，却装着不屑一顾。一旦有利可图，他们就象饿狼那样，张开血盆大口，恨不得把什么都吞下去。这就是贤良、文学们要义不要利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