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位于长江下游的南岸，东边是秦淮河的谷地，北边是玄武湖，西边是石头山、马鞍山，东北部是钟山，形势非常险要，素有“龙盘虎踞”之称。三国时的东吴和它以后的东晋、宋、齐、梁、陈等六个朝代都在这里建过都，所以又有“六朝古都”的称谓。三国时，南京叫建业，东晋以后叫建康，五代十国的南唐国也曾在这里建都，名叫江宁。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在这里建都时才称为南京。南京城的基本规模和形制是在明朝确定的。1356年，朱元璋占领了南京城，他采纳了徽州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着意建筑城墙。墙用石灰、糯米浆、桐油作拌合料，墙顶用桐油和土作拌合料。所以南京的城墙十分雄伟、坚固。皇城的布局体现了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思想。由一条自南而北的中轴线为骨干，中部建皇宫。午门左为太庙，右建社稷坛，前面延伸为一条大道。两旁设政府机构。这种设计思想被之后作为都城的北京全盘采用。
　　杭州位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早在唐代，杭州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城湖相间的布局和经济的发展，成为国内一座别具一格的大都市。唐代李华在其《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曾描述当时杭州市“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家”。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政权正式定都杭州（当时叫临安），这是杭州正式成为一个朝代的首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杭州人口发展到26万户，55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一大城市。
　　北京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称蓟城，唐代叫幽州。辽代建为南京城，也叫燕京，这是作为都城的开端。金朝叫中都，元朝叫大都，明清时期称北京。 北京现在的规模和布局大体上是元代奠定的。1215年，蒙古军队打败了金国军队，占领了中都城，建立了元朝。1267年，元朝决定在中都城的东北部，建立一座更大规模的新城，这就是大都城。明代北京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造。皇城部分按南京的体制修建，规模很大。整个城市以皇城为中心，按照《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建城传统，在皇城东面（左）建太庙，西面（右）建社稷坛。并在城南、北、东、西4个方向建天、地、日、月4座坛庙。明北京城的规划，突出了南北中轴线的地位，从外城南门永定门直到钟鼓楼，构成长达8公里的轴线，通过9道门阙，直达紫禁城的3大殿，突出了皇宫的威势。紫禁城的北面堆筑了43米高的景山，丰富了城市的主体轮廓。清代的北京，城市布局、宫城及干道系统均未更动，只是在内城建立了许多占地较大的王亲贵族府第，在西郊建立了许多离宫园林。
　　从历史上政治中心转移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断创造着新的文明，他们活动的地域十分广阔。这种广阔的活动空间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同时也对中国人的观念形态产生了至深的影响。每一座都城的建设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历史上的中国都市一次又一次地立于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城市之林。

（3） 宗教：互补合一
　　儒释道就历史状况的整体而言，中国人的心中并没有像许多别的国家的人那样强烈的宗教意识，对超自然的所谓上帝缺乏热情和信仰。历史上把儒、释（佛）、道合称“三教”。儒家虽称“儒教”或“孔教”，但它并不是什么宗教。在中国思想领域，大约从东晋至隋唐，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立，又彼此互补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历时1600来年。
　　在先秦诸子学派中，儒、道二家思想最为丰富，也最具有包容性和自我更新意识。两汉是儒、道二家吸收众说，发展自己，确立中国文化代表学派地位的时期。汉初道家黄老之学，融合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由董仲舒建立起来的汉代儒学，也吸收了阴阳、墨、名、法、道各家之长。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乎自然、因应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正名（礼）教、规范人性。但在历史上，这两种思想相互补充、相互吸收，构成了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
　　道家内部分为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并非截然排斥无为的。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也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成功地把儒、道两家思想融通为一的，是魏晋时代的玄学。玄学讨论的理论问题，中心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正名（礼）教以规范人性，认为社会的人重于个体的人，个人对于社会负有责任和义务。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向往的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无所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玄学在理论上把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玄学的开创人王弼认为，一切名教规范都应当是体现人的自然本性的，也只有以人的自然本性为根本，才能更好地发挥名教的社会作用。以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为基本特征的玄学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是在东汉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至东晋时期，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这时的道，既包括先秦的老庄、汉代的黄老等道家，同时也包括了东汉末产生的道教，便与佛教产生矛盾冲突。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盘寂灭，二者属于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儒家的人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佛教的人，为求生存，采取调和态度，强调信佛教者是把奉亲敬君放在第一位的。在理论上，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在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也在相互渗透和融合。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另一方面，玄学家以佛教义理为清谈之言助。玄佛融合成为东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如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转变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等。在理论上是广泛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佛老。
　　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汉末道教创立并发展起来。道教是依托道家老子思想为理论，杂糅原始宗教、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内容。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仿效佛教的戒律仪轨、经典组织等来完善自己，道教理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道教尊奉老子为其教主，以老、庄、文、列诸子的著作作为最根本的经典，如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尊《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等。通常所称儒、释、道“三教”(教，教化)中的道，一般都兼指道家和道教。严格地说，道家是一个学术流派，而道教则是一种宗教。
　　佛教对儒家最主要的影响是在于它促使儒家深入探讨发展和建立形上理论的问题。较之佛教，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更注意于实践原则的探讨与确立。佛教以它丰富深奥的形上理论，一度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以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而其所言儒学，并非先秦的原始儒学，而是在玄学和佛教深刻影响下的新儒学。先秦原始儒学的许多具体道德规范，到了理学家手中变成了许多形上学的道理。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