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保存至今的一些地名中嗅到两千多年前武帝征战的气息。《武帝纪》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东巡,来到左邑桐乡,听到攻下南越国都的好消息,遂将桐乡改置为“闻喜”;次年,武帝巡游至汲县新中乡,臣下汇报说已捕斩南越国丞相吕嘉,龙颜大悦,于是把新中改为“获嘉”——这就是今天山西闻喜县和河南获嘉县县名的由来。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但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所以以后局部地区不得不有所收缩。“汉武帝时期海南岛曾是汉朝领土,但到后来,因为人口有限,还没有从大陆大规模移民到海南岛的必要性,因为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当地反抗势力一起,后来的皇帝(汉元帝)就放弃了。”葛剑雄介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福建和浙江南部,导致人口全部撤出。除了这些局部的收缩以外,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一直保持到了西汉末年。
西汉初的人口估计在1500~1800万之间,在武帝初增加到约3600万。武帝中期开始,人口出现了停滞和负增长,直到西汉末年才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汉代开疆拓土的行动发生在人口远非最多的阶段,而在人口接近高峰时非但没有再采取任何扩张领土的举措,反而有所收缩,因此葛剑雄认为:“从总体上说,西汉的扩张与人口压力毫无关系。”汉代疆域的开拓似乎也说明,汉代仍承袭秦朝北方民族强悍的边疆性格,生命力在地理边陲扩张。尽管曾多次深入蒙古高原,但一旦战争结束就退守长城一线,稳定的领土没有超过秦朝的范围,所以在葛剑雄看来,汉武帝的征讨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的特点。“当时适合农耕的地方,大多数成为汉朝的土地,汉代时曾多次打到蒙古高原,但没建立行政区,因为只有在适合农业的地方才建立行政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疆域也并不是想扩张到哪里就扩张到哪里。”葛剑雄说。葛剑雄的观察或许与黄仁宇的观察不谋而合。黄仁宇写道,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官方已有“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记录。关于武帝,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15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15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开拓疆域,也许是对扩大农业生产需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中国的雏形在汉代基本确立”,在葛剑雄看来,中国疆域虽然经过后来千载几个朝代的变迁,但“主要农耕地区的变化不大”,变化的集中在边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