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门、羽林皆为汉代的宫廷禁军。期门，掌执兵宿卫，因皇帝微行，以之“期诸殿门”故称。平帝时更名虎贲，“若虎贲兽”，言其勇猛。羽林，初名“建章营骑”，以警卫建章宫得名，后改为羽林，取其“为国羽翼，如林之盛”之义。期门、羽林皆属光禄勋。然二者的始设时间，乃有先后之别。


“羽林”的创设时间，文献记载一致。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又《后汉书·顺帝纪》注引《汉官仪》曰：“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这两处材料，都记羽林初置于太初元年，这是很明确的。

但“期门”始设于何时?文献记载却存异说。或云它在文帝之时已有；或曰它始置于武帝初年。称汉文帝之时已有“期门”者，见于应劭的《风俗通义》所载，刘向对成帝曰：“文帝时政颇遗失……又为微行，数幸〔邓〕通家。文帝代服衣，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太平御览》卷八八从《风俗通义》之说，同样认为汉文帝时期已有期门的建置。窃疑上述引文中的“文帝”，当为“武帝”之误。因为据《史记》、《汉书》所示，作为特有含义的“期门”，并非始于文帝之时；“渐台”，见《汉书·郊祀志》，属“建章宫”，造于武帝时期。于此，文帝“猎渐台下”，乃无可能。如果应劭《风俗通义》所记的“期门”等同于“虎贲”，则先秦时期便已有之。例如《尚书·牧誓》说：“武王虎贲三百人”。《国语·鲁语下》：“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又《周礼·夏官》也有“虎贲氏”之称。然先秦时的虎贲，与汉代的虎贲却是名同实异。不仅彼此的任务、来源不同，而且在时间序列上，将“期门”称作“虎贲”是平帝以后的事。故汉文帝时期，既没有“期门”，更无特有含义的“虎贲”。


“期门”创设于汉武帝初年的说法当属可信，亦符合史实，有大量的文献记录可征，例如《汉书·东方朔传》：“建元三年(前138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汉书·百官公卿表》：“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虎贲〕中郎将，秩比二千石。”《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孝武建元三年，初置期门；平帝元始元年(1年)，更名虎贲郎。”期门在“建元三年初置”，当是实录。诸多史实表明，有汉一代，在文帝之时未设“期门”，禁军也不称“虎贲”。西汉只是自武帝建元三年至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之间才称期门。如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诏封告霍氏反谋者……期门董忠(为列侯)。”[1]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2]但从平帝元始元年开始，在史籍中便少见“期门”字样，而多用“虎贲”的称谓。东汉之初，虽然一度恢复了“期门”之号，事见《后汉书》之《姚期传》、《马成传》、《阴兴传》，然而不久，却又改用了“虎贲”之名，它和羽林并存，一直沿袭到东汉后期。


汉武帝创设期门、羽林的意图是什么?《史记》、《汉书》未作明确的交待。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汉武帝创设期门、羽林是“为了平衡南北军力量”。由于当时北军扩建了“八校尉”，故南军也就设置了“期门、羽林军”[3]。这种意见揭示了皇权对军权的控制，有可取之处，但其结论仍可商榷。因为：(一)从它们的设置时间看，并非先有北军“八校尉”，而后为了平衡与南军的力量，才再扩建“期门”。史称：“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4]。“及至南粤反……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5]。由此说明，八校尉之设，应是在元狩元年(前110年)以后的事，而不是在建元三年始置期门之前。这里涉及时间的先后序列及因果关系问题，不容含混。(二)武帝之初，汉廷已经拥有一支较强的北军，如果要平衡力量，则南军不当减省，但事实上，汉武帝却将已有的两万卫士(南军)裁掉了一半。所以仅从南北军的力量对比上寻求答案，显然是不全面的。(三)将郎卫系统的期门、羽林统统列入南军，既模糊了中央直辖军的三大构成部分，也忽略了宫廷禁军的独立地位，显然与史不合(后详)。所以，总的来讲，那种认为增设期门、羽林是为了平衡南北军力量的说法，尚难令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