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同样是小说中的精彩片断。此段是宋江江洲之劫的关键回目，宋江的性命系于一封书信，而这封书信又成为梁山好汉与蔡京贼党智斗的焦点。——其实这段“传假信”的情节内核，依然来自《夷坚志》，试看《夷坚志》补卷二十五《桂林走卒》：
吕愿忠（“忠”丁志卷二《小孤庙》条作“中”）帅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与之约，某日当还。过期三日乃至，吕怒，命斩之，一府莫敢言。汪圣锡通判府事，持不可，往见之曰“超罪不至死，若加极刑，它日使人或愆期，必亡命不返，脱有急切奏请，将不得闻之，其害大矣！”吕戄然悟谢曰：“业已尔，难遽改，明日姑引疾，君自为之地。”明日，吕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释之。超感再生恩，誓以死报。


录事参军周生者，与时相秦益公有学校之旧，倚借声势，跌宕同僚中。尝于国忌日命妓侑酒，汪素恶其人，将纠其事，既而中止。然周衔恨不置，遣一狱典持书与秦。超闻而疑之曰：“录曹通太师书，必以吾恩公之故。”乃往狱典家访所以。典愀然曰：“我平生未尝远出，况于适京师乎！且吾属受差，非若州兵，可以贷俸，今行赍索然，方举室忧之，未知所出。”超曰：“吾力能为汝办万钱，宜少待。”时吕令问摄阳朔令，超尝为之役，即往谒，得钱，持与典。典喜，买酒共饮，示以书。典先醉卧，超急就火熔书蜡，密启观，果谮汪者。复缄之，典不觉也。
后二日，超复往，谓之曰：“吾忽被命如临安，行甚遽，汝果惮此役，当以书并钱授我，我代为持去，汝但伏藏勿出可也。”典大喜，如其言。越三月，超归，以秦府报帖与典，汪既受代还玉山。明年，超诣其居，出周生书示：“汪常遣信过海，饷遗赵元镇丞相、李泰发参政。”是时秦方开告讦之路，数兴大狱，使此谤得行，汪必不免。超以一卒能报恩，固已可尚，而用智委曲，终于集事，士大夫盖有所不若云。


这段笔记，借一个走卒报恩的小故事，反映了南宋权奸当道、忠良遭忌的政治大背景。文中未正面出场的“时相秦益公”，即巨奸秦桧。录事参军周某只因与秦桧“有学校之旧”，就仗势胡行，挟私报复，诬告正直官吏汪氏与“赵元镇丞相、李泰发参政”相勾结，这罪名足以置汪氏于死地。按赵元镇即南宋名臣赵鼎，他于高宗朝历任参知政事，拜右相，知枢密院事，又拜左相。在抗金活动中，他是坚定的主战派，曾先后举荐岳飞、张浚等。后因反对议和，为秦桧所排挤，贬居吉阳（今海南崖县东北），最终含恨而死（注：赵鼎传记见《宋史》卷三六○。）。李泰发即李光，也是主战派，高宗时曾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他曾面斥秦桧，后被安置琼州（今海南琼山一带）（注：李光传记见《宋史》卷三六三。又今海南海口市有五公祠，即为纪念唐宋二代被贬海南的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及胡铨等五位历史名臣所建。）。这两位都是秦桧的政敌，假使周某阴谋得逞，汪圣锡定会被难无疑。


笔记中这位“桂林走卒”王超，系专供奔走之役的隶卒一类，自然也是位“神行太保”。他代狱典到京师下书，以走卒之职而兼狱典之任，身份与《水浒》中的戴宗一般无二。与戴宗故事相仿，王超所送信函，也是一封诬告信。信中所诬害的，又同是送信人的恩人或朋友。两个故事中收信人的地位也相仿，一个是南宋奸相秦桧，一个是北宋权奸蔡京。诬告者与收信人的关系，一为“有学校之旧”的往日同窗，另一对干脆是狼狈为奸的父子。至于送信人的举措，都是发现隐情后对书信采取作假、掉包等手段，以图救助他们的恩人和朋友。由此可知，《水浒传》“戴宗传假信”的素材，也是取自《夷坚志》。
略有不同的是，戴宗的机警果决远不如王超。他怀中揣着朋友的“催命符”还懵然不知；而书信掉包的计谋，也出自梁山军师吴学究。只是对手蔡九知府更为狡猾，吴用的一个小小失算，几乎断送了宋江、戴宗的性命。——《水浒》作者只是借一段笔记材料来演说自己跌宕起伏的长篇故事，并非专意塑造一个知恩图报、机警过人的走卒形象，因此戴宗形象取自王超又与王超不尽相同，也就容易理解。有意思的是，《夷坚志》中提到的那位“赵元镇丞相”，在《水浒》第六十七回以后曾几次露面。他同情梁山义军，并因此受到蔡京等人的排挤，与《夷坚志》中的情况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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