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未圆，新梦又生。令人费解的是至今仍有人相信“黄金国”的存在。
　　诚然，美洲本是一块古老神奇的土地，千百万印第安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自己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土著文化。早在公元前2500年，美洲就已产生了奥尔梅卡前古典时期文化。公元前1000年左右，发展了农业，开始种植玉米、土豆等作物。公元前700至1000年，中南美洲的玛雅文化、萨波特克文化、托尔特克文化、米斯特克文化和南部美洲的印加文化出现第一个鼎盛期，无论在天文还是建筑，数学还是农业等诸多方面，较之同时期欧洲大陆都毫不逊色。到了公元十五世纪，也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际，阿兹台克建成了规模旷世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即今墨西哥城前身）。它不仅拥有十五万居民　（超过了当时欧洲最大的都市伦敦），而且具有堪与马德里大教堂相媲美的蔚为大观的太阳神大庙等金字塔建筑群。
　　此外，与世隔绝使印第安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与旧世界大相径庭。因而，对于旧世界说来，美洲文化充满了神奇色彩。反之，对印第安人而言，欧洲文化更有其不可思议之处。他们的帆船、骑兵、火枪、盔甲等等，无不使印第安人望而生畏、不知所措。譬如西班牙骑兵，所到之处，不是被奉若神明，便是被当作妖魔。因为在印第安人看来，他们“可分可合”（指骑手与座骑），法力无边。
　　当然，真正神奇的还是印欧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并存与混合。其代价是高昂的；印第安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留下的只是许许多多残缺不全的记忆、难以卒读的碑铭和数不胜数的谜中之谜，如金字塔之谜、太阳门之谜、大沙鸟之谜等等以及由此产生的神奇传说和冒险种种。所以，早在十六世纪，一个神奇、疯狂、种族混杂的拉丁美洲已见端倪。
　　摆脱西、葡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也没有使拉丁美洲脱离癫狂状态。一方面，走马灯似地“轮回”的战争和此消彼长、纷至沓来的封建寡头把拉丁美洲弄得乌烟瘴气；另一方面，一个文盲充斥的小国居然产生了开创西班牙语诗风的一代唯美主义大师卢文·达里奥；一个遍地乞丐的岛国竟然养育了令同时代所有正直文人崇敬的伟大思想家何塞·马蒂（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将和他的名字一起载入世册）。而今，在这方土地上，现代和远古、科学和迷信、电子和神话、摩天大楼和史前状态交织在一起：一边是两千万人口的央央都市，一边是赤身露体的各色土著；一边是电视机，一边是护身符。
　　请不要以为这是地区主义的邪念。不是的。诚如前面所说，拉丁美洲现实发展到这步田地，有其鲜明的历史文化原因。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曾声称拉丁美洲“受各方面的影响……是由全世界的渣滓汇集而成的”。当然这是激愤之词。
　　在许多人　（包括国内学者）看来，这些（或者还有神鬼巫术）乃是拉丁美洲现实的神奇所在，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对象。其实不然。因为综观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有关作家所浓墨重彩表现的显然大都不是这类浅显的自然现实现象。
　　当然，魔幻现实主义更不是弗洛雷斯教授所说的幻想小说，也不是所谓的“幻想加现实”的折衷文学。魔幻现实主义表现真实，这一点没有问题，就像一位访问过拉丁美洲的美国女作家所说的那样，“看上去神奇、虚幻，事实上却是拉丁美洲现实的基本特征”。
　　真固然是美的关键，但却并不等于美。黑格尔说过：“从一方面看，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说得更严格一点，真与美却是有分别的”。这是因为艺术的美具有两重性，“既是自然的，又是超然的”。它不是罗列现象、对自然进行琐碎浅显的描写，而是去粗存精，对现实进行本质的、审美的把握和反映，既揭示现实的关系又具有细节的真实，也就是所谓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因为如此，写真实的美学原则才具有鲜明的历史具体性和超越性。
　　那么，魔幻现实主义的神奇的真实究竟是什么？
　　它是拉丁美洲的文化特性，是现实状态所蕴含潜藏的神话一原型和社会内容，如拉丁美洲的原始与落后、愚昧与畸形。

　　《危地马拉的传说》出版后不久，阿斯图里亚斯便着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总统先生》并很快完成了初稿。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这部不可多得的作品十数年之后才得以面世。1946年，《总统先生》在墨西哥发表后，立刻引起轰动。小说赋予人们熟悉的反独裁主题以奇妙的神话意境，从一开始就把读者引入了梦魇般的氛围：“发光吧，鲁兹贝尔，发出你顽石的光芒！敦促晚祷的钟不停地敲着，翁翁的回声在空中飘荡。在这白天与黑夜交替、光明与阴暗更迭的时候，这钟声令人倍感压抑。发光吧，鲁兹贝尔，在腐朽的过去的基础上，发出你顽石的光芒！发光，发光……发出火光……火光，发光……火光……
　　就这样，教堂的钟声拉开了作品的序幕，芸芸众生在它的回声中进入梦魇。总统先生是梦魇的中心，是主宰这个黑暗世界的托依尔（玛雅—基切神话中的魔鬼）。用阿斯图里亚斯本人的话来说，“总统先生是神，是超人（不论我们情愿与否）。他代替了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的职能，具有神力，甚至和神一样，凡胎肉眼是看不见的”；“在他背后支撑着他的是则是一种古老的崇拜”。总统先生洞察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连街道的石头都怕听见他的名字。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各色人等，无论将军士兵、富翁乞丐，一个个恶梦缠身：“他（佩莱莱）从一座火山逃到另一座火山，从一个星球逃到另一个星球，从一个天空逃到另一个天空，似醒非醒，似梦非梦，周围尽是嘴巴，有大有小，有牙没牙……都在拼命地向他呼救：‘妈妈！妈妈！妈妈！’。”
　　神话、幻觉、梦境和现实水乳交融，难分难解。譬如在作品　《第三十七章》总统召见安赫尔将军一节里，安赫尔将军面如土色，心中忐忑不安。他静静地聆听着，未知等待他的是福是祸。这时，“窗外传来了阵阵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四个祭司出现在庭院的四角……篝火燃起来了，鼓声震天动地”。紧接着，一队印第安人踩着鼓点祈求托依尔神的宽恕。“托依尔神飘然降临，他要年富力强的活人……轰隆隆，轰隆隆！土著部落会把优秀的武士来祭祀……轰隆隆，轰隆隆……”最后，安赫尔将军果真像远古部落的武士那样，成了总统先生的牺牲品。
　　在阿斯图里亚斯看来，独裁者的世界也即神的世界。时至今日，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在危地马拉这么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中美洲小国，主宰万物、阐释一切的不是别的而依然是神话。酋长、总统、神明在人们，尤其是在印第安人眼里是一回事。这就是拉丁美洲的原始与落后，也是拉丁美洲专制统治赖以生存的重要原因，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决定了《总统先生》的与众不同。
　　与此同时，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从加勒比黑人文化切入，创作了
　　《埃古•扬巴•奥》（1933）。
　　卡彭铁尔生长在黑人集居的加勒比岛国，这是他籍以了解南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本钱。早在四十年代，他就对拉丁美洲作了区域划分。他把最南端的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称作欧洲文化区，把中南部美洲和墨西哥称作印第安文化区，把加勒比地区和巴西称作黑人文化区，认为三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南边的相对理性”，“中部的相对神奇”，“加勒比的神奇加巴罗克主义”。
　　《埃古•扬巴•奥》（古巴黑人语言，意为“神啊，拯救我们吧”），是拉丁美洲作家表现美洲黑人文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小说叙述姆拉托（黑白混血儿）梅内希尔多•埃古的一生。从情节的角度看，此作充其量是一杯清茶；但是，由于人物周围聚集着一个庞大的黑人群体，不知不觉中，作品被涂上了一层魔幻色彩，令人耳目一新。
　　小说第一部分《童年》由十一节组成，写梅内希尔多的童年时代，展示了黑人文化对主人公的最初影响：
　　刚满3岁，梅内希尔多被爬进厨房的“硬足蟹”（蜥蜴）咬了一口。


总之，胡安的回忆勾勒出了科马拉的一头一尾，而多罗脱阿的记忆则只是她眼里的彼得罗·巴拉莫。作品的核心内容是游离聚散于二者之间的“窃窃私语”：众灵的记忆。
　　我听见了喃喃的声音。　（胡安）
　　这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这是男人的声音。问题是这些死了太久
　　的人一受到潮气的侵袭就要翻身，就会醒来。（多罗脱阿）
　　……
　　我想念你，苏萨娜。也想念那绿色的山丘。在那刮风的季节，我们
　　一起放风筝玩耍。山脚下传来喧哗的人声，这时我们在山上，俯视一切。
　　突然，风把麻绳拽走了。“帮我一下，苏萨娜。”于是两只柔软的手握
　　住了我的双手。“再把绳子松一松。”……（根据内容推测，我们知道
　　他是彼得罗·巴拉莫）
　　我等你已经等了30年了，苏萨娜。我希望为你得到一切……我希望
　　取得所有的东西，这样，除了爱情，我们就别无他求了……（彼得罗·巴
　　拉莫）
　　由于小说选择了时间和空间之外的鬼魂，叙述角度的转换、叙述者的变化便不再需要过门儿，也“不再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鲁尔福语）。而从内容的角度看，阴魂亡灵强化了战后墨西哥农村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凉气氛，同时深层次地揭示了墨西哥文化的印欧混杂、多元发展：一边是现代都市，一边是原始村寨；一边是基督教，一边是死人国……
　　死人国又称“米特兰”（mitlan），与天庭相对应，但又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地狱。它没有黑暗，没有痛苦，是一种永久的“回归”、永久的存在，因此它并不可怕。然而，从人间到“米特兰”有一段漫长的路程，为使死者不至挨饿，必须用大量食品陪葬、祭祀。这种信仰　（或者说是传统）一直由阿兹台克王国延续至今。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那样，“墨西哥人并不给生死划绝对界线。生命在死亡中延续……”
　　这与我们先人“生寄也，死归也”的观念如出一辙。
　　类似的作品还很多，像巴拉圭的罗亚·巴斯托斯、多米尼加的胡安·包什等都对拉美土著或混血文化有出色表现。
　　与此同时，卡彭铁尔和阿斯图里亚斯依然在这片神奇土地上辛勤耕耘。
　　卡彭铁尔继续钩沉索隐，寻古探旧，从加勒比（黑人文化）来到了南美洲　（印第安土著文化），创作了《消逝的脚步》（1953）。《消逝的脚步》不再有太多的神话，人物对印欧两种文化的思考趋于深广。小说写一个厌倦西方文明的欧洲白人在南美印第安部落的探险旅行。主人公是位音乐家，与他同行的是他的情妇，一个自命不凡的星相学家和朦朦胧胧的存在主义者。他们从某发达国家出发，途径拉丁美洲某国首都　（在那里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后，进入原始森林。这是作品前两章叙述的内容。

当然，《百年孤独》也不容置疑地是写阿拉卡塔卡的，蕴含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的印象、少年的回忆、成年的思索。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我记得，我们住在阿拉卡塔卡时，我年纪还小，外祖父常带我去马戏团看单峰骆驼。一天，他对我说，我还没有见过冰呢　（听人说，冰是马戏团的一件怪物）。于是他带我去了香蕉公司的储藏室，让人打开一个冻鲜鱼的冰柜，并叫我把手伸进去。《百年孤独》全书就始于这个细节”。
　　马孔多何其清晰地展示了阿拉卡塔卡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混杂：它的印第安人和黑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阿拉伯人和吉普赛人，勤劳的华人和“撅屁股当街拉屎的印度难民”以及混七杂八、弄不清自己的血液是红是白的各色混血儿。无论你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有在这里闻到本民族的气息，找到本民族的影子。
　　然而，顾名思义，《百年孤独》终究又是写孤独的。
　　孤独，作为一种现象、一种心境、一种表现对象，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史上算不得稀奇，尤其是在“上帝死亡”、“理性泯灭”的二十世纪，它几乎成了无处不在的泛世界性题材。但是，把它当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而一片包括二十多个国家的广袤土地的历史和现实来表述，恐怕就不再是常事了。而《百年孤独》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后一种历史性、普遍性孤独。
　　大家知道，《百年孤独》有一位“相信一切寓言”的叙述者。他是马孔多人的化身、魔幻的化身。他不同于全知全能的传统叙述者，因为他只有在叙述“寓言”（也即神奇或者魔幻）时才有声有色，有板有眼，反之则全然无能为力了。据说，这个叙述者是以作者的外祖母为蓝本的。外祖母擅长圆梦，镇里的人有什么神奇的见闻或突兀的梦境，都愿请她解释。她还是远近闻名的“故事大王”，讲起印第安神话或者别的稀奇古怪的传说来不动声色而且一概都用现在时，仿佛事情正在发生，人物就在眼前。
　　在叙述者眼里，马孔多是何·阿·布恩蒂亚夫妇慑于“猪尾儿”的传说，背井离乡、历尽千辛万苦创建的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马孔多诞生之前，布恩蒂亚和乌苏拉的婚事一再遭到双方父母的反对。但最后年轻人的冲动战胜了老年人的理智，表兄妹不顾一切地结合了。可是，传说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因为可怕的传说得到过应验：乌苏拉的婶婶和叔叔也是表兄妹，俩人无视预言的忠告结婚后，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一辈子都穿着肥大的灯笼裤，活到四十二岁还没结婚就流血而死，因为他生下来就长着一条螺旋形尾巴，尖端有一撮毛。这种名副其实的猪尾巴是他不愿让任何一个女人看见的，最终要了他的命。乌苏拉不想让悲剧重演。她知道丈夫是个有血性的男人，担心他在她熟睡的时候强迫她，所以，她在上床之前，都穿上母亲拿帆布给她缝制的衬裤，衬裤是用交叉皮带做成的，牢不可破。但时间长了，人们见乌苏拉总不怀孕，就奚落布恩蒂亚。“也许只有公鸡能帮你的忙了”，一天，有个叫普鲁登希奥的年轻人挖苦说。布恩蒂亚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拿标枪刺死了普鲁登希奥，然后气势汹汹地跑到家里，恰好碰见妻子在穿“防卫裤”，于是用标枪对准她，命令道：“脱掉！”
　　为了避免预言一旦灵验的羞辱和普鲁登希奥的搔扰，布恩蒂亚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背井离乡，探寻渺无人烟的去处。他们与同行的几个探险者在漫无边际的沼泽地流浪了无数个月，竟没有遇见一个人。有一天晚上，何·阿·布恩蒂亚做了个梦，营地上仿佛耸立起一座热闹的城镇，房屋的墙壁都是用晶莹夺目的透明材料砌成的。他打听这是什么城市，得到的回答是一个陌生但却异常响亮悦耳的声音：“马孔多”。

　与此同时，家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他打着寻求国泰民安的幌子，无情地镇压了所有“政变未遂”的、“图谋不轨”的和“行迹可疑”的危险分子；为防止他们的家属和朋友报复，他又命令杀掉他们的家属和朋友，然后依此类推。据说他老态龙钟，目不识丁，却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他能在人群熙攘的舞厅发现伪装得十分巧妙的刺客，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捕获离径叛逃的部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炸死了追随他多年的十几名战友，然后假惺惺地用国旗覆盖尸体，替他们举行隆重的葬礼。他还常常把可疑分子扔进河里喂鳄鱼，或者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寄给家属。为了证实周围的人是否忠心耿耿，他还假死过一次。他心狠手辣，从不放过一个可疑分子，就连亲信、他的国防部长也未能幸免一死：
　　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阁下驾到，他身穿非隆重场合不穿的五
　　星上将军服……长长地躺在卤汁四溢的银托盘上，烤得焦黄，供战友享
　　用。我们目瞪口呆，屏息相望。粉碎官进行了彬彬有礼的切块分尸仪式。
　　当每位宴客都有了一份国防部长和松仁拌香菜，家长下达了进餐命令，好胃口，先生们。
　　凡此种种，显然已经不同于六十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原始神话的色彩明显减弱，表现手法趋于荒诞夸张。反映拉丁美洲孤独落后、体现拉丁美洲混血文化和混血人种“集体无意识”的群体化形象，被个性化形象　（独裁者）所取代。人物本身的力度（比如独裁者的残暴）超过了文化内含的魔幻所能产生的反响。
　　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专制统治难以为继。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然而拉丁美洲的旧传统、旧势力仍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健康发展。这时，又有一些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问世。它们继续揭露野蛮，抨击腐朽，鞭笞落后。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是一部重要的后期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以一起发生在作者故乡的凶杀案为契机，表现了拉丁美洲的野蛮与落后。
　　纨绔子弟罗曼一心想娶个美女为妻。他在一个海滨小镇游玩时，遇见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混血姑娘——安赫拉，便决定与她结婚。他略施小计，就博得了姑娘父母的欢喜。不久安赫拉在父母兄弟的催逼下嫁给了罗曼。新婚之夜，罗曼发现安赫拉不是处女，便恼羞成怒，把她休了。安赫拉后悔莫及。因为在这之前，一些老于世故的人曾经劝告她，说不论是不是处女，新婚之夜最好随身带一瓶鸡血，乘新郎心醉神迷之际洒在床单上。可她没有这么做，结果被丢脸地送回了家。安赫拉的母亲觉得无地自容，拼命抽打女儿，还将两个孪生子（维卡略兄弟）叫回家来帮忙，逼迫她交代侮辱她的人。安赫拉无可奈何，终于脱口说出是同镇的圣地亚哥•纳赛尔。维卡略兄弟顿时怒气冲冲，逢人便说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挽回妹妹的名誉，并公然磨刀霍霍。虽然镇上包括镇长和神父在内有许多人知道了此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结果，维卡略兄弟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然后向神父投案自首。法庭经过调查，认为他们是为了挽回荣誉而作案杀人的，便宣布他们无罪，将他们释放了。于是，镇里的人把维卡略兄弟视为“好样的”。

杀人如同宰猪，只要“事出有因”。审判结束后，维卡略兄弟郑重声明：为了维护名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律师认为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因此维卡略兄弟杀人属于正当自卫。神父赞扬维卡略兄弟自动投案是“高尚的举动”，并说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老大巴布洛·维卡略的未婚妻明明知道他们要杀人，却说：“我不但同意他这么干，而且如果他不这么干，我就不会和他结婚。”正因为如此，维卡略兄弟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杀猪的屠刀将手无寸铁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活活砍死了。
　　可见，作者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作品对现实的鞭挞是无情的，对教会的讽刺是犀利的。
　　多年以后，叙述者“我”对于这起凶杀案仍耿耿于怀，一心想弄个水落石出。他原以为时过境迁，能解开凶杀案之谜，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故乡一如既往，还是那么迷信，那么保守，那么落后和野蛮。而事实上这恰恰就是凶杀案之谜的唯一谜底。
　　首先，时至今日，小镇的多数居民仍认为纳赛尔遭此灾难，乃命中注定。
　　梦的启示“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蒙蒙细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　‘他总是梦见树木，’二十七年之后，他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礼拜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　‘前一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单身一人乘坐锡纸飞机，在扁桃树林中自由地飞来飞去，’她对我说。”但是她承认当时自己忽视了鸟粪这个细节。
　　此外，被杀的那天，“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前天参加婚札时一样，穿的也是未经浆过的白亚麻布的裤子和衬衫”。恰好同他梦中的锡纸飞机相吻合，而且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也恰好应了在扁桃树林中自由飞翔的梦境。
　　多年以后，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闩塔对“我”说，她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时，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夜服，“活像个穿丧服的幽灵，”她说。


　除此二人之外，人们大都不了解罗曼。从他最初悄然出现到最后悻然离去，一直是个“完美的形象”和“可怜的人”。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多年以后，他突然回到了安赫拉身边：
　　八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们一起绣花，感到有人走到门前。
　　她无须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谁。　‘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的东西
　　要戴眼镜了，’她对我说。‘可是那是他，妈的，是他！’她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样，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爱情会象她那样强烈。他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浸湿了，恰如她在市场上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系的还那条皮带，肩上还是那个
　　饰着银边的绽了线的皮褡裢。巴亚多·圣·罗曼向前了一步，没有去理
　　睬那些由于惊愕而目瞪口呆的绣花女人……
　　‘好吧，’他说，　‘我到这儿来了。’
　　他带着衣箱准备留下来，另外一个大小相同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那些信全都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彩带扎着，一封也没有打开过。
　　果然是“猎取爱情，需要傲慢”？——这样的悲喜剧岂不令人啼笑皆非？
　　除此之外，种种迹象表明，维卡略兄弟似乎并非真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显然是迫于世俗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们根本不想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是千方百计想叫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如愿罢了。他们虽然最终“自豪地”杀死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而且扬言“这样体面的事”再干一千次也行，但却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凶杀案发生后，他们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丝瓜瓢，洗去了臂膀和脸上的血迹，另外，把衬衣也洗了，不过就是睡不着，持久不消的血腥气折磨着他们。彼得罗·维卡略感到日子越来越难熬了，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影响到脖颈，尿闭了，他恐怖地断定这辈子再也难以睡觉了。“‘我十一个月没合眼，’他对我说。我了解他，知道他的话是真的……”而巴布洛·维卡略呢，给他送去的东西每样只吃了几口，一刻钟后，就上吐下泻起来。即便如此，从他们被宣布无罪释放至今，他们一直被视为好样的，他们自己则更是自鸣得意，扬言这样的体面事情再干一千次也行。
　　这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乡，这就是拉丁美洲！作者用尽可能客观的笔触、简洁的语言——上百个“说”字——，以“新闻报道般的逼真”展现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封闭的、孤独的、野蛮的、自然也是魔幻的现实世界，他对各色人物的憎恨与怜悯在字里行间自然流露。


《幽灵之家》的魔幻现实主义特点集中表现在克拉腊和老佩德罗·加西亚二人身上。除此之外，当然也就再无神奇可
　　克拉腊从小就不同凡响，她十岁时决定充当哑巴，结果一连几年谁也无法叫她开口。她擅长圆梦，而且这种本领是与生俱来的。她背着家人给许多人圆梦，知道身上长出一对翅膀在塔顶上飞翔是什么意思，小船上的人听见美人鱼用寡妇的声音唱歌是什么意思，一对双胞胎每人举着一把剑是什么意思……她不但能圆梦，而且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她预报了教父的死期，提前感到了地震的信息，还向**预告了杀人凶手的行踪。不仅如此，克拉腊还能凭感觉遥控物体，使物体自动移位。而且这种本领随着她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待到后来，她可以站在远处、不掀开钢琴盖就弹奏自己喜欢的曲子。更为神奇的是她喜欢和鬼魂玩耍，整天整天地和他们闲聊。父亲不准她呼唤调皮的鬼魂，免得打扰家人。但越是限制她，她就越发疯癫。只有老奶奶懂得她的心思，给她讲古老的传说，把她当作宝贝。
　　和克拉腊一样，老佩德罗·加西亚也是个十分神奇的人物。他用咒语和谆谆劝诱赶走了给三星庄园造成灾难的蚁群，用身体测试地下有否水源，用魔法和草药治愈了奄奄一息的主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诚然，真正神奇的并非上述人物的“心灵感应”或“未卜先知”或“呼神唤鬼”的本领，而是人们信以为真的现实，是进步和守旧的反差，是文明与落后的交量，是迷信和希望的并存。伊莎贝尔·阿连德说过，“有一个马孔多，也就会有第二个马孔多；有一个布恩蒂亚家族，也就会有第二个布恩蒂亚家族；我的家族”。
　　可见，上述作品表现的魔幻（神奇）现实实际上是一种心态，一种审视现实的方式，即一种或多种文化积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环境中体现的近乎幻想的真实。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作过明确的阐述。他说，他所孜孜以求的事实上只是以新闻报道般的逼真展示拉丁美洲人，尤其是加勒比人审视现实的奇特方式。“早在孩提时代，我外祖母就将这方式教给了我。对外祖母而言，神话、传说、预感以及迷信等各色信仰都是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拉丁美洲，这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试图表现的对象……”

———————————分隔线———————————
以上只摘选了《南美的辉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者陈众议）一文中“魔幻现实主义与神奇现实”、“早期魔幻现实主义 ”、“中期魔幻现实主义”与“后期魔幻现实主义”四个章节。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作者还谈及了“魔幻现实主义与神话原型”、“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运动”，有兴趣的吧友可找这篇文章来看。


楼主辛苦，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有了初步了解

你好。我水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