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南英 

明代散文家。字千子。东乡（今属江西）人。少年时即有文名,7岁作《竹林七贤论》。他曾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致力于八股文的改革，并刻四人所作文章行之于世,影响不小。天启四年(1624)在乡应举,因对策有讥刺权宦魏忠贤语被罚。他创豫章社，为首领。清兵南下后，入闽见唐王，陈“十可忧疏”，授兵部主事，后改御史。不久死于延平。

艾南英反对文必秦汉的论文主张，对步趋前、后七子者深致不满：“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州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与夏□仲论文书》)他认为只有取径唐、宋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夫韩、欧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汉之舟楫也。由韩、欧而能至于秦、汉者无他，韩、欧得其神气而御之耳。”（《与陈人中论文书》）他特别推崇司马迁、欧阳修，提倡散文古雅畅达。为了贯彻自己的论文主张,他手定《历代诗文选》、《皇明古文定》，作为学文的楷模。又编选《文剿》、《文妖》、《文腐》、《文冤》、《文戏》来说明作文何处避讳而不致出现“浮华补缀”、“生吞活剥”、“不顾义类”、“盖美饰非”、“以文为戏”等毛病。但其创作并不出色。他为文刻意模仿欧阳修，肤剿拘挛，仅得字句相似，缺乏欧文独具的纡徐委备的韵味和神采。只是其一些与人往返论辩的书信和序文，笔力还算峻厉爽健，文气也较舒卷自如。

作品有《天□子集》。

敖陶孙 

南宋诗人、诗论家。字器之,号□翁,一作□庵。福州福清（今属福建）人。淳熙七年(1180)乡荐第一，庆元五年(1199)进士。历任海门县主簿，漳州府学教授等职，终奉议郎。

敖陶孙是江湖派诗人之一，曾因《江湖集》被毁版而受株连贬官。其诗多为古体,往往放意而行,风格雄浑深厚。如《秋日杂兴》:“阵云起西北,中原暗黄尘。岂无康时算？无路不得陈！书发亦过计，夜夜占天文。匣剑似识时,中宵哑然鸣。我亦发悲歌,沾衣涕纵横！”其他如《中夜叹》、《一日复一日》等，忧国伤时，激奋之情，溢于言表。但他也有一些古体诗失之粗率，或过于苦涩。近体诗偶有佳句，罕见浑成之作。

敖陶孙兼擅评诗，其《□翁诗评》用象征手法来形象地说明魏晋唐宋诗人风格，很受后人推许。如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等，鉴裁精致，造语隽妙。

敖陶孙《□翁诗集》2卷,收入《南宋群贤小集》中。《江湖后集》卷十八至十九，又载其诗86首，系据《永乐大典》补辑。《□翁诗评》附于集中，又见《诗人玉屑》卷二。另有《敖器之诗话》1卷（今存五则）,有的研究者疑为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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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除了《拟行路难》外，《梅花落》也是鲍照乐府诗的一首名作。这首诗在《乐府诗集》中属“汉横吹曲”，其内容是咏梅“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然而不免“零落逐风飚，徒有霜华无霜质”。显然是用比兴手法借物喻人，曲折地流露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

《拟行路难》和《梅花落》都是杂言诗，在五言、七言句中，有时还夹杂着九言句。在南朝以前，虽然汉魏乐府民歌中有一些杂言诗,傅玄等文人也写过一些,但都不象鲍照的这些诗显得那么光气煜耀、活泼自然。而鲍照以后一些齐梁文人拟作的这种诗，笔力又远不如鲍照雄健。直到唐代的李白、杜甫等人，才运用杂言诗体写出了传诵名作。

鲍照的五言体乐府诗也有许多名作。这些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敢于反映当时的现实，不象同时一些诗人一味流连山水或追求典雅、庄重，以适应上层统治者的口味。在这些诗中《代东武吟》、《代苦热行》和《代出自蓟北门行》写的都是出征军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前两首是写他们在战争中历尽艰辛，而最终却得不到统治者的顾惜，流露了对朝廷刻薄寡恩的不满。如《代东武吟》写一个下级军官多年随军转战，“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昔如□上鹰，今似槛中猿。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代苦热行》用夸张的手法极写征战之苦和南方地理环境的险恶。篇末归结为：“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怨愤之情颇为强烈。《代出自蓟北门行》，着重写的是报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全诗以“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作结,情调激昂,和曹植的某些诗相近。在南朝诗中,这种近似于建安诗人“梗概多气”的作品,是极少见的。但鲍照的这首诗不仅继承了建安诗人的传统，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创，艺术构思和锻炼字句都以奇险取胜。例如诗中“马毛缩如□，角弓不可张”等句写苦寒景象，就颇见特色。对于这种诗句，从前的批评家虽有微词，但后来不少诗人都深受其影响。

鲍照的乐府诗，还对当时不少现实问题作了较深刻的揭露。如《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筑山拟蓬壶，穿池类溟渤”诸句，显系针对宋文帝刘义隆大修玄武湖和景阳山而发。诗中“绣甍结飞霞，璇题纳行月”二句，被明胡应麟《诗薮》称为六朝诗人的名句。《代白头吟》一变《白头吟》原意，把写弃妇哀怨之情的诗，改为批判仕途黑暗之作。诗中“人情贱恩旧，世议逐衰兴。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胜”诸句,对统治者颇有讥刺；“食苗实硕鼠，玷白信苍蝇”，则是对腐朽官僚的公开斥责。《代贫贱苦愁行》的风格最为质朴，诗中写穷人的苦况：“贫年忘日时，黯颜就人惜。俄顷不相酬，恧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为千条计,事未见一获。”这些诗句饱含着作者的血泪，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贫苦士人的生活状况。

鲍照的其他诗歌如《拟古》、《咏史》等，风格比较刚健，内容也主要写当时的现实，与乐府诗相似。如《拟古》第六首写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在当时作品中极其罕见。他有一些与友人赠答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如《赠故人马子乔》六首的第三首：“松生陇坂上，百尺下无枝。东南望河尾，西北隐□崖。野风振山籁。朋鸟夜惊离”之句，风格颇似阮籍的《咏怀诗》；第六首“双剑将别离,先在匣中鸣。烟雨交将夕,从此遂分形”，以双剑比喻自己和马子乔的友谊,写法也颇为别致。《赠傅都曹别》纯用禽鸟来比喻自己和傅“邂逅两相亲，缘念共无已”之情，末尾“落日川渚寒，愁云绕天起。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霞里”诸句，感情真挚，显得自然流畅。他还有一些诗，也善用比兴，如《山行见孤桐》中“幸愿见雕□，为君堂上琴”之句，是暗喻自己希求知音之意；《见卖玉器者》则托言买者不识玉器的真伪以讽刺统治者不能赏识自己的才能。

鲍照的写景诗也很有特色，主要是描写道路的艰险与旅途的苦辛，如《行京口至竹里》、《发后渚》、《歧阳守风》、《发长松遇雪》等。这些诗所描写的大抵是秋冬肃杀的景象，通过画面所显示的作者心理大多偏于抑郁，遣词造句也常常显出奇险和生涩的特点。如“高柯危且竦，锋石横复仄”（《行京口至竹里》），“饮泉冻马骨，□冰伤役疲”（《发长松遇雪》）诸句，就是如此。他也有一些写景诗比较注意色泽和辞藻，与谢灵运的诗风相近，如《望孤石》中的“朱华抱白雪，阳条熙朔风”等句。还有一些写旅途苦辛的诗则比较注意对仗的工整，下开齐梁诗的先河。例如著名的《上浔阳还都道中作》一诗，半数以上是对偶句，对后来沈约的《早发定山》等诗有较深的影响；《玩月城西门廨中》一诗的“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等句。也和后来谢□的诗风相近。这些诗的长处是通篇流畅而且富于文采，缺点在于有时过于追求形似，反而陷于呆拙。鲍照还有一部分写景诗是陪同达官贵人们游览时所作，写得比较平板。这恐怕和鲍照生平坎坷，较少闲情逸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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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学家。字正甫，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诗人蔡松年之子。7岁能诗。天德三年(1151)进士,蔡松年曾为之赋《一剪梅》，有“白璧雄文冠玉京，桂月名香，能继家声”之句。入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改户部员外郎兼太常丞。其辩博号称天下第一，金朝稽古礼文之事，取其议论为多。

蔡□在金代文坛上占有特殊地位，其文章在大定年间声名很大，被推为金代文学的实际奠基人。元好问曾引用萧贡的话指出:金初文士如宇文虚中等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以蔡□为“正传之宗”（《中州集》卷一）。

蔡□主要以文名世，元代文学家郝经《书蔡正甫集后》有“煎胶续□复一韩，高古劲欲摩欧苏”、“不肯蹈袭抵自作,建瓴一派雄燕都”之语,主要是对他古文创作的评价。诗亦清劲雄奇，时有佳作，例如：“扇底无残暑,西风日夕佳。云山藏客路,烟树记人家。小渡一声橹,断霞千点鸦。诗成鞍马上,不觉在天涯。”（《□川道中》）一派承平气象，正是当时金朝统治渐趋稳定的写照。

著有文集55卷、《晋阳志》12卷、《补正水经》 3卷等。文集今佚，诗存46首，入《中州集》，词入《中州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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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学家。字伯坚，因家乡别墅有萧闲堂，故自号萧闲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宋宣和末从父守燕山,宋军败绩时随父降金,天会年间授真定府判官。仕至右丞相，封卫国公，卒谥文简。完颜宗弼（兀术）攻宋，与岳飞等交战时，蔡松年曾为宗弼“兼总军中六部事”。金主完颜亮为了南渡灭宋，曾对两代仕宋的蔡松年擢以显位，以图影响南人。

蔡松年是金初重要作家之一,虽然一生官运亨通,其作品在出处问题上却流露了颇为矛盾的思想感情。他自称“自幼刻意林壑,不耐俗事”(《雨中花》词序),后曾“买田于苏门之下”。“将营草堂,以寄余龄”(《水龙吟》词序)。可是由于晚年受到荣宠,不能不思报答知遇之恩。而内心深处潜伏着的民族意识则又使他感到“身宠神已辱”、“低眉受机械”（《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颍上，对新月独酌》），“违己交病，不堪其忧”。这种思想感情的抒写成为他诗词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作品风格隽爽清丽，词作尤负盛名。其〔念奴娇〕最为时人所称：“离骚痛饮，问人生佳处，能消何物？江左诸人成底事，空想岩岩青壁。五亩苍烟，一丘寒玉，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磊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离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元好问指出：“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

《中州集》卷一选存其诗59首；其词作《萧闲老人明秀集》原为6卷,有魏道明注本,今存3卷，补遗1卷,有《九金人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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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间女诗人。字文姬，又作昭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生卒年不详。著名作家蔡邕的女儿。自幼博学多才，好文辞，又精于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母家。汉末天下大乱，董卓入据洛阳，她起先被董卓军强迫西迁长安,接着又在兴平二年(195)被南匈奴军所虏，在匈奴中度过12年，生有二子。建安十二年(207),曹操遣使者持金璧去南匈奴赎回蔡琰。蔡琰回到中原后，又重嫁屯田都尉董祀。曾回忆缮写亡父作品400余篇。

蔡琰今存作品,有五言《悲愤诗》及骚体各一篇,又有《胡笳十八拍》。五言《悲愤诗》，一般认为是她的代表作。诗篇描写了她亲历的苦难。全诗分三大段，一段述汉末大乱和自己被虏掠经过，二段写身处匈奴中的痛苦生活和被赎时情形，三段述归汉途中及回到故乡后的感受。诗篇叙事与抒情紧相融合，全篇流贯着深沉强烈的“悲愤”情绪。它是对汉末社会动乱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军阀暴行的血泪控诉。骚体《悲愤诗》，所述情节与蔡琰生平颇不相合，不少学者认为是假托之作。《胡笳十八拍》始见于宋代朱熹《楚辞集注·后语》，不载于《后汉书》，在文体上同当时作品距离较远，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也是后人伪托的。


曹植一生勤于著述,他曾自述“余少而好赋”,“所著繁多”(《前录自序》)。他死后曹□又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魏志·陈思王传》)。他的诗、赋、各体散文，不论数量质量，都堪称当时之冠。

诗歌创作　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前一类作品如《斗鸡》、《公宴》、《侍太子坐》等,描写游乐宴享之事,内容比较空虚浮泛。另一类作品有《泰山梁甫行》、《送应氏》等。《泰山梁甫行》描写了滨海地区人民的困苦生活，“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从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描写中，可以体味到诗人对下层百姓所怀有的同情。《送应氏》二首，送别好友应□，作于建安十六年随军西征途经洛阳时。诗中除叙述友情外，着重写了东汉皇都洛阳在战乱以后“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的残破荒凉景象以及诗人的内心激动，反映了汉末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诗中写到“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同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王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之一）等描写相一致。

此外，《名都篇》写京洛少年的“骑射之妙，游骋之乐”,前人以为有讥刺之意,但从内容看，当是作者生活的自我写照。他的《白马篇》则写“幽并游侠儿”的高强武艺和报国立功的壮志，以“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等句作结，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抱负。诗风雄健刚劲，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其代表作有《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七哀诗》、《怨歌行》、《□□篇》、《杂诗》等 6首。《野田黄雀行》大约作于曹丕继位之初，诗中以黄雀上遇鹞鹰、下逢罗网,来比喻他的好友丁仪、丁□被曹丕所杀。《赠白马王彪》是一篇力作。诗作于黄初四年,其年五月,诸藩王俱朝京师洛阳，任城王曹彰在洛突然死去，七月诸王还国，曹植与曹彪（白马王）同路，又被监国使者所禁止，诗人“意毒恨之”，愤而成篇，以赠别曹彪，诗分7章,先写离开洛阳返回封地时途中情状，又写对已故曹彰的怀念和对即将分离的曹彪的惜别之情。诗中愤怒斥责监国使者是“鸱枭”、“豺狼”、“苍蝇”，实际上矛头指向了曹丕。诗中安慰曹彪不要过于悲伤，“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整篇作品既表现了深沉的悲痛，又不流于悲伤绝望，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七哀诗》使用以夫妇比君臣的手法，诉说自己被长时间弃置勿用的愁思。《杂诗》六首，非一时一地之作。除第一、六首（“高台多悲风”，“飞观百余尺”）外，其余四首大抵是后期作品。其中第二、三、四首，内容与《七哀诗》相类，多抒写时光流逝而自己无所作为的悲哀。第五首(“仆夫早严驾”)则跳出了感叹个人命运的圈子，把注意力转向国家大事，对当时政治形势表示关切，并发出了“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呼声，显示了身处逆境而志意不衰的精神状态。

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其中乐府诗体占一半稍多。这表明诗人与他的父亲曹操、兄长曹丕一样，也很重视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创作养料。如《美女篇》对美女的大段描写，就是借鉴了汉乐府古辞《陌上桑》对罗敷的描写；《白马篇》“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七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等，就是学习民歌中常用的问答手法；《五游咏》“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野田黄雀行》“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等，也都是源出于乐府民歌的手法。《赠白马王彪》大部分章间的首尾转换，也都使用乐府民歌常用的连章衔接句式。此外，曹植的有些诗句还直接从乐府诗中化出。由于着意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滋养，曹植诗歌具有明朗、和谐、清新等特色。


影响及作品流传　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是不小的。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钟嵘《诗品》中的说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刘勰也认为他的诗歌臻于“兼善”境地。不过在实际创作中，南北朝时期的大部分作家都习尚绮靡诗风，他们只是片面地发展了曹植诗歌“词采华茂”的特点，而忽略其“骨气奇高”的精髓,致造成“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甚至出现齐梁间诗歌“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陈子昂《修竹篇序》）的局面。

曹植生前自编过作品选集《前录》78篇。死后，明帝曹□曾为之集录著作百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0卷，又《列女传颂》1卷、《画赞》5卷。然而原集至北宋末散佚。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辑录诗、赋、文共 206篇。明代郭云鹏、汪士贤、张溥诸人各自所刻的《陈思王集》，大率据南宋本稍加厘定而成。清代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又对各篇细加校订,并增补了不少佚文□句,为较全、较精的两个本子。

近人黄节有《曹子建诗注》，古直有《曹植诗笺》，今人赵幼文有《曹植集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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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词人。生卒年不详。字元宠。颖昌（今河南许昌）人。与其兄曹纬以学识见称于太学，但六次应试不第，曾著《铁砚篇》以自见。宣和三年(1121)始登进士第。历任武阶兼阁门宣赞舍人、给事殿中等职。曾官睿思殿应制，因占对才敏，深得徽宗宠幸，奉诏作《艮岳百咏》诗。约于徽宗末年去世。

曹组的词以“侧艳”和“滑稽下俚”著称，在北宋末曾传唱一时，浅薄无聊者纷纷仿效。但在南宋初却受到有识者的批评，甚至鄙弃。他的儿子曹勋为他编刻的集子,在高宗时便“有旨下扬州毁其板”(《碧鸡漫志》卷二)。从他现存词来看,确有不少“侧艳”之作,如〔点绛唇〕“密炬高烧”、〔鹧鸪天〕“辇路熏风起绿槐”之类。但他还有一些词描写其羁旅生活，感受真切，境界颇为深远，无论手法、情韵，都与柳永词有继承关系。至于他的〔青玉案〕以“竹篱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对照写出“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则下开元人马致远〔天净沙〕那种笔调、章法。“滑稽下俚”固有其庸俗的一面，但语言生动、构思奇特、手法新颖，也还是表现了作者企图把词从高雅凝重中解放出来而作的尝试。如〔渔家傲〕的“睡觉只疑花改岸，抬头看，元来弱缆风吹断”，则已接近于曲，显示出词的演化趋向。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曹组《箕颍集》20卷，今已不传。赵万里辑有《箕颍词》,收入《校辑宋金元人词》中。

岑参 返回目录

唐代诗人。原籍南阳（今属河南），迁居江陵（今属湖北）。曾祖岑文本、伯祖岑长倩、伯父岑羲都以文墨致位宰相。父岑植,仕至晋州刺史。岑参10岁左右,父亲去世，家境日趋困顿。他刻苦学习，遍读经史。20岁至长安，献书求仕无成，奔走京洛，漫游河朔。天宝三载(744),登进士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及第前曾作《感旧赋》，叙述家世沦替和个人坎坷。天宝八载，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初次出塞，满怀报国壮志,想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天宝十载,回长安，与杜甫、高□等游，深受启迪。十三载，又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再次出塞，报国立功之情更切，边塞诗名作大多成于此时。安史乱起，岑参东归勤王，杜甫等推荐他为右补阙。由于“频上封章，指述权佞”（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乾元二年(759)改任起居舍人。不满一月,贬谪虢州长史。后又任太子中允,虞部、库部郎中,出为嘉州刺史,因此人称“岑嘉州”。罢官后，东归不成，作《招北客文》自悼。客死成都旅舍。

岑参早期诗歌多为写景、述怀及赠答之作，其中写景的作品较多佳篇。这些诗往往以清丽见长，诗风接近谢□、吴均和何逊,而自有其特色。如“寂寞清溪上,空余丹灶间”(《寻少室张山人》)、“片雨下南涧，孤峰出东原”（《缑山西峰草堂作》）等，幽致俊逸。至于“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暮秋山行》）、“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更是“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殷□《河岳英灵集》）。杜甫曾说：“岑参兄弟皆好奇”(《□陂行》)。在“二十献书阙下”求仕未成以后，他的诗除了语奇意奇的特点更加显著以外，感伤不遇，嗟叹贫贱的忧愤情绪也加重了。


《魏书·常景传》说他“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传》各数十篇”，但今存其文仅3篇，诗4首。常景文辑存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诗存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查慎行 返回目录

清代诗人。初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又号初白。海宁（今属浙江）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五十二年，乞休归里，家居10余年。雍正四年，因弟查嗣庭讪谤案，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次年放归，不久去世。

查慎行受经史于著名学者黄宗羲，受诗法于桐城诗人钱澄之；又与朱□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誉，声名早著。入朝后从军西南,随驾东北,又饱览各地风光。其论诗以为“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查为仁《莲坡诗话》。他以“空灵”创新为尚。得力于陆游很深；著《补注东坡编年诗》50卷，受苏轼的影响亦大。其诗工于刻画锻炼，又多采用白描手法。袁枚《论诗绝句》称其诗“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拟之以北宋画家李公麟。清初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对诗坛影响极大。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

查慎行诗多纪游吊古之作,又多作组诗。古体如《中秋夜洞庭对月歌》、《石钟山》、《五老峰观海绵歌》；近体组诗如《金陵杂咏二十首》、《荆州杂诗六首》、《邯郸怀古三首》、《汴梁杂诗八首》、《建溪□歌词十二章》、《桂江舟行口号十首》等，都颇著名。反映民间疾苦的篇章则不多，只有《秦邮道中即目》、《芜湖关》，《白杨堤晚泊》、《芦洲行》、《悯农诗》、《赈饥谣》等诗，写及了这方面内容。

查慎行的诗“平生所作，不下万首”（许汝霖《敬业堂诗集序》）。后经他删定为4600余篇，按时地编次为《敬业堂诗集》48卷，《续集》 6卷，另有《词集》2卷。文不多作，所存绝少，《敬业堂文集》3卷，《别集》1卷，共100余篇，子孙搜访汇编而成。

陈忱 返回目录

明末清初小说家。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他对经史及稗编野乘，都熟读贯通，又好作诗文，引用典故，如数家珍，而笔端常有一股不平之气。明亡后，与顾炎武、归庄等40余人组织“惊隐诗社”，“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实则进行反清秘密活动。他在《阅罗隐诗》中，以唐末诗人罗隐依附钱□而不免降于朱温一事，讥讽南明抗清不终的人，可见其气节。一生贫困潦倒，后来竟至以卖卜自给，而“穷饿以终”。《水浒后传》 8卷40回，署为“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俞樾据沈登瀛《南浔备志》考定为陈忱所作。据该书第一回序诗中“千秋万世恨无极，白发孤灯续旧编”句推断，此书应为他晚年的“泄愤之书”。

《水浒后传》是铺衍《水浒传》故事的。叙梁山好汉李俊、阮小七等32人因贪官污吏横行，又穷治“梁山余党”，所以在登云山，饮马川重新聚义，他们处死了蔡京、高俅、童贯等□臣，并奋起抗御南侵金兵，后又渡海至暹罗建立王业，但仍系心南宋朝廷安危，不忘复国之志。此书情节多傍依 120回《水浒传》而再加构撰，并出现了梁山后辈花逢春、呼延钰等新的形象，主要人物李俊、阮小七、燕青等性格亦有发展。书中突出了北宋末年的政治腐败及金兵南侵暴行，明显地寄寓着作者对明亡教训的总结及亡国隐痛。清初有坊间本，乾隆时有蔡元放评本。1924年有亚东图书馆排印本。近年有标点通行本。

陈忱另有《雁宕杂著》、《雁宕诗集》 2卷及《续廿一史弹词》、曲本《痴世界》等，今都已不存。《浔溪诗徵》卷五收陈忱诗作106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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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尹 返回目录

清代诗人。字元孝，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顺德（今属广东）人。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陷广州，其父陈邦彦举兵抗清，兵败殉国，全家被害，陈恭尹只身逃脱。后南明永历帝授以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职。南明亡后，定居广州。因“三藩之乱”，曾被牵连入狱，从此心怀畏惧，壮志渐消，晚年寄情诗酒，曾与官府贵人往来，时人曾讽讥他：“可怜一代夷齐志，错认侯门是首阳。”因此他的诗前后内容有所不同，然而眷怀故国之思，未尝消释。七言律诗对仗工整，又多巧思，绵丽中仍多哀感苍凉之慨。如“猛士不带剑，威武岂得申？丈夫不报国，终为愚贱人”（《拟古》之三）。“西湖歌舞春无价，南宋楼台暮有云。休恨议和□相国，大江犹得百年分”(《西湖》)。此外如《西湖杂兴》、《虎丘题壁》、《崖门谒三忠祠》、《九日登镇海楼》等篇，也都寄托遥深。五古《感怀》及七古《耕田歌》等篇，则反映了人民所受的苦难。他的诗抒写性情而自成风格，与屈大均、梁佩兰 被称为“岭南三家”。

著作有《独漉堂全集》，诗文各15卷，词1卷。

陈沆 返回目录

近代诗人。原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出身于下层官僚家庭。嘉庆十八年(1813)中举，二十四年(1819)中进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道光初年曾充广东乡试正考官、礼部会试同考官，官终四川道监察御史。陈沆卒年，《清史列传》记为道光六年(1826)。周锡恩撰《陈修撰沆传》,则言年四十一,当为道光五年(1825)。

陈沆于嘉庆后期至道光初年“以诗文雄海内”（周锡恩《陈修撰沆传》）。他对龚自珍十分倾倒，称其所著古文为“奇宝”（陆献《简学斋诗存跋》），又与魏源为“讲学最契之友”，“有所作必互相质难，期达于精而后已”(陈曾则《先殿撰公诗钞后序》)。他著《诗比兴笺》,着意推求古人通过比兴手法言志讽世之意,主张“文字非苟作，有物乃足尊”（《杂诗》）。

陈沆的诗较富有现实内容，反映了嘉庆年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朝城》、《河南道上乐府四章》、《濮州道中》、《兰阳渡》等，揭示了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贯穿着作者济世悯民的胸怀。赠答之作,也富有真情实感。不过由于作者中年以后锐意朱熹之学，诗作多有性理色彩。

陈沆的诗既不墨守古人，也不随俗转移，其诗造意刻苦而出以自然，语言琢炼而达于质朴，才情流溢而气韵沉深。陈衍论道光以来诗学时，将陈沆列为“清苍幽峭”一派之首，说他用人人能识之字、能造之句，经匠心熔铸，“遂无前人已言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当时嗣响，颇乏其人”（《石遗室诗话》卷二），指出了他在晚清诗发展中的地位。

陈沆今传《简学斋诗存》4卷、《简学斋诗删》4卷，共收诗 360余首，《蕲水县志》卷二十二《艺文志》录《咏史乐府》13首，为集外诗。其《白石山馆诗》则是作者手录诗稿的复印，其诗均见《诗存》。此外有《简学斋赋钞》。

陈鸿 返回目录

唐代小说家。字大亮。生卒年不详。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登太常第。曾任太常博士、虞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职。长庆元年(821)，太和公主远嫁回鹘,他曾充赴回鹘婚礼使判官。文宗大和初，其人尚在。尝自称“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大统记序》）,曾以七年之力，撰编年史《大统记》30卷，今不传。《全唐文》存其文3篇。

他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作于宪宗元和初，取材于史事而加以铺张渲染，寓有劝戒讽谕之意。当时白居易任□□县尉，陈鸿与王质夫居该县，三人同游，话及唐玄宗、杨贵妃事，白居易遂作《长恨歌》，而陈鸿为《长恨歌传》。此传先述开元时杨妃入宫、迄天宝末缢死于马嵬坡的始末；后写玄宗自蜀还京,思念不已,方士为之求索贵妃魂魄，见之于海上仙山，贵妃乃为言天宝十载七夕与玄宗盟誓之事。后段叙述为前此唐人诗文中所未见,当是不得之于民间传闻;描写也相当细致。篇中对玄宗晚年的纵情声色、政治腐败有所暴露，即如杨贵妃是玄宗从其子寿王府邸取来一节亦直书不讳。篇末议论，则归之于“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此传与《长恨歌》相辅而行，流传颇广。北宋时乐史撰长篇传奇《杨太真外传》，曾取材于此传。后世演为戏曲者尤多。其中以元代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及清代洪□《长生殿》传奇最为著名。


陈亮作词，曾自述：“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谭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与郑景元提□》)所作除爱国豪壮之词外，亦有艳丽、闲适、应酬和投赠、祝寿之作，其中如〔水龙吟〕“闹花深处层楼”、〔虞美人〕“东风荡□轻云缕”等,颇为清幽闲淡,疏宕有致。然而他的应酬、祝寿之词则大都无甚新意，但“不作一妖语、媚语”（毛晋《龙川词跋》）。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龙川文集》40卷，今不见传本。有明成化刻本30卷，明万历、崇祯刻本，史朝富刻本,均为30卷。通行本有《国学基本丛书》本,《四部备要》排印本。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陈亮集》。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陈亮《外集》词4卷,今不传，现存《龙川词》，有明《唐宋名贤百家词》、明毛晋汲古阁本。《四库全书》、《续金华丛书》、《四部备要》均用汲古阁本。《全宋词》用毛刻并据明钞校正，又加辑补。

陈琳 返回目录

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县东南)人。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刘桢、应□、徐□等同染疫疾而亡。

陈琳诗、文、赋皆能。诗歌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颇具现实意义。全篇以对话方式写成，乐府民歌的影响较浓厚，是最早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作品之一。散文除《为袁绍檄豫州文》外，尚有《为曹洪与世子书》等。他的散文风格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所以曹丕有“孔璋章表殊健”（《又与吴质书》）的评论。辞赋代表作有《武军赋》，颂扬袁绍克灭公孙瓒的功业，写得颇为壮伟，当时亦称名篇。又《神武赋》是赞美曹操北征乌桓时军容之盛的，风格与《武军赋》相类。陈琳在汉魏间动乱时世中三易其主，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对功名的热衷。这种热衷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与“七子”其他人相比，他的诗、赋在表现“立德垂功名”一类内容上是较突出的。

陈琳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陈去病 返回目录

近代诗人。字巢南,一字佩忍,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人。祖上以经营榨油业致富。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家乡组织雪耻学会，响应维新运动。二十九年(1903)赴日，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次年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同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戏剧改良。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入同盟会。同年，为纪念明末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在安徽府中学堂与黄滨虹等组织黄社。次年，到上海编辑《国粹学报》，与吴梅等组织神交社。三十四年(1908)，在绍兴府中学堂组织匡社。为了纪念秋瑾,又在杭州组织秋社。次年,在苏州与柳亚子、高旭一起创办南社。武昌起义后创办《大汉报》,在绍兴为越社主编《越铎日报》。1913年,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1917年，随孙中山赴粤“护法”。1922年，孙中山督师北伐，陈去病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后曾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等职。

早年,陈去病重视戏剧,认为它在“鼓动平民”、普及社会方面具有其它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作用（《论戏剧之有益》）。在诗歌主张上,陈去病和柳亚子同调,推尊“唐音”。1917年，柳亚子受到南社内外的宋诗派的围攻时，陈去病曾奋起支持。他激烈地指责宗法江西诗派的闽派诗人陈宝琛、郑孝胥等，认为“其声益噍杀而厉”。在散文写作上，他反对分门别户，尤其反对桐城派。他说：“文无论古今，总祈一是，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何适而不可，只须用得其当而已，于彼宗派何与乎？”（《五石脂》）


陈师道于词颇自推许，自称“余它文未能及人，独于词自谓不减秦七黄九”（《书旧词后》）。但他现存的作品，很少精彩之作，不能和他自己的估价相称。他的散文较有成就， 纪昀 评为“简严密栗，实不在李翱、孙樵下”（《四库全书总目》）。

陈师道有《后山诗话》，提出“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依然和黄庭坚的主张一脉相通。又说:“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抟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论奇正的关系颇有见地，可惜他的创作实践和自己的理论不尽相符。由于此书中对苏轼、黄庭坚、秦观都有不满之词，《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殊不类师道语”，则似失之拘泥。但书中有陈师道死后的事情，当出于后人的增补。

陈师道《后山集》，原为其门人魏衍编。集中诗 6卷，文14卷。《诗话》、《谈丛》别自为书。宋代任渊有《后山诗注》，析原诗 6卷为12卷。清代冒广生作《补笺》12卷外，又增入《逸诗笺》上下两卷。又有明马暾所传、清赵鸿烈刊本《后山集》24卷，计诗8卷，文9卷，《谈丛》4卷，《诗话》、《理究》、《长短句》各1卷，有《四部备要》排印本。

陈寿 返回目录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治《尚书》、《春秋》三传，精于《史记》、《汉书》，仕蜀汉为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入晋,张华爱其才,举孝廉，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晋书·陈寿传》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传世著作有《三国志》65卷、《益部耆旧传》14卷（原10篇,《说郛》录存1卷）。此外有《古国志》50篇、《释讳》、《广国论》等，又辑《诸葛亮集》24篇，均佚。

《三国志》分《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时期60年间的历史。最初三书单行,至北宋始合刻为一,并改称《三国志》。后世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

陈寿撰《三国志》之前，魏国已有官修的王沈《魏书》和私撰的鱼豢《魏略》两种史书，吴国也有官修的韦昭《吴书》，为陈寿撰史提供了便利条件。唯蜀汉可据的文献不多，但寿本蜀人，留心蜀事，熟悉蜀汉掌故，终亦裒辑成书,完成了这部“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的三国史。自此书一出,其他三国诸史尽废。

《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有“纪”而吴、蜀无“纪”，这是因为此书写成于西晋，晋受魏禅，所以奉魏为正统。不过陈寿并未因此就对各方人物任意抑扬褒贬，他还是力图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断。比如书中评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刘备是“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评孙权是“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

《三国志》文章简略,因而总的来看,不如《史记》那样气势磅礴、精美生动，也不如《汉书》行文严谨细密、周备明晰，不过有一部分传文，也还颇见精采，如《诸葛亮传》，选取主人公一生的几个关键事件——隆中对、赤壁之战、六出祁山,加以重点叙述,基本上写出了诸葛亮忠诚款至、鞠躬尽瘁的风范和品格。又如《张昭传》、《周瑜传》、《张辽传》等都以简约的文笔写出了人物的个性，颇有动人之处。

陈寿撰《三国志》毕竟还受到史料不足的限制。如全书无表、志,就是文献不足的缘故。魏国文士丁仪、丁□无传，建安七子徐□、刘桢等五人仅附书于王粲传后，寥寥数语，三国名医张仲景无传。因此，正如裴松之所说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东晋以后，旧史料陆续发现，至刘宋文帝时，裴松之奉命为之作注。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览坟籍,立身简素,曾任国子博士、中书侍郎、永嘉太守等职。著有《三国志注》、《晋纪》等。

裴松之注《三国志》,“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上〈三国志注〉表》），“兼采众书，补注其阙”（刘知几《史通·正史》），意在增补事实，考订是非。《四库全书总目》称“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注博引群书达200多种，分量超过原书三倍,后世或讥其“繁芜”，但它的长处，在于网罗繁富,凡六朝文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


《三国志》及注所记录的历史故事，1000多年来在民间广泛地传播着，对后世文学艺术都有深远的影响。唐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儿童模仿张飞、邓艾的形象作游戏；北宋说话人以“说三分”（讲三国故事）为重要内容；元代出现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杂剧，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等。到明朝初年，罗贯中又进一步加以艺术创造，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以《三国志》为依据，在史实的基础上又加虚构。此外取材于三国故事的绘画、雕塑等也屡见不鲜。

《三国志》以中华书局标点本最为通行。清王仁俊有《三国志佚文》一卷，收入《经籍佚文》丛书。近人卢弼有《三国志集解》。

陈陶 返回目录

唐代诗人。字嵩伯,自称“三教布衣”。剑浦(今福建南平)人。举进士不第,即不求仕进。恣游名山。后隐居洪州西山以终。

陈陶在《飞龙引》、《谪仙词》、《步虚引》及《将进酒》等诗中，表现了向往神仙和追求长生等虚无消极的道家思想，而在《赠江西周大夫》、《续古》、《避世翁》等诗中，又抒发了建功立业为帝王师的政治抱负。《北梦琐言》说,陈陶“歌诗中似负神仙之术,或露王霸之说”。其七绝《水调词十首》及《陇西行四首》，写征戍之苦与征夫思妇的哀怨,刻画细腻,凄惋动人。《陇西行》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二句,尤为历来传诵。七古《小笛弄》、《钱塘对酒曲》、《巫山高》、《赠别离》、《殿前生桂树》诸篇，意境诡异，色彩浓郁,酷似李贺；而《西川座上听金五云唱歌》,曲折深婉，生动流转，又似白居易。

有《陈嵩伯诗集》1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陈天华 返回目录

近代作家、革命家。字星台,又字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出身于贫苦家庭。少年时代就酷爱读史和通俗文艺作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新化实业中学堂资送日本留学。他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又曾参与华兴会和同盟会的建立，以及《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民报》的创办。光绪三十一年，在东京为反对日本政府颁布约束留学生规则的斗争中，为激励国人，投海而死。

《猛回头》和《警世钟》是作者的两篇通俗白话作品。它们以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和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著称于世。作者自称《猛回头》是“文明戏”，实则说唱相间，如同鼓词。《警世钟》则是带有说唱气息的白话散文。这两部作品风格明快，语句短，节奏快，如惊呼呐喊，催人奋起。它们一方面指出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中国人民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牢中之物，另一方面又指出帝国主义者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全国各行各业民众同心同德,牺牲个人以为社会,牺牲现在以图将来,奋起反抗,中国必将建成独立富强的国家。由于其内容、形式都切合革命需要，清末曾广为流行。湖北日知会曾将它们作为宣传品在清军中散发。有人认为其影响“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冯自由《革命逸史·〈猛回头〉作者陈天华》）。

陈天华的章回小说《狮子吼》现存8回,1905年发表于《民报》。小说描写狄必攘、孙念祖等人组织革命党，联络会党，留学欧美，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师进行反清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的故事。在“楔子”中,以“混沌国”比喻中国，以“蚕食国”、“鲸吞国”、“狐媚国”比喻帝国主义列强，揭露清政府把“混沌国”割送给帝国主义列强，斥责帝国主义者杀人如麻、残酷压榨百姓的罪恶，呼吁同胞当如睡狮醒吼，穷追虎狼。但小说明显表现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派的局限，以进化论解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认为义和团反帝为“滋事”，有浓厚的种族革命思想，以及乌托邦的空想。

陈天华的作品经后人收集整理为《陈天华集》，有1928年民智书局本、1944年中国文化服务社本、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本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刘晴波、彭国兴的编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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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平 返回目录

宋元间词人。字君衡,一字衡仲,号西麓，别署莆□澹室后人。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德□元年(1275)时任沿海制置司参议。元至元十五年(1278)，以图谋恢复旧朝之嫌入狱。经同官袁洪营救得免。后被征，北赴大都。晚年居家。

陈允平是格律派词家。青年时代即与张枢、李彭老及周密等酬唱。词学周邦彦,刻意摹仿。《西麓继周集》120余首,皆和清真词韵。《日湖渔唱》又喜改换韵脚的平仄，可见其精于审音。填词以平正和雅、清婉绵丽为特色。所作《西湖十咏》颇见寄托。如“御苑烟花，宫斜露草，几度西风弹指”。(〔齐天乐〕《南屏晚钟》)等,伤时念乱，凄恻感人。其他如“琴心不度春云远,断肠难托啼鹃”（〔绛都春〕）、“玉宇无尘凉似水，销不尽，许多情”（〔糖多令〕），或疏或密，并饶风致。陈词偏重艺术形式，颇为清代浙派词人所推崇。朱□尊编《词综》，选录其词23首之多。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推许他为“词中上乘”。但常州派的周济却斥为“疲软凡庸，无有是处。书中有馆阁书，西麓殆馆阁词也”(《介存斋论词杂著》)。在现存约200首词作中,祝寿、咏物与和韵之作占了绝大部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梅溪（史达祖）、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草窗（周密）、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这是精当之评。

著有《西麓诗稿》及《西麓继周集》、《日湖渔唱》词二种。《日湖渔唱》有《词学丛书》本，《粤雅堂丛书》本，《□村丛书》本。《西麓继周集》有《□村丛书》本。《西麓诗稿》有汲古阁景抄《南宋六十家小集》本。

陈与义 返回目录

宋代诗人。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徽宗政和三年（1113）登太学上舍甲科，授文林郎、开德府教授。后历官太学博士、秘书省著作佐郎等职，不久谪监陈留酒税。北宋亡，奔徙于今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高宗绍兴元年(1131)，抵临安（今浙江杭州）。历任中书舍人、侍讲、礼部侍郎、翰林学士等职。绍兴七年任左中大夫，参知政事。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可以金兵入侵中原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风明快，很少用典，以《墨梅》诗受到徽宗的赏识。南迁之后，经历了和杜甫在安史之乱时颇为相似的遭遇，转学杜甫。他不象江西派诗人那样,只从句律用字着手,而是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题材广泛,感时伤事，成为宋代学习杜甫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陈与义与吕本中有过交往，但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并未列陈与义之名。宋人也有称他崇尚陈师道的，但多数人认为他最近于杜甫。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杜甫为江西派的“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陈与义不是江西人,作诗重锤炼,固然有与陈师道相似的地方，但他重意境，擅白描，与黄庭坚的好用典、矜生硬，迥然有别，不应列入江西诗派。

陈与义诗作最逼近杜诗的是七律。象《登岳阳楼》之一、《巴丘书事》、《再登岳阳楼感慨赋诗》、《除夜》等，雄浑悲壮，感慨多端。五言律如《雨》诗 2首、《除夜》等则以清迥峭刻见长。五言古诗写景造意，接近谢灵运、柳宗元等人。如《夏日集葆真池上》中间写景：“鱼游水底凉，鸟宿林间静。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观察细密，造语工致。七言绝句重在意趣,格调清婉,如《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春日二首》、《中牟道中二首》等，或工于兴寄，或活用典实，屡见新意，耐人寻味。

陈与义亦擅词作。〔临江仙〕中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虞美人〕中的“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等名句都为人称诵，胡仔、黄□等人对他也有较高的评价。总的说来，他的词作以清婉秀丽为主要特色。

陈与义集原为其学生周葵编,共10卷,早佚。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胡□笺注《简斋诗集》30卷(附《无住词》1卷)刊刻问世,《四部丛刊》即据此影印,并附印元刊《陈简斋诗外集》。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与义集》即以胡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