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汉末冀州刺史州牧详考
上述皇甫嵩领冀州牧一事，于《后汉书》中有两处记载，稍有不同。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冬十月，皇甫嵩与黄巾贼战于广宗，获张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尸。以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黄巾于下曲阳，斩张角弟宝。”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嵩复……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
相较而言，纪无领冀州牧事，拜车骑将军又在斩张宝前。
假定皇甫嵩有领州牧一事，则其前任为黄巾之乱所杀耶？为剿匪不利罢免？或坐他罪免官？
检《后汉书》各州刺史于乱中死，必有明言于帝纪，如：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 “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孙坚杀荆州刺史王睿。”“青州黄巾击杀兖州刺史刘岱于东平。” “八月，马超破凉州，杀刺史韦康。”
原刺史如非乱中所杀，于此紧急非常之际，更换长吏，又为人主所忌，《后汉书》亦未见乱中更换刺史之事，则应另寻它种可能。稍为之索隐得如下一条材料：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馀万，天下骚动。”
裴注引晋人司马彪《九州春秋》详述其事，若信此事为真，比之于《灵帝纪》或《皇甫嵩传》可知，王芬此次预谋叛变当在光和七年（即中平元年）五月皇甫嵩、朱儁、曹操大破颖川黄巾之后，在十一月金城边章、韩遂叛汉以前。[7]
以此考核，若嵩真有领州牧一事，盖因原州刺史王芬自杀，诸郡无所统辖，故此行权宜耳。车骑将军者，仪同三司，出任州牧真二千石，秩所应当，所领州牧不过月余，非制度有所更改。
《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乃以琮为冀州刺史。”
后任贾琮，复为冀州刺史，是制度未改之明证。 [8]
从以上考证可知，无论皇甫嵩领冀州牧一事是否确有其事，并非制度上有所更改，则以州牧代刺史之制度，当起于中平五年，而非中平元年。
以下述从贾琮至袁绍的历任冀州刺史州牧情况，以见刺史州牧演变的一般情形。
琮本传曰：“灵帝崩，大将军何进表琮为度辽将军，卒于官。”
其继任当是因献冀州而著名的韩馥。
《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珌、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与袁绍之徒十余人，各兴义兵，同盟讨卓，而伍琼、周珌阴为内主。”
此一事若详细考述，颇可见汉末史载之混乱，这里暂不展开，附于文后。此处，只想讨论一下，对于韩馥的另一种记载。
《三国志·蜀书八·许靖传》：“灵帝崩，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而迁靖巴郡太守，不就，补御史中丞。”
这两段记载非常相近，最大的区别在于韩馥拜为冀州刺史还是州牧。这个问题历来没有注家重视，大概是他们觉得中平五年改州牧后，州牧刺史二辞，不过同一语而已。这个观点上一章中，我已经进行了反驳。时人既然区分州牧与刺史，那么韩馥是冀州刺史还是冀州牧？


从现存文献的情况来看，只有上举《董卓传》及《刘虞传》云：“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两处。其它记载均为冀州牧。《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引《唐六典》：“尚书秩五百石，次补二千石。”则韩馥出为州牧、守相可也，为刺史则颇不和于品秩。则冀州于此时始置牧。
初平元年正月，韩馥等人出任州郡之后不久，袁绍就联合山东豪杰攻击董卓控制下的洛阳。二月，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从此以后开始的所谓三国时代，是国人所熟知的一段历史。袁绍夺韩馥州牧、曹操与袁绍争霸河北事历代评论、研究不绝，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1] 除了本章中叙述的研究，顾颉刚有《两汉州制考》一文，另辟蹊径，开拓出以历史地理学视角研究两汉州制之新领域。此领域中，今人辛德勇有《两汉州制新考》一文，考证精详，学养深厚，不容吾侪置喙，可以作为政治史研究之重要参考。
[2] 两处引文同载《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自序即《狱中与诸甥侄书》
[3] 今《后汉书》诸志非晔原作，刘昭所注亦非《后汉书》，乃司马彪之《续汉书》，今人罗炳良在《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一文中已作详细的考辨。
[4] 当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东汉灭亡的原因，但是对于政治上之直接原因亦无新的检讨，往往因袭旧说而已。
[5] 《三国志·蜀书一·刘焉传》“当收俭治罪”下，裴注引《续汉书》，后又引《汉灵帝纪》有人认为是一本独立作品，但《隋书·经籍志》无载，当是《续汉书》之纪。其中有“敕焉为益州刺史”一句，史料中仅一见。前文“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已颇为窜乱，此处更难以征信。
[6]《皇甫嵩传》中阎忠已言明此理。吕苏生《论秦汉时期河北地区的历史地位》一文，收入《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亦收《袁曹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都可资参考。
[7] 《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将此事列于中平五年六月，不知何据。又，此事不见于襄楷本传、陈蕃传稍叙子逸事，亦不载此事。
[8] 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于汉末冀州刺史州牧考证颇有疏漏，灵帝中平条下云皇甫嵩、贾琮、刘焉、公孙度、王芬相代。王芬任在皇甫嵩前，前文已证之。《灵帝纪》中平五年云：太常杨赐为太尉。刘焉任益州牧前官至太常，当在此时。刘焉屡迁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则其在任比远早于王芬前，很可能远在中平元年以前。《袁绍传》附《公孙康传》言及其父公孙度云：“初避吏为玄菟小吏，稍仕。中平元年，还为本郡守。”《三国志·魏书八·公孙康传》云：“后举有道，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则公孙康任冀州刺史亦在中平元年以前。废帝下系河内李邵，表后史料云采自魏志一五司马朗传，考《三国志·魏志十五·司马朗传》云：“后关东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据此李邵曾为冀州刺史，时已居家，而其任冀州刺史之时虽已不可考，但必在中平元年黄巾乱起以前。严表影响广大，多为学者所采，故不得不于此有所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