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人才风景之所以如此壮观，不但因为人才众多，各擅专长，还因为人才的聚合与流动，当是时也，群雄千方百计地在割据地发掘人才，可说是搜罗将尽，被埋没的不多。同时在诸侯并吞的过程中，雄才大略者不仅注重于土地的得失，更看重于人才的得失。在乱世中，使用人才的前提在于延揽人才，因为没有一个有权威的政治机构来举行县考、乡试、会试、殿试；而延揽人才的前后又存在着如何鉴别人才，人尽其用的难题；最后使用人才还存在着激励人才，得其死力的难题，以下试分述之。
甄别人才其一：用人须德才兼备，而德重于才
三国中用人的一个总纲领是要求“德才兼备”。“才”当然是指人才具有的各方面才干，“德”则是古人所强调的“忠孝仁义信”。
虽然表面看来，曹操用人偏重于“才”，他发布的三次求贤令 (公元210年《求贤令》，公元214年《教有司取士毋为偏短令》，公元217年《举贤勿拘品行令》 )都贯穿着唯才是举的思想，曹操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然而这仅仅是为了扩大延揽人才的范围。在真正面临取舍时，做为一个人才战略家，他还是将人才的德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曹操对推举尽忠守孝的人的解释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一个忠于故主的人如果为我所用，难道就不能忠于我吗？因而作为曹魏集团的最高统治者，他用人最看重人才的“忠孝”，而身处乱世之中，其本人的出身又非士族，故而不看中人才的仁信与其他方面。曹操斩吕布而释张辽就是一个明证。曹操于下邳城生获吕布及其部将张辽，吕布骁勇善战，当世无敌，但背主弃义，平行低劣，故曹操杀之而不敢用之；张辽乃吕布部将，忠心事主，慷慨求死，而曹操反而舍衣赐坐，张辽遂降，终其一生为曹操驰骋疆场，立下汗马功劳，胜一吕布多矣。 曹操可谓知人也。
曹操知人之明，亦由其慎用司马懿为逆证。终曹操一生，司马氏不得重用，只因曹操知其心高志大，权重必生二心，而及曹操之孙曹睿，竟然托孤于司马懿，司马氏固才智高绝，足以辅佐朝政，然其父子三人专权拔颰，不逊于董卓、曹操当年。背义卖主，尽杀曹氏宗族，操纵幼君于股掌之上，后终以晋代魏，足见曹睿所托非人。
观东吴托孤亦然，孙权将死，托孤于太傅诸葛恪。诸葛恪乃诸葛瑾长子，幼年早慧，聪颖过人，甚得孙权器重 。才固过矣，然德未必尽然。诸葛瑾见其才尽露于外，叹其“非保家之子” 。诸葛亮亦知“恪性疏”，书至陆逊，谓其不可典主粮谷 。尔后诸葛恪竟然尽掌东吴军政大权。适逢魏军南侵，遂破魏于东兴，并试图乘胜直取中原，结果攻城不下，大败而归。身为主将，军败不先责己，反而恐朝臣议论，收集众官将过失，威慑群僚；并任用亲信统领御林军。终被东吴宗室孙峻诱而杀之，全家遭灭门之祸 。
而观白帝城刘备托孤于孔明，可谓得人矣。同是以幼君托老臣，诸葛亮职虽为臣，代君行令，事凡庸之主，摄一国之政。令出与相府而不出与宫廷。观其表象，与魏、吴托孤又有何不同？然而诸葛亮不单有管仲之才，更有周公之义；诸葛亮专权而不失礼，行法严而国人悦服，此不同于司马氏之处；诸葛亮己有功则让下属，下游阙则躬其咎，攻战失利则上表罪己，自贬丞相 ，此不同于诸葛恪之处。故而上能不生疑心，下能不兴流言。才高多谦逊，功高不震主，诸葛亮可谓德才兼备，刘备可谓知人得人。
诸葛亮本人用人也是坚持德才兼备，德重于才的用人标准，他为蜀汉推荐、拔擢了不少忠直之士、英俊之才。《三国志-蜀志-姜维传》里，裴松之曾在注里引用郭颁的《世语》：时蜀之官属皆天下英俊。诸葛亮力荐的庞统、法正、蒋琬、刘巴、姜维、向宠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以对蜀国的忠贞不二和非凡才干而著称，在军政的重要位置上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诸葛亮在世之时，虽重用魏延、杨仪二人，深知二人皆有过人之才，然其密表刘禅曰：魏延“性矜高”，杨仪“性狷狭” ；在他看来，两人都不能团结人，是有才缺德；他在世尚可制衡二人，他去世则无人制之。是故诸葛亮临终遗表属意蒋琬咨政，姜维领兵。诸葛亮在《与蒋琬书》中称姜维“既有胆义(德)，又深解兵意(才)。此人心存汉室(德) ，而才兼过人 (才)。 ”诸葛亮虽殆，蒋琬姜维等共同辅佐刘禅，使蜀国边境无虞达二十九年之久。蜀国地小偏安，仍能以数万之众连连采取攻势，使魏国的数十万军队只能坚守，若非蜀主孱弱，天下之事诚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