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作者:金正鱼,来自宋词吧)
从诗到词的体裁转变,在我理解正是为了更好表现音乐性。诗里多是五言七言句,这种句式逐渐束缚了其音乐性的发展。懂一点作曲的人知道,过于整齐的句式留给作曲家的腾挪空间相对很小,长短句就好多了,从一字句到九字句,可以尽情发挥,甚至可以自创词牌,需要几个字就几个字。
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可以部分看出宋词音乐与唐诗音乐的变化。凡是精通音律者擅写长调甚至能自创长调者,柳永,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等等等等,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几乎都非常不擅长写七律。如果说是他们的气质与七律的浑厚不合也不对,李商隐的无题系列就不怎么浑厚,何况北宋还发展出了“西昆体”。故而这些精通音律者集体放弃七律,怕是有着另外的原因。在我估计很可能是长调的音律节奏与七律差别极大,甚至南辕北辙。不解音律者感受不到这种障碍,而对于精通音律的这些词人却是一道不爽的鸿沟。有个笑话讲一个作曲家睡早觉,学生有事来找,在门外等了很久也不见动静。于是学生故意在客厅的钢琴上弹了一连串不解决和弦,过了一分钟作曲家无法忍耐的冲出卧室,直奔钢琴用力弹了几个主和弦。
以此衡量,苏东坡和陆游是不大解音律的,至少比周邦彦等人的音乐修养差的不是一两个层次。正因为没有音律的障碍,苏东坡和陆游反而长调七律都能写,还写了很多。陆游驳《词论》的:"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也是转弯抹角的捎带着为自己辩护了一下。实际这个论据是很缺乏说服力的,喝高了唱一嗓子并不能代表就解音律,如同今天去KTV的未必就识谱。
这种情况参照今天的流行歌曲可以很直观,曲子好的歌容易流行,曲子不好听,词好也没用。